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欧洲大陆的基督教新教神学

在欧洲基督教新教神学领域，德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一时期也是如此。19 世纪后期，德国大学里的 20 多个神学系里热诚地从事神学研究的有才能的学者的人数，超过了世界其它地方的总和。他们比其它地方的神学研究者较少受教会的控制，有较多的学术自由。神学学术研究应当是有创造性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俾士麦的德国没有出现象康德、黑格尔、施莱尔马赫和谢林那样伟大的思想家。这一时期，学术界出现了对基督教信仰淡漠的现象，普遍流行的是实用主义和“科学的”世界观，德国的文化不再受基督教或唯心主义的主宰。哲学和神学不过是众多系别和学科中的两个学科而已。神学研究领域的突出成果主要体现在教会史、宗教史和圣经研究三个方面。

①利舍尔及其学派。利舍尔（1822—1889）是 19 世纪下半叶德国神学和早期教会史研究领域影响最大的神学家，是德国神学自由主义的先驱之一。1839 年，他开始在柏林大学学习神学，后来又在波恩、哈雷和海德尔堡参加神学讲座。他在杜宾根大学受到神学家、圣经学者和教会史学家包尔的很大影响。1864 年他应邀去哥廷根大学任教，后来出版了《释罪和复交的教义》

（1870—1874）和《神学与形而上学》等著作。特别是他的前一部著作确立了他在德国神学界的突出地位，使他的影响直到 1890 年在德国神学领域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利舍尔把许多的学生吸引到了哥廷根，其中历史学家哈那克和神学家海尔曼是他的追随者中最著名的。

利舍尔学派的神学，部分地是对宗教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哲学对神学的影响的反动。他们的研究兴趣重视实践，把研究的范围限制在与基督教的生活直接相关的重要内容上。他们认为，基督教神学应当研究基督徒认为有价值的主题，而以往的信条和思辨性的宗教哲学却不注重这些问题。在方法上，利舍尔强调神学研究不能从绝对的上帝开始，而要从在历史上的具体事实中所显示的上帝开始。

在基督教起源的问题上，利舍尔与包尔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别，包尔只是从基督教本身来探讨它的起源的，而利舍尔则注重从基督教产生的历史背景与环境进行研究。他提出，基督教的产生受到当时的宗教、哲学和制度观念的影响，而且正是在这些观念的影响下，尤其是在非犹太人的外族的土地上，基督教最初的简单的内容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古代公教会的神学和制度就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

在神是否可知的问题上，虽然利舍尔同意康德的观点认为“自在之物” 是不可知的，但是他又提出人们可以通过神对人的影响和人对神的反应来了解神、认识神，从神在基督里的启示来了解神对人的价值。基督是关于神的

知识的唯一的源泉。

利舍尔有意识地从圣经和路德的思想中吸取营养，强调耶稣在神与人之间的中介作用。提出基督教的内容主要有两个，即信心（相信通过信仰耶稣可以得救）和道德（上帝的国）。在他的神学里，宽恕与和解占据了核心地位。他还对教会提出较公正的看法，认为它是信徒的团体，是救赎的中介。但是利舍尔对救赎的阐述存在偏差，因为他否认原罪的教义，提出人有

向善的倾向。他提出，耶稣基督的工作，引人信仰上帝的意义，就是要把人带入道德的王国。于是，这个王国在他那里不过是人的道德进步和人类大同的一个阶段。因此他对人类的文化成就作了乐观的评价。同样，在他看来，上帝仅仅是爱。圣经和宗教改革时代关于成圣和神的忿怒的特点在他的神学里都不见了，人们感觉不到上帝对人及其人的文化的审判。这样，利舍尔的神学就变成了神学自由派中社会福音派的大部分理论的神学依据。由于利舍尔对人持有如此乐观的观点，在他的论述中也看不到他对现代文明的问题的批评。

阿道夫·哈那克（1851—1930）是利舍尔学派的佼佼者。1872 年进入莱比锡大学，并于次年获得博士学位。他曾经在莱比锡、吉森、马尔堡和柏林讲授教会史。1888 年他被选为柏林大学的教授。由于哈那克在他最著名的著作之一《信条史》（1886—1889）一书中显示出明显的神学自由主义倾向，他的当选遭到了普鲁士路德宗基督教会的反对，他的父亲也与他断绝了关系。哈那克著名的神学和教会史专著有《信条史》、《基督教的本质》和《基督教的使命与传播》等等。其中《基督教的本质》被认为是自由主义新教神学最精辟、影响最广的论著。而《信条史》一书，则典型地代表了利舍尔学派的基督教的历史观。

他在《信条史》中运用渊博的知识，说明了拿撒勒的耶稣简朴的、精神的、道德的宗教，是如何在古代教会因信条的发展得到阐述并被歪曲的历史。当时正是德国学术界运用史学方法对圣经进行研究的作法即将确立的时候，哈那克受这一方法的影响，把古代信经置于希腊化时代的哲学背景之下进行分析，将历史赋予它们的绝对权威一一剥去。他使许多学者相信，需要摆脱古代信经的哲学概念的限制重新对基督教信仰进行说明，只有这样才能使基督教的福音在现代社会继续保持活力。

