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革新

清末，佛教一如中国的社会，衰落而面临生存的危机。佛教衰颓的原因，

除社会方面外，其自身的堕落是一个主要因素。据太虚《整理僧伽制度论》统计，清末民初全国共有僧尼约 80 万人，但多是徒有其表。印光法师批评清代佛教有“三滥”：滥收徒众，滥传戒法，滥挂海单。佛教对现世人生采取消极态度，其关于死后问题的神秘主义理论，成了统治者愚弄人民的工具。佛教的教理荒芜，教制松弛，教产被攘夺。面对威胁寺院存在的庙产兴学运动，佛教界终于被迫团结起来进行抗争。

佛教组织的兴起：佛教教育的普及是与佛教组织的兴起密切相关的。1912 年，第一个全国性的佛教组织“中华佛教总会”成立于上海，敬安和尚任会长，旨在团结全国僧尼，保护和弘扬佛法。敬安初步提出了保护寺产、振兴佛教的口号。但成立后不久，敬安被当时极端排佛运动气死。1915 年该会遭到袁世凯政府取缔。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以居士为中心的佛教会。

代表人物：当时，活跃于中国佛教革新运动的僧人，有敬安、太虚、谛闲、圆瑛等人，最著名的是南京毗卢寺太虚（1890—1947 年）。太虚是近代佛教史上闻名中外的高僧和佛教学者，他一生致力于中国佛教革新运动，主张改革僧制，培育僧才，提倡人间佛教，在中国近代佛教文化发展史上起有重大作用。

20 世纪初，太虚法师有感于现存佛教的不合理和排佛危机，发愿革新、振兴中国佛教。他通过办学和办刊物等，发起“佛教复兴运动”，并发表《整理僧伽制度论》。倡议进行佛教改革，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1913 年，太虚在他的老师敬安和尚的追悼会上发表演说，提出了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的主张，号召重视人生、社会，复兴佛教。所谓“三大革命”，即：一、教理革命。就是革除以往专为帝王愚民政策服务、充当鬼神祸福说教工具的旧佛教，反对专作死后问题探讨，而注重研究人生，发扬大乘佛教自利利他精神，以五戒十善为人生基本道德行为，以此去改善国家社会的政治经济，建设人类互敬互爱的社会制度；二、教制革命。就是改革僧众生活制度，以适应时势而合理的现代僧伽制度取代以往的丛林制度；三、教产革命。就是打破深受世俗宗法制度污染的剃度、法派继承遗产的私有私占制，使佛教财产不为少数住持独霸，而使之成为十方僧众公有，以为供养有德长老，培养青年僧伽及兴办佛学教育之用。

“三种革命”的重点是整顿僧制。太虚说：“志在整兴佛教僧会，行在瑜伽菩萨戒本。”他建议，在国家设立佛教总会和“佛法僧园”，在地方设置“持教院”、“行教院”和“教所”，负责掌管佛教事务。各宗依山立寺，并象日本那样，分本寺和支寺。一切寺院、教团和正信会皆订制法规，民主推戴住持。太虚还主张教产多用以办学，鼓励研究佛学与现实的关系。

1915 年，太虚撰写《整理僧伽制度论》，宣传佛教改革运动。太虚目睹当时佛教寺院的衰落，便打算对于现行的寺僧制度改革，提出整顿僧伽制度的主张，力图补偏救弊，重新统筹全局。他在《整理僧伽制度论》中正式提出了他的有关改革寺僧制度的主张。当时，中国的佛教寺院的一般情况是：较小寺院，基于剃度而形成的师徒关系；大的丛林，基于传法制度而形成的法派关系。这两者，实际上都是一种宗教化了的封建宗法制度。佛教寺院便为这种封建宗法势力所把持。

1918 年，太虚等人在上海创立“觉社”，目的是出版图书，编发丛刊《觉社丛书》（后改名《海潮音》月刊），宣传佛学思想。

为了整顿佛教，针对中国佛教宗派林立、争论纷起、难以融合的局面，

太虚写了《佛教各宗派源流》一书，合论大乘各派，将各宗教疏而通之。他发起的佛教革新运动，确也曾感化了不少僧侣居士。近代佛教经太虚

等大力倡导略有转机。

佛教思想的影响：中国近代是一个革命的时代，一方面，在民族危难、社会动乱之际，有不少僧人参加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斗争。大乘佛教的慈悲济世，普度众生的思想，也激发不少佛教界人士投身社会进步事业和社会福利事业。辛亥革命前后，有不少僧侣参与或支持了反对封建专制的革命，早期民主革命领袖也充分信任和借助了这一股特殊的革命力量。孙中山曾十分赞赏宗仰上人等慷慨资助革命，并常常与他们共商革命大计。另一方面，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救国以振兴中华。当时的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为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纷纷向各种思想领域（包括西方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寻找思想武器。其中有些人认为中国佛学中的一些思想可以救中国，就提倡佛学，宣扬佛学，大力发展佛教文化。在五光十色纷至沓来的近代思想中，佛学不失为一股引人注目的潮流。

近代的民主维新运动发展就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维新派人物谭嗣同和章太炎等，都曾以佛学思想作为他们进行变法的理论武器，用以激励人们去进行变法斗争，发奋图强。近代中国佛教曾打出“人间佛教”的旗帜，而近代第一个把“清淡”佛教变为“人间佛教”的实践者是谭嗣同（1865—1898）。他曾师从杨仁山学佛，后又受康有为、梁启超影响而“大服”佛教。他的思想核心是“佛学社会主义”，其代表作为《仁学》。他从佛学中引申出反对专制、要求民主的思想，要求发展近代自由经济。他在中国戊戍变法维新失败时，用生命写就觉悟即佛生死一如的涅槃那种舍身成仁的精神，可以说是人间佛教的实践。他以信奉并最终实践佛教“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度世救人精神，为维新运动谱写了悲壮的一幕。章太炎（1869—1936），是处于新旧思想交接点上的一位“博大精深、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资产阶级革命家。他的宗教观很快就从中国传统的无神论转向“建立宗教论”。因为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来临，他们需要宗教信仰“发起信心”，“增进道德”，激发热情，鼓舞英雄行为。他提出建立宗教论，在 1906 年中国民族民主革命面临极端困难时，对于唤起革命勇气，无疑有积极的意义。他的佛学思想突出了“平等”、“独立”（自贵其心）、“自由”（依自不依他）、“民主”

（众生皆佛）等观念，要求破“人我”“法我”，敢于赴汤蹈火与封建专制抗争，表现了民族民主革命的精神。

佛学佛法研究，是中国近百年来我国学术界一种新风气。章太炎等一班主张革新的仁人志士，他们那种勇猛精进、大雄无畏的精神，悲天悯人、仁民爱物的胸怀，不少是从学佛中得来的；就是他们治学方法的精严，也可说是得力于《因明》的研习。这些都和杨仁山的佛教学术活动开风气之先、创有利的条件有关。所以杨仁山不仅在佛教中重振义学之风，也对我国民主维新运动，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