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述

19 世纪 50—60 年代，世界形势错综复杂。各种矛盾互相交织在一起。这个时期，欧洲、北美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进一步扫除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欧美各国资产阶级残酷压榨本国劳动人民和殖民地人民，利用最新科学技术成就，大大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俄国和日本在经历了衣奴制改革和“明治维新”以后，也踏上了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道路。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科学技术和经济的迅猛发展，各国、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加强了，世界贸易成倍增加，资本输出扩大，殖民侵略加强。到 19 世纪末，资本主义列强展开了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斗争，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这一时期，作为欧洲广为流行的基督教，从总体上来看，经历了自身发展的阶段，逐渐适应欧洲资本主义的政治民主、经济竞争、个人主义和宗教自由的形势，并随着殖民主义的武力扩张，传入了亚非拉广大地区，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性宗教。

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殖民统治，使南亚、东南亚国家和中国、朝鲜等国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殖民主义者在统治奴役这些国家的同时，输入了带有明显殖民色彩的西方基督教文化，试图在精神上彻底征服那里的人民。这样，这些国家的民族文化以及作为其组成部分的佛教、伊斯兰教受到压抑和排斥，从而激起那里人民的愤怒和反抗，在宗教旗帜下爆发的民族解放运动此起彼伏。

从基督教方面来看，这一时期，罗马教廷一方面因教皇国的丧失和教廷与意大利、德国以及法国激烈尖锐的政教冲突，经历了自近代以来最危机、最艰难的历史阶段。意大利统一后，教皇国丧失了绝大部分的领土和臣民，使罗马教廷的世俗权力降至自八世纪教皇国形成以来的最低点。而罗马教廷与意大利、德国和法国之间进行的“国际文化”斗争，又遇到这三国政府激烈的对抗，致使罗马天主教会在这三国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应当说，这一时期出现的罗马教廷及其罗马天主教会的高级教士与德、意、法三国之间的紧张的政教冲突，是欧洲历史上的罗马教廷与世俗政府激烈斗争与不和的继续；同时也反映了罗马天主教会传统的社会政治观对正在形成中的西方民主制度的不适应。另一方面，罗马教廷又由于出现了象利奥十三世这样的教皇，在政教之争中采取灵活的外交立场和作法，并通过向天主教徒施加道德影响，通过复兴托马斯主义神学，遏制天主教的神学自由主义思潮，通过鼓励劳资合作，提倡所谓“公教民主”和公教行动等做法，提高了罗马教廷的影响。罗马教廷对神学现代主义的压制和屡次颁布“禁书目录”的行动，再次显示出它在思想和态度上对于当代文化和民主与自由的不适与反动，结果最终造成了它落后于现代社会的状况。此外，由于移民运动，英国和美国的罗马天主教会在这一时期人数大量增加，并适应新的环境在新的土壤上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这一时期，基督教新教在西方的发展相对而言比较顺利。德国的神学研究再次走在西方国家新教神学研究领域前沿，涌现出象利舍尔、哈那克和特劳赤那样著名的、具有国际影响的神学家。利舍尔学派注重从历史上的具体事实去认识上帝，认识耶稣，认识基督教的历史，深刻地反映了那一时代神学研究者受历史研究方法的影响，体现了 19 世纪后期西方学者对于现代化和人类发展的乐观主义态度和精神。而以特劳赤为代表的宗教史学派把早期基

督教的历史置于古代东方宗教和民族发展的背景中进行研究的作法，则显示出欧洲学者对于东方宗教、比较宗教学和人类学的兴趣。同时德国的圣经研究方法和成果也传至英国和美国，对那里的圣经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科学的、历史的方法研究和评判圣经，一方面显示出 19 世纪后期西方学者开放与求实的态度以及人类对于自我力量的信心，但另一方面它也动摇了圣经在神职人员和平信徒中间的权威地位，引起了信仰上的混乱现象和神学研究向多元方向发展的迹象，并由此激发了美国基要主义和基要派的产生。新教中出现的神学自由主义和基要主义，同罗马天主教会中的神学现代主义和对它的压制一样，都是基督教徒在 19 世纪后期至 20 世纪初期对圣经的不同理解和认识的反映。这一时期，英国自由教会的人数和政治力量日益增加，为争取享有与国教会安立甘宗的平等权利的斗争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同时也带来了英国教育的世俗化。然而到本世纪初自由教会却不如英国国教会那样关心社会问题和关心工人阶级的状况。美国教会的社会改良活动受英国教会的影响很大，英美两国的教会在这一时期为改善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业化和都市化环境中穷人的生活状况和境遇，满足他们的物质和精神需要，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救济传教、社会服务和教育活动，对于稳定和巩固资本主义社会，弥补社会制度的不足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同时，罗马天主教和新教在世界其它地方尤其是亚非拉国家的传教活动进一步扩展，并在那些地方建立了使基督教传播下去的基础。正是由于基督教在 19 世纪的传播活动，基督教才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真正的世界性的宗教。这些传教士在亚非拉的活动大都得益于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武力保护，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同时由于西方传教士对其他民族及其文化怀有歧视态度，所以不可能平等地对待本地教会的神职人员，更不可能让他们独立自主地发展本民族的基督教会。因此，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建立在亚非拉的基督教会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是西方基督教会的翻版。

