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天主教在亚非拉

亚非拉国家一直被罗马天主教视为传教区，在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一个世纪里，在这些传教区从事传教活动的传教士主要来自法国，其次是意大利、德国和比利时以及荷兰。罗马天主教的传教力量是由守独身的修女、修士和神甫组成的修会构成的。在 1814 年—1914 年的一百年里，天主教女传教士作用的增强是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女传教士占罗马天主教传教士总人数的一半以上。

这一时期，罗马教廷对天主教传教士在亚洲、非洲和美洲的活动的控制大大增强。同以往相比，这一时期传教活动比较强调灌输宗教知识，那种在刀剑的逼迫下强迫大批本地人入教的事例较少，以个人或家庭成员全体入教的事例较多。

①亚洲的罗马天主教。整个 19 世纪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亚洲一直是罗马天主教最重要的传教区，天主教在中国、印度、菲律宾、朝鲜、日本和印度支那等地都获得了较大的进展。当然天主教在这些地方的传播，也遇到了当地文化、宗教和民族主义的抵抗以及基督教新教传教力量的竞争。

罗马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罗马天主教最早传入中国是在元朝。第二次传入是在明末清初，但是自雍正朝起，天主教在中国遭到禁止。此后除极少数传教士仍留在朝廷从事技术工作外，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陷入停顿状态。1842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基督教的传教士在《中英南京条约》和

《中法望厦条约》的保护之下，获准进入五个通商口岸建堂习教。法国特使拉萼尼通过两广总督耆英奏请道光皇帝对天主教解除禁令。1846 年朝廷宣布，“所有康熙年间各省旧建之天主堂，除改为庙宇民居者毋庸查办外，其原旧房屋，各勘明确实，准其给还该处奉教之人”。但外国人仍不准在内地传教。1856 年，法国借口马赖神甫在广西西林县被杀，联合英国发动了第二

次鸦片战争。接着清政府先后被迫与西方列强签定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中法天津条约》第十三款规定：“凡按第八款，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凡中国人愿信奉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向来所有或写、或刻奉禁天主教之明文，无论何处，概行宽免。”在《中法北京条约》中，法方私自加上“任佛（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土地，建造自便”的话，使基督教传教士获得了进入我国内地租买土地、建堂传教的权利。法国也获得了在中国传教的“保教权”。尽管法国政府在国内是反对教权主义的，但法国公使直至 20 世纪一直在中国施行这种保教权，认为它比商业手段更有利于法国向中国各地的渗透。

这一时期，来中国传教的天主教修会有法国耶稣会、遣使会、巴黎外方传教会、意大利方济各会、米兰和罗马的外方传教会，西班牙多明我会和奥斯定会，比利时圣母圣心会，德国圣言会等等。还有一些女修会如法国的仁爱会和拯亡会也来到中国。他们把中国分为各自的管辖区，遣使会主要集中在包括北京和天津在内的北方地区。耶稣会集中在长江下游地区，它的总部设在上海的徐家汇，并建立了印刷厂、孤儿院、学校、大、小修道院、藏书楼、报馆和天文台等机构和设施，成为罗马天主教在中国的中心。方济各会主要在华中各省从事传教活动。巴黎外方传教会则主要在中国南方的云、贵、川、两广和西藏以及东北地区，所占面积最大。

19 世纪后期，在罗马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中，传教士从一开始就借助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在我国强占强买土地，以物质利益吸引贫苦百姓入教。他们还把治外法权延伸至入教的信徒，凡教徒作案，地方官无权审判，致使无辜的非信徒百姓遭受迫害和损失，结果在各地引起官绅士民的强烈反对。这是导致多起“教案”发生的主要原因，也是引发 1900 年大规模的反洋教义和团运动的最根本的原因。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前，全国各地发生教案约四百起。其中由天主教传教士引发的较大的教案有西林教案

