一、技术统治论的延伸

技术统治论同一种社会组织的观念有联系，这种社会组织以科学知识为根据，并为拥有这种知识的人（技术专家和学者）所管理，权力应从资本家那里转到这些人手中。技术统治主义作为一种运动和思想体系，作为一种自认为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学说，是于 20 世纪初最先在美国形成的。那时出现了迅速扩大的科学技术专家阶层，技术统治思想也就有了必要的社会基础。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伦（1857—1929 年）被公认为技术统治论的创始人。凡勃伦从理论的角度阐述了在当时已表露出的日益扩大的科学技术专家层的社会状况问题，分析了科学技术发展条件的更广泛的问题。他提出了由工程师实行“革命变革”并继而对“工业系统”进行控制的思想，并成为技术统治思想体系的基石。在他的《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一书中，进一步考察了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历史和对社会的影响，并以技术发展的水平为标准把历史分成一些时期或“阶段”。凡勃伦认为，技术进步能够建立有别于资本家自私自利的内心世界的价值体系。他把关心全社会的福利、扩大生产同自私自利地追逐利润相对立，把保证所有人的富足物质生活提到最高目的的位置，“工业系统”的发展、国家生产力的合理利用、有效的管理措施都应服从这一目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经济假繁荣和技术组织方面的成就，使人们对经济能够在科技革命的浪潮中“重整旗鼓”产生了信心，这时，认为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历史创造者的“技术决定论”成了西方拜物教意识的现代特殊形式。因此，进入五六十年代，也标志着技术统治论思想发展的新阶段。这时技术统治论的基本观点是：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应该从工艺方面来解决，为了保持已经达到的“社会一致”，只要保证有必要的经济增长态势即可。“经济增长阶段论”和“工业社会论”成为代表性观点。当时著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思的两本著作《新工业社会》和《经济理论与社会目标》很引人注目，作者认为科技革命为社会的民主化、为现存的经济制度

重新确定人道主义的目标和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目的提供了可能，他指出了科学技术革命给 20 世纪美国社会经济和社会结构带来的巨大变化。“最明显的变化是物质生产领域采用日益复杂的现代技术和机器代替了原始的手工劳动，并且随着它们在管理其他机器方面更广泛的运用，开始完成人脑最简单的功能。”①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技术统治论由“工业社会论”过渡到“后工业社会论”。最初，技术统治论的幻想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的基础上，即科学技术革命能保证如此活跃的经济增长，能使物质消费方面的“物”的福利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至足以消除社会上的各种冲突。这种幻想在 70 年代前的“工业社会论”中已形成一套理论，但是此后几年中发生的事件给这种幻想及理论以很大的冲击。西方社会进入了社会冲突空前尖锐的新阶段，进入了政治不稳定和经济衰退的新阶段。因此，自 60 年代末以后，西方社会思想界试图克服技术决定论的惰性，建立一种考虑多种因素的理论。这种背景下，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创立了“后工业社会论”。贝尔的“系统”方法和先前工业主义理论家的“唯技术决定论”相比，有许多优点。在他的“后工业社会”草图中，技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联系的简单化程度较轻；技术进步使社会发生变化的作用不是被看作一种直接的、单一的作用，而是一种间接的、有组织的结构，并可以随经济部门的构成、业务性质、社会结构等方面的变化而有所变化。贝尔所提出的方法论路子，就是要把社会看作工艺、社会结构、政治、价值观、需求动态等等因素相互作用的体系。他认为后工业社会的基本特征有 5 个（它们分别是后工业社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经济上从制造业为主转向服务业为主；第二，职业分配引起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专业的技术劳动者占突出地位；第三，轴向原则。也叫“中轴”原理，是指不同的社会领域从属于不同的中心原则，不同领域的行动可以用不同的“中轴”原理来作为衡量的标准。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是理论居于核心统治地位的社会，是围绕科学知识组织起来的，科学技术成为社会的中轴；第四，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有计划的、有节制的，要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进行评估和控制；第五，通过智能技术，对各项政策制定作出决策。这位未来学家试图从这些趋势出发，勾画一个“新社会”的基本轮廓。虽然他的见解主要是理论性的，与社会实际还相差甚远，但他的思想见解却对后来的进一步阐述者起了引导作用。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约翰·奈斯比特的《大趋势》以及赫尔曼·卡恩的“大过渡”理论，均与贝尔的思想一脉相承，只不过是在贝尔的理论框架内塞进不同的内容，形成多种多样的“后工业主义”变体。

