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东正教

同罗马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相比，19 世纪后期至 20 世纪初期，总的来说，东正教的力量和影响都十分薄弱。除俄国之外，东正教在世界其它地方都处于衰退状态。古老的东正教牧首区即耶路撒冷牧首区、安提阿牧首区、亚历山大里亚牧首区和君士坦丁堡牧首区，处在信仰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教会的力量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有所减少。在伊斯兰教环境里，有的东正教教会成员离开自己的教会，转而加入了伊斯兰教；也有的受 19 世纪后期罗马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传教势力的影响，改信了天主教或新教。

在巴尔干半岛，信仰东正教的有希腊人、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等，至 19 世纪初他们也处在土耳其人的统治之下。19 世纪 20 年代，希腊人发动了独立战争，逐步摆脱了土耳其人的压迫。1870 年保加利亚东正教会也摆脱了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的管辖。1879 年塞尔维亚东正教会也变成自治的教会。罗马尼亚则于 1881 年获得独立。4 年以后，罗马尼亚东正教会变为自治教会。经过这几个阶段的变化，君士坦丁堡牧首区几乎变成了历史的遗迹。而希腊和巴尔干半岛的各个东正教会则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不管怎样，在奥斯曼土耳其人的长期压迫下，东正教会毕竟延续下来了。这与东正教重视礼仪和崇拜生活、重视祈祷有很大关系。

这一时期，俄罗斯东正教会是所有东正教会中人数最多的教会。同罗马天主教和新教相比，它也是神学思想和理论比较贫乏的教会。俄罗斯东正教会信徒多数是文盲，但宗教信仰十分虔诚。因此教会与信徒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基本上是通过庄严的宗教绘画、雄伟的宗教建筑、辉煌的宗教音乐和仪式来实现的。所以俄罗斯东正教会教堂的公共崇拜活动非常壮观。宗教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家庭生活以至于生产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期，俄罗斯东正教会内部生活也出现了新的复兴的迹象，主要表现在修道院生活和神学思考两方面。俄罗斯修道院宗教生活的复兴始于 18 世纪后期，延续至 20 世纪初期。一些经过长期虔诚苦修的“长老”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敬仰，许多信徒不辞劳苦，跋涉万里，去他们的修道院朝觐，寻求他们的指导和教诲。这样的“长老”通常都是修士，不担任任何教会职务，但是他们得到信徒的承认，被认为具有神奇的力量。去他们那里朝觐的信徒都要向他们忏悔自己的罪过，或请求实际指教，或请求他们给自己或家人治病。由于来朝觐的信徒人数众多，比较著名的“长老”有时一天要接待几千名信徒，圣塞拉夫（1759—1833）和费拉赖特（1782—1867）就是这样的“长老”。从 19 世纪 30 年代至 20 世纪 20 年代，奥普提诺隐修院一直是人们朝觐的中心，那里的“长老”不仅对整个俄罗斯东正教会，也对许多俄罗斯作家特别是果戈里、陀斯妥耶夫斯基和列夫·托尔斯泰等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据陀斯妥耶夫斯基声称，他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索斯马神甫就来源于扎多斯可的圣提可恩。

知识分子关于教会生活的复兴的著作最早出现于 19 世纪上半叶。由于罗曼诺夫王朝的严酷统治，知识分子不能直接地讨论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和宗教问题，他们的观点只能通过小说、诗歌等形式得以表述。19 世纪俄罗斯作家主要关心的是改良社会，当时人们阅读和谈论多的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和理想的民主主义者如傅立叶等人的思想，以及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的作品。当时的作家关心的改良活动的核心是，处于极度贫困中的无知愚

味的农奴和群众，如何使他们得救？如何在启蒙的知识分子和信仰宗教的农民之间建起一座沟通的桥梁？社会拯救的意义究竟是什么？针对这些问题，一些人从西方历史的角度，另一些人则从斯拉夫民族历史的角度进行探讨。于是出现了所谓西化派和民族派。