（1856）、贵阳教案（1861—1862）、衡阳教案（1862）、西阳教案（1865）、天津教案（1870）、呼兰教案（1882）、大足教案（1890）、宜昌教案（1891）等等。在这些教案中，又以西林教案和天津教案影响最大。伴随着这些教案的发生，天主教会所占土地越来越多，得到的赔款也逐年增加，这些都是与天主教所宣扬的主旨背道而驰的，只能加剧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者和外国传教士及其所保护的“教民”的仇视。1900 年的义和团运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在北方的许多地方，天主教堂、教士和“教民”成为义和团直接攻击的目标，有力地打击了天主教的势力和嚣张气焰。但是在八国联军的镇压和威逼下，清政府被迫作出让步，义和团运动惨遭失败，清政府不得不给予天主教会大量赔款。进入 20 世纪后，再没有大的教案发生。

罗马天主教会在中国的传教活动的经费，最初主要来源于传教士所属国家的教会和修会。但他们的传教活动则是受所属修会上司和罗马教廷的传信部领导的。从 1846 年起，教廷在澳门、南京和北京设有三个主教区，另外在陕西、山西、山东、湖广、江西、云南、香港等地设立了代牧主教区。1879 年教皇利奥十三世又把中国划分为五大传教区。与明末清初天主教在中国的和平传教和学术传教活动不同，这一时期，天主教的传教组织和传教士很少从事学术知识的传播活动，主要在内地的农民和沿海的渔民中间从事引人入教的活动，特别重视信徒人数的增加。据教会统计，1889 年中国天主教徒有542664 人，1909 年增加到 1210054 人。由于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文化和中华民

族采取歧视政策和作法，不重视中国籍的神职人员的培养，所以由中国神职人员组成的教阶制长期未建立起来。据统计，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天主教会中只有中国神甫 700 人，有修道院 54 个，有修道生 1600 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有中国人担任主教，全国范围的天主教组织才建立起来。虽然天主教会在本世纪初在上海办起第一所天主教大学——震旦大学，但是与同一时期基督教新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相比，天主教的传教活动对中国社会的变迁的影响要小得多。

罗马天主教在印度

16 世纪初葡萄牙就从罗马教廷获得了在东方传教的“保教权”。19 世纪中期，虽然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政治控制和影响已经超过了葡萄牙，但是葡萄牙王室仍然坚持对全印度的天主教徒继续实施传统的保护权。19 世纪 30 年代，罗马教廷传信部为了收回传教权，建立了四个直属教皇管辖的宗座辖区，结果遭到葡萄牙高级教士和神甫的反对。于是，在印度出现了两个天主教神职人员竞争的势力，即葡萄牙势力和非葡萄牙势力。到 1869 年，印度的罗马天主教徒已有 100 多万人，主教 21 人，神甫 900 人，其中一半为法国人。1886 年教皇利奥十三世与葡萄牙达成协议，保教权之争才有所缓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印度的大多数罗马天主教徒都不属于印度社会中的主流集团，而是低种姓阶层的成员和原始部落的人们，如泰卢固人或贱民。他们入教或者是希望改变自己的身分，或者是在发生旱灾或水灾时受到了教会救济活动的感动。进入 20 世纪，印度天主教徒增加的人数主要来自新出生的人口。

印度的种姓制度在教会内也有反映。到 1869 年梵蒂冈公会议举行时，在印度一些人把天主教徒视为一种姓；但另一些人则承认在罗马天主教会内也存在种姓的差别。从 1849 年起，罗马传信部坚持不许在学校里划分种姓制度，结果神职人员因对种姓制度看法不一发生了分裂。由于有人主张神职人员不许接近低种姓的成员，于是培养本地神职人员的工作更加受到教会的重视。1910 年印度约有 50 个学校培养神职人员。同许多其它传教区一样，罗马天主教传教士在印度也建立了医院、孤儿院、精神病院和散发书刊的中心。教会还在信徒中间建立了天主教徒聚居村，发展信用社、合作社等机构。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印度的天主教徒达 225 万人。大约平均每 1000 个信徒中有一位印度神甫或欧洲籍神甫。天主教徒主要集中在南印度，是印度新教徒的两倍多。

菲律宾的罗马天主教

菲律宾长期以来一直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它也成为罗马天主教在亚洲传教最成功的国家，到 19 世纪大多数菲律宾人至少都是名义上的天主教徒。19 世纪末，在菲律宾民族独立运动中，菲律宾人对西班牙的方济各会占有菲律宾大量土地和财富、垄断高等教职的愤怒日益增长。同时美国的新教传教组织也进入菲律宾，与天主教展开了竞争。德国和欧洲其它国家的传教人员也进入菲律宾。到 1914 年时，罗马天主教在菲律宾的势力达到空前的高度。