托夫勒的三次浪潮观点，在西方的影响很大。托夫勒所说的三次浪潮是指人类社会文明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次浪潮就是农业阶段，即渔猎游牧社会到农业社会；第二次浪潮是工业阶段，即工业文明的兴起，至今不过 300 年；第三次浪潮，即“超工业社会”。他认为从世界范围看，第一次浪潮实质上已经消退，第二次浪潮还没有完全失去它的威力，而第三次浪潮正在波涛汹涌而来，潮头所至的各处，事物无不在发生变化。托夫勒将贝尔的中轴原理更加具体地运用于对社会的考察，通过分析科学技术对社会经济的深刻影响，指出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一些变化。他认为第三次浪潮的出现，就是

① 杰缅丘诺克：《当代美国的技术统治论思潮》（中译本），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81 页。

人类迎来了美妙的未来，这是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观点所表明的一种未来社会的发展战略模式，也是托夫勒的社会历史观的反映。

约翰·奈斯比特是美国社会学家，于 1982 年出版了《大趋势》。他把贝尔的“后工业社会”明确称为“信息社会”，他承认自己的看法许多来自贝尔的思想。他比贝尔和托夫勒更详细地考察了在第三次浪潮中美国的经济社会变化，并把这种变化概括为“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第一，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转变；第二，从强迫性技术向高技术与高情感相平衡的转变；第三，从一国经济向世界经济的转变；第四，从短期考虑向长期考虑的社会转变；第五，从集中到分散的转变；第六，从向组织机构求助到依靠自助的转变；第七，从代议民主制到共同参与民主制的转变；第八，从等级制度到网络组织的转变；第九，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由北向南转变；第十，从非此即彼的选择到多种多样的选择的转变。奈斯比特的十大转变，他自己认为是“看到一个新社会的轮廓正缓缓出现”，他提出了一种未来发展模式。赫尔曼·卡恩是乐观派未来学家，他的核心观点是“大过渡”理论，实

际上仍是贝尔“后工业社会”理论的一种发展形式。卡恩认为，人类的大过渡已经历了 200 年，再过 200 年就会完成大过渡。那时将出现“后工业社会”，只要作出极少的人为努力，就能得到充裕的物质和服务上的满足。在大过渡时期，人类由贫穷变为富有，从原始时代进入工艺时代，居住环境从乡村变为城市或城市化乡村。为了让人们了解“大过渡”学说，卡恩把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如下划分：

1775 年以前，还没有工业化。

1775—1875 年，西北欧、日本及北美洲进行初步工业化的 100 年。

1875—1950 年，欧洲、日本及北美洲出现大规模消费社会，全世界的工业化开始进行。

1950—1990 年，世界经济及人口迅速增长，初步出现超级工业国。

1990—2025 年，在大多数西方文化的国家及部分新儒文化的国家（如日本、新加坡、韩国和港台地区）或甚至前苏联，出现“工业化后”的经济制度。世界经济初次显露成熟的迹象，人类开始认真开展移植到太空的行动。 2025—2175 年，世界人口和经济增长率下降（甚至绝对数也减少）。结

果，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需要 150 年才能建立“工业化后”的经济。

2175 年以后，“工业化后”的社会巩固下来或停滞不前，或进入人类发展的下一个阶段。

怎样才能完成大过渡，卡恩认为，促成大过渡的唯一条件是经济继续增长，并认为继续增长是可能的事，他提出“资源无限论”、“石油价格下跌论”和“人口不会爆炸论”，来直接或间接地为“经济可能继续增长”这一论断服务。

总之，从凡勃伦的工程师“革命变革论”，到加尔布雷思的“工业社会论”，再到贝尔的“后工业社会论”及其诠释者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奈斯比特的十大趋势以及卡恩的“大过渡”理论，技术统治论就是这样延伸开来，这就是世界未来技术乐观论的历史渊源所在，并由此奠定技术乐观论者的理论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