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佛教世俗化

在日本早期传统的诸宗派中，唯有净土真宗不依据佛教的清规戒律而树立自己宗风，允许僧侣娶妻食肉。宗祖亲鸾娶慧信尼为妻，生有四男三女。自明治初年，佛教的世俗化广泛波及各个宗派。明治三年正月（1870 年 1 月）， 明治天皇下达宣布大教的诏书，明确政教合一的制度；四月又把宣教使作为博士，分正、权、大、中、小的区别，而且命各地的知事、参事亲自担任宣布大教之职。如果是由官员以外的人掌握宣教职务，则根据他的人品任参事或“属准席”。明治四年（1871 年）八月，废神祗宫，改设神祗省，以省的长官、神祗伯作大臣，并且断绝政治与佛教的关系，废除敕愿所和敕修法会， 把宫廷内部的佛像迁移到泉涌寺的恭明宫，停止御所、门迹、院家、院室之号，还没收一切寺院领地；明治五年（1872 年）八月以后，又废除了僧位、僧官，把普化宗、修验道这样的所属不明的宗派全部废除；此后，僧侣只是一般职业，命令他们称姓氏；解除官府关于食肉、带妻、蓄发的禁令，明确

规定僧侣食荤、娶妻、蓄发；废除关于女人结界的制度；允许各地随便合并寺院，除总本山之外，废除一切无施主、无住持的寺院，禁止僧尼托钵；明治六年（1873 年），又承认僧尼有蓄发、食荤、婚姻和还俗的自由。这就为现代日本佛教演变为居家佛教，即僧侣得以享受一般公职人员的权利，过着同样的家庭世俗生活奠定了基础。明治七年（1874 年），还曾禁止火葬。这样一来，各县任意毁坏寺院到毫无忌惮的地步。

明治五年，政府又废除神祗省而设置教部省，把祭典、祀典事务全部移交式部寮，而把关于宣教的事务，都移到教部省，命神道教的神官和佛教僧人担任“教导”（共十四级），向全国人民宣传“三条教则”，即：“敬神爱国”，“天理人道”，“奉戴皇上，遵守朝旨”，为巩固立宪制天皇专制统治和维新政策服务。在各宗设置“教导职管长”，使其统辖全宗；后又制定一宗一管长制（包括天台宗、真言宗、净土宗、禅宗、真宗、日莲宗、时宗）；明治七年，禁止非教导职的人担任寺院住持。

明治五年五月，佛教各宗上书政府，要求创立神佛合并教院，教育学生， 体念三条教则之旨，而且传授西方各国文化，以培养合格的“教导职”人才。这个建议得到批准。首先在东京创立“大教院”，让各地按照大教院的样式成立“中教院”，各宗寺院成立“小教院”，混合吸取神道和佛教、儒教的学说，也吸收西方文化，培养“教导职”人员。教部省命令各地教导人员向民众灌输“神德皇恩”、“人魂不死”、“天神造化”和“君臣、父子、夫妇”等说，佛教被用来配合神道教进行这种“敬神忠皇”，维护新政的宣传。作为佛教教义的本色，已经灭绝难见了。

这时期日本的寺檀关系弛缓。德川幕府为防止基督教的传播，曾授权佛教寺院掌户籍，形成严格的寺檀关系。寺院依靠信徒的奉献和幕府、大名施舍的土地，保持丰厚的经济来源。明治政府以神道教为国教，建立以神社为中心的“氏子”（当地神社的信徒）制度。1889 年（明治二十二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日本臣民在不妨碍安宁秩序及不违背臣民义务的条件下”可以享有“信教自由”的权利。佛教在新的历史时期又有发展。在有限的“信教自由”范围内，基督教得到允许传播。这样，佛教原有的寺檀关系基本瓦解。明治政府又把寺院原有的领地收归国有，这对以领地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天台宗、真言宗、禅宗、净土宗是很大打击。当然，上缴领地并不意味着寺院完全没有土地，由开垦或以买卖方式得到的土地仍归寺院所有， 原由大名领主施舍的土地也可以用钱赎买。因此，寺院除从信徒那里取得贡物外，也把土地出租，从佃农那里索取租米等。旧的寺檀关系虽已破坏，但信徒仍到寺院祭祀祖先、举行丧葬仪式及传统信仰活动，寺檀关系仍在相当程度上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