主张西化的人文主义者似乎感到，民主或社会主义体现了基督教所包含的价值观，即它所强调的和平、人与人之间的兄弟亲爱、正义等等。但是，面对农民的穷困状态，他们又束手无策。19 世纪后期，农奴获得解放之后，在知识界尤其是大学里出现了一场“平民”运动。数以百计的的学生放弃学业，“到民间去”，与农民吃住劳动在一起，完全过着农民式的生活。但是他们却不为农民所理解，同时也不能理解农民，尤其不理解农民对宗教的感情和态度。别林斯基就不能认真对待农民所信仰的东正教，他曾经激烈地攻击理解和对待农民宗教感情。果戈里说，“东正教会一直都是专制主义和鞭子的支持者；但你为什么还要把基督带到这样的教会里？⋯⋯他首先向人们宣讲自由、平等和博爱，但在他殉道的事件中，他又把他所讲的道理封存起来了。”在这些西化派看来，耶稣应当是反对东正教会——专制主义和鞭子的支持者——的社会改革家。

另一方面，斯拉夫派则坚信，尽管东正教会被用于反动的目的，但是在教会里仍然隐含着上帝拯救的力量。他们同农民分享同样的宗教信仰；同农民一样认为，任何改革都得建立在东正教的基础之上。列奥恩提耶夫说，“我们必须向人民学习，才能在知识上变得谦卑起来；我们必须意识到，农民的世界观里所包含的真理比我们的世界观里所包含的真理要多。”由于同农民朴实的宗教信仰的接触，一些象陀斯妥耶夫斯基那样的知识分子再次信仰了东正教。他们认为，在西方的科学里找不到俄罗斯人民的希望，他们的希望只有在俄国农奴中已有的东西中才能找得到。

比较著名的斯拉夫派分子有基列夫斯基、霍米亚科夫、陀斯妥耶夫斯基、索罗维耶夫等人。基列夫斯基的主要兴趣在于论述直觉的合理性。他认为，认识真理就是要拥有真理，变得象真理一样。宗教知识本身和关于宗教的知识都是神圣的。霍米亚科夫则主要讨论教会的问题，即宗教信仰社团的本质问题。他认为不能仅仅从制度或教义的角度来看待教会，而应当从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作为神的恩典和爱的有机体这一角度来看待教会。教会是由相互关联的兄弟之爱组成的。人不可能单独得救；所谓得救是指被拯救进入这种兄弟之爱里。进入这一爱的社团，必须是志愿的和自由的。他批评罗马天主教会是拥有合一而无自由，新教的各个教会是拥有自由而无合一。他也反对高级教士对教会的控制，希望俄国能够实现信仰自由。由此他被教会官僚视为危险的自由思想分子。他还认为，东正教的使命就是要在经济和政治现实中争取实现兄弟之爱。陀斯妥耶夫斯基则在《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等小说中叙述了他的宗教思想，体现了东正教坚持人的自由、渴望改变自然和宇宙、强调信仰在复活中的核心作用和通过谦卑、苦难和自我牺牲得拯救的思想。

世纪后期西化派和斯拉夫派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西化派走向唯物主义和科学实证主义；而斯拉夫派则滑向沙文主义。1881 年以后，波贝朵诺斯切夫控制了教会和国家，此后自由探讨再次陷入沉寂。不过，他对教会外在的发展却起了促进作用。他从经济上资助各地教区，尤其是教区的初级学校。从 1885 年至 1900 年，教会学校几乎翻了十倍，从 4500 所增加到 42000 所。

他还鼓励向犹太人，向芬兰、波罗地海国家、北美的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亚东部以及中亚地区传播东正教。他也利用教会从事镇压犹太人的活动，利用少数神职人员从事秘密活动以维护其反动的专制统治。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著名小说家列夫·托尔斯泰。在波贝朵诺斯切夫统治时期，他试图严格地实践圣经中登山宝训的教导，特别是不抵抗的训令。他应用辩证神学反对东正教会的信条、礼仪及其教会所享有的世俗特权。结果他被开除了教籍，作品也被禁止。不过他的思想比较接近教会中的一些小的派别，离正统思想较远。

1917 年苏联十月革命后，推翻了沙皇的统治，整个国家、社会和教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