罗马天主教在印度支那

1884 年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1887 年法国建立起“印度支那联邦”，对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实行殖民统治。法国的天主教传教组织在法兰西帝国主义势力的保护下，成为印度支那地区天主教传播的主要力量。19 世纪初，这里约有 30 万天主教徒，受西班牙多明我会和法国的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保

护。1860—1890 年，在法国的征服下，天主教的力量迅速发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印度支那的罗马天主教徒已经将近 100 万人，约占当地人口总数的 5％。罗马天主教在印度支那的传播与法国帝国主义的扩张有密切的关系。

罗马天主教在西亚

西亚是基督教的发源地，但是由于伊斯兰教的兴起和扩展以及 11 世纪东西教会的大分裂，罗马天主教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很弱。罗马教皇利奥十三世曾经制订计划，希望在地中海东部和西亚各国的各个古老的基督教会中发展天主教徒。他下令罗马的几所修院让神职人员学会各种东方教会的礼仪，以便派遣他们去东方教会传教。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在希腊东正教会、聂斯托利教会以及科普特教会中从事传教活动的天主教修会有方济各会、耶稣会、遣使会、圣母圣天会和仁爱修女会等等。在土耳其、波斯和黎巴嫩，罗马天主教徒被称作“法兰克人”。本来西亚古老的基督教会和东正教会与罗马天主教会一样，同属基督教会，但是罗马天主教会以正统自居，把他们视为异端分子，因而在他们中间从事劝化改信的传教工作。

②拉丁美洲的罗马天主教。拉丁美洲是罗马天主教 16、17 和 18 世纪开展传教活动最成功的地区，但在 19 世纪罗马天主教在这一地区的传教不仅没有进展，反而还有倒退。1810—1826 年，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秘鲁、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等国摆脱了欧洲殖民主义者的控制，实现了民族自决，建立起独立国家。各个独立国家为了巩固胜利成果，从西班牙、葡萄牙手中夺回了对教会及其财产的控制权，大批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高级教士被驱逐出境。19 世纪下半叶，尽管遭到天主教会的激烈反对，各国政府还是成功地实行了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剥夺了天主教会原有的法律特权，结果沉重地打击了拉美的天主教会势力，削弱了他们的世俗影响。

19 世纪 80 年代以后，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德国甚至还有日本的大量移民来到拉美。1915 年巴西约有 200 多万意大利人。尽管这一时期在拉美有几十个意大利、西班牙和德国的修会从事传教活动，但总的来说，这些新移民的宗教生活未得到满足。这里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一般都对宗教持冷淡的态度，自觉地疏远与教会的关系。到 20 世纪初，部分地由于基督教新教传教势力的刺激，罗马天主教会在传教、教育和社会工作等方面的活力又有恢复。尽管罗马天主教在此已有约四百年传教的历史，但拉丁美洲仍然是“传教区”，本地的天主教神职人员依然缺少，教会在人力和财力方面都不足以维持本地教会的生活。

③罗马天主教在非洲的传播。19 世纪非洲沦为欧洲殖民国家英国、法国、意大利的争夺之地。大量的法国人、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迁入摩洛哥、阿尔及尔和突尼斯，成为北非的天主教徒。最初，当地的殖民统治者不允许天主教传教士在本地人中间传教，担心引起穆斯林的强烈抗议。19 世纪 60 年代末，法国的大主教拉维热里开始在北非传教。他还建立了“白衣会”，在撒哈拉南部传教。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北非的阿尔及尔和突尼斯约有天主教徒 75 万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在撒哈拉以南从事传教的天主教传教士主要来自法国。他们在此取得较大的成功。因为非洲的部落人较文化和文明都比较发达的亚洲人和北非的穆斯林要容易接受基督教，所以天主教在此受到的抵抗要小。罗马天主教会在刚果盆地、东非和乌干达，使许多部落人都加入了天主

教。到 1914 年，中非约有天主教徒 100 多万人，周围的岛屿上还有 50 万天主教徒，主要集中在马达加斯加和毛里求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