在看待基督教与 19 世纪后期发达的文化之间的关系上，哈那克比利舍尔

前进了一步，他甚至把伦理化的基督教与当时的文化看作一体。在 19 世纪末，他不仅是当时高等院校里的神学家的代表，而且也被公认为是世界神学研究领域最杰出的学者。正是由于他的研究成果，信条史才成为神学讨论的中心。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他还探讨了穷人和社会问题，对社会福音派也有影响。

海尔曼（1846—1922）也是利舍尔学派的著名神学家，曾在马堡大学担任神学教授。同利舍尔一样，他也试图使基督教摆脱形而上学理论家的控制，把人的耶稣基督作为基督教的基础。在他看来，基督不仅仅是上帝国的历史上的创立者，也是直接的崇拜对象和道成肉身的神。他在《基督徒与神的交通》（1886）一书中提出个人与复活的主在现世的关系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基础的观点。他的观点吸引了英国和美国的部分学者，卡尔·巴特也尊称他为老师。

②圣经研究。威尔豪森是这一时期著名的圣经学者，他对圣经旧约的研

究可以和前一时期包尔对新约的研究相媲美。他发展了前人的成果，于 1878 年出版了《以色列的历史》，把他对旧约圣经的新的完整的理解展示给读者。他通过对早期的历史史料进行分析，对早期的文献作了重新解释。他认为，在基督教早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希伯来民族的历史被作了根本的改变，旧约中各个经卷的顺序存在严重的问题，先知书应当放在律法书之前，诗篇应放在最后。这样，摩西的功劳就显示出不同的意义，而且摩西之前的大部分传统可以一起被看成是传奇。于是，按照这种解释先知书便具有了宗教意义，从摩西以后雅赫威的宗教的发展从心理上第一次令人感到是可以理解的。当然，他的发现也遭到人们的强烈反对，因为在 19 世纪 80、90 年代，有的人认为圣经的启示是一些与历史发展无关的神的启示的组合。在德国，到 1890 年时，新一代的学者几乎都接受了威尔豪森的观点。

在新约研究领域里，这一时期杜宾根学派倾向于研究同类福音的历史来源，“两种史料来源的假设”已令大部分反对者折服。随着 19 世纪 60 年代勒南和斯特劳斯著作的问世，许多“耶稣生平”的著作接踵而至，体现了人们对新约重新解释的努力。

正当利舍尔学派和威尔豪森等人的研究成果流行的时候，一些人对基督教的末世论的研究对他们提出了挑战。比如，尼采的朋友欧维贝可通过对早期基督教的末世精神与利舍尔和哈那克等人对现代基督教的乐观表述的比较，提出利舍尔和哈那克所要保持的只是对基督教的幻象。威斯于 1892 年出版了《耶稣宣扬的神国》，以认真的态度对待福音书中的末世论问题。他所塑造的耶稣也与自由派提出的“历史上的耶稣”大相径庭。实质上他们的分歧的焦点是，历史上的耶稣和基督教圣经里所讲的基督之间究竟应该是什么关系，基督教信仰的核心究竟应当是什么。这些问题一直是现代基督教会和神学界讨论的问题。

③宗教史学派和特劳赤。利舍尔和哈那克的观点在 19 世纪 90 年代又受到来自另一方面即宗教史学派的挑战。他们把圣经里所讲的宗教置于古代东方其它宗教延续发展的背景之中进行研究，认真分析埃及、亚述和波斯在旧约中的影响，从古代神秘宗教和东方其他民族及犹太人的崇拜习俗中寻找耶稣和保罗的宗教渊源，提出基督教是一种“综合性的宗教”的说法。他们批评利舍尔学派的研究带有狭隘的地方主义的局限。宗教史学派集中在哥廷根，它的最主要代表人物是特劳赤（1865—1923）、拉嘎德、布塞等人。特劳赤提出，基督教不过是许多宗教中的一种，所有宗教都与它们所处的时代和环境相关，任何一种宗教都不是绝对的或始终不变的。他的主要著作有《现代基督教新教和教会》（1909）、《基督教的社会宝训》（1912）和《新教在现代世界进步中的意义》以及他的最后的作品《历史主义及其问题》（1922）等等。在 20 世纪的前 20 年中，他在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

宗教史学派的出现与同一时期学术界对自然宗教，或者说对各种宗教的兴趣的复兴有很大关系。施莱尔马赫的人类普遍具有宗教性的观点经过一个世纪的历史研究再次得到肯定和加强。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学者普遍有一种西方文明衰退感。在神学领域，它表现为人们对“文化—基督教新教”、自由主义、现代主义以及所有把基督教信仰与社会、政治、哲学和伦理学说和活动混合起来的潮流的反感与批判。末世论再次成为神学讨论的主题，战争的灾难被一些人解释为是上帝的审判。神学研究的主题转向人的内心，为基督教信仰上帝对罪恶的人类

的启示寻找基础。卡尔·巴特 1919 年出版的《评〈罗马人书〉》就代表了这一趋向。学者们对教会史研究已失去兴趣，而圣经研究和圣经神学领域则硕果累累，教义神学和思辨的宗教哲学再次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