与罗马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相比，东正教则依然处于历史发展的低潮，虽然俄国的东正教会呈现出复兴的迹象。处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西亚地区古老的东正教会不仅没有发展，反而由于罗马天主教会和新教各个教会在西亚的传教活动，信徒人数有所减少。巴尔干半岛的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的东正教会则在 19 世纪后期脱离了君士坦丁堡牧首区，成为自治的东正教会。同期，俄国东正教会中修道院生活的复兴及其对普通信徒以及著述家和小说家的影响是俄国东正教会较为突出的特点。应当指出，无论是在什么地方，东正教会的礼仪对于东正教的延续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就佛教而言，世界进入近代以后，无论是北传佛教，还是南传佛教，都处于衰落、沉寂状态。但佛教对于这些国家的人民来说，毕竟是他们从祖辈以来的传统信仰，在它身上蕴含着民族世代相传的古朴的哲学思想、价值观念和相当数量的道德规范，它的一些礼仪和节日已融入人民日常生活和习俗之中。一些国家佛教界的有志之士曾为“复兴佛教”作出重大努力，一直有一大批宗教僧侣和知识分子致力于批判西方文化，宣扬传统宗教与文化，反抗外来的殖民宗教文化的侵略，抵御其挑战。19 世纪末，佛教复兴运动在中国等国展开，佛教僧侣和学者刻经、印刷佛教典籍，创办佛教刊物，撰写有关佛教书籍，召开会议，成立佛教组织，致力兴教。北传大乘佛教是在困难中求得发展，不同的国家在复兴佛教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中国是以居士佛教复兴为主流，并进行了佛教革新运动；在亚洲国家中唯一摆脱了殖

民地危机的日本，佛教向世俗化方面发展；朝鲜佛教具有日本化的倾向。世界进入近代以后，南传上座部佛教由衰落开始复兴。20 世纪初，民族

主义在东方觉醒。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这些国家的僧人倡导民族觉悟和人民团结，建立了佛教组织，积极地投入反对英、法等国殖民主义的政治斗争。这些国家信奉佛教的有志之士曾为“复兴佛教”作出重大努力，他们撰写书籍，召开会议，宣扬传统宗教与文化，反抗外来的殖民宗教文化的侵略，抵御其挑战，致力兴教。

在印度，一些佛教胜（圣）地恢复旧观，一些重要的佛教遗址得到发掘和整理。印度本土学者积极研究印度古老传统的佛教文化，使在印度已消失达 700 多年之久的佛教又重新出现。在斯里兰卡，被称为佛教复兴之父的达磨波罗创立了“摩诃菩提会”，广泛与外界接触，致力于佛教复兴运动。在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老挝等国，由于西方殖民者的入侵，一些佛教组织积极投入反侵略的政治斗争，佛教成为当地人民反对外来侵略者的一支重要力量。进入近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加强对东方文化的了解，相继出现了一些佛教组织和僧团，并出版了不少佛教方面的著作和刊物，向西方人介绍和宣传佛陀思想。

这一时期，作为一支特殊社会力量的伊斯兰教，在亚非一些主要国家里非常活跃。在那里，在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纷纷建立起伊斯兰教组织，担当起当地人民反侵略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重任。但这一时期，伊斯兰教组织领导的这种斗争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首先是领导人，他们是一批受过西方资产阶级教育的伊斯兰教知识分子和上层僧侣。他们主要热衷于伊斯兰教的内部革新，致力于伊斯兰教现代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宣传，力图通过捍卫伊斯兰教的纯洁性来达到社会政治的革新。其中以埃及穆罕默德·阿布杜倡导的伊斯兰现代主义改革思潮和赛义德·哲马鲁丁·阿富汗尼的泛伊斯兰主义影响最大。在印度、印度尼西亚、苏丹等国相继建立起不少伊斯兰教的组织，领导当地穆斯林群众开展社会革新运动。当然，也有一些国家的伊斯兰教组织或教派直接领导和参加了当地人民的武装起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伊朗的巴布教派运动。这一时期，中国穆斯林受到世界伊斯兰现代主义影响，开始兴起新文化运动。主要表现在伊斯兰教新式学校的建立和发展，伊斯兰教刊物和群众性伊斯兰教团体的出现。另一方面，由于清政府的民族压迫和宗教歧视，引起了云南和陕、甘、青、新等地的穆斯林群众的反清起义。其中以杜文秀领导的云南回民起义最为著名。这些起义，虽然最终都失败了，但对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