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基督教新教

①加尔文主义和宗教复兴运动的衰退。美国内战结束之后，在美国的基督教新教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主要是与从英国传来的那些教派，如循道宗教会、长老会、公理会、浸礼会、圣公会等等。美国的东北部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基督教的中心。在 18、19 世纪发生的具有情绪化特点的基督教复兴运动中，美国东北部的这些教派原有的特征逐步变得模糊不清，似乎在向一种共同的形式即具有更多的循道宗教会特点的形式发展。

在神学上，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则表现为加尔文主义在“阿明尼乌主义”和普世主义面前的削弱。美国内战结束时，长老会、公理会和浸礼会以及相当多的圣公会的信徒，都坚定地相信西敏寺教理问答中的“两约神学”

（加尔文派的重要神学内容，两约指上帝同亚当所立之约以及通过耶稣所立的救恩之约）。但是到 19 世纪 90 年代，西敏寺教理问答的内容已经不能令公理会信徒和许多长老会信徒满意。1906 年美国的北长老会与反对预定论的昆布兰大会重新联合，1909 年北浸礼会与自由意志浸礼会合并。

尽管这种转向以人为中心的宗教是宗教复兴运动的结果，但是宗教复兴

运动在这一时期已经失去了基础。德怀特·穆迪是 19 世纪最后 25 年讲英语的国家和地区最著名的人物，但他在后期日益转向教育活动，因为他发现人们皈依基督教之后仍然存在问题。19 世纪末流行的趋向，是对夸大人的原罪和认为人需要拯救和皈依的观点表示蔑视。宗教复兴运动大量地破坏了教会的神学教育、信徒有秩序的崇拜活动和圣事实践，而新神学和新伦理则明显地依靠那些与信仰无关的东西，特别是盛行的科学，使得神学教育在 19 世纪末变得十分困难。

②自由派对进化论和圣经研究的反应。虽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早在1859 年就已问世，但是直到 19 世纪 70、80 年代，美国人才开始广泛地讨论这一巨著。教会人士和科学家的第一个反应是坚决拒绝，人们认为，“达尔文主义”好象是要否定创造的神的圣经教义，剥去人的独一无二的宗教特性和道德特性，并暗示出要在原则上否认圣经的灵感和启示，结果用人的超道德的行为习惯和适应活动取代了人的道德责任。

但是很快就出现了调和进化论与圣经神学的观点。1876 年，菲斯克在《宇宙的哲学》里辩解说，“进化是上帝行事的方式”。美国东北部受过良好教育的平信徒逐步地接受了进化论。19 世纪 80 年代享利·比彻成为第一个接受进化论的美国著名的福音派牧师。到 90 年代，长老会牧师中受过良好教育的领导层已不再反对进化论了。1897 年美国最有影响的宗教刊物《瞭望》杂志的编辑莱曼·阿博特在他的《一位进化论者的神学》一文中表达了美国那个时期基督教理想主义者的进化论观点。他们认为，“作为上帝行事方式” 的进化论是可以同神的启示结合到一起的，而且还能够大大地增强“进步” 时代流行的基督教信仰。

整个神学的发展意味着它已经同 17 世纪以来盎格鲁美国人的抗议宗新

教神学虔敬的、理性的观点发生了决裂。大约在 1890 年，德国的唯心论取代了洛克的经验论和启示神学，成了美国知识界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当时人们就是要使基督教的思想成为一个内在的、统一的体系。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上述大部分思想仅仅局限在知识界范围，但是对《圣经》的批评性研究却引起了大众的关注。从当时的观点看，神的启示似乎也是进化的或者说是“进步的”。然而，当有人提出并接受《摩西五经》非摩西所作之后，《旧约圣经》基本上失去了原有的权威。接踵而至的是激烈的争辩和对异端的审判。首先被判为异端的是新英格兰地区公理宗的安多维神学院的芒格和戈登。接着长老会对圣经学者布里格斯和史密斯及历史学者麦吉弗特进行了审判。本世纪初，卫斯理宗处理了鲍恩和米切尔，圣公会处理了克拉普西。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浸礼会和基督门徒会一般也加入了这场争辩。实际上，那些所谓的“异端分子”虽然受到了审判，但都没有放弃自己的观点。在这种压力下，各个神学院往往倾向于摆脱教会的直接控制，比如说，纽约协和神学院就正式与长老会脱离了联系。

③基要主义与基要派的形成。当自由的福音派分子的数量在神学院和主要的讲道台上成倍地增加的时候，沮丧的保守派分子也相应地组织起来进行反击。他们中间有严格的、仍然以宗教改革时期的以信文为指导的正统派，比如路德宗中的密苏里会议和归正宗中由荷兰人和苏格兰人组成的教会，但是在许多宗派里流行较广的是虔信的前千禧年派。从 19 世纪 70 年代起，这些人经常召集《圣经》研讨会，坚持《圣经》是神的启示，强调对《圣经》作字面意义的解释。1895 年，在尼亚加拉举行的大会上，这些虔信的前千禧

年分子提出了信仰的五条“基本要理”，即《圣经》字句无谬误、耶稣基督是真神、耶稣是童贞马利亚所生、耶稣为人代死而使人类与上帝和好。此后各种圣经研修会议、灵性复兴会议以及杂志、小册子和单张宣传品在全美各地到处宣讲这五条基本要理。1909 年—1915 年他们还出版了 12 卷总称《基本要道》的小册子，使基要主义的宣传达到高峰。基要派的牧师一般教育水平不如自由派人员的水平高，他们的信徒通常也比较简朴、生活不富裕。但是他们在广大的乡村地区，特别是南部、中西部和太平洋沿岸地区占主导地位，同普通的人们关系很密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基督教新教保守派和自由派向相反的两个方向发展，是美国新教最重要的分裂现象。

④“富人的福音”与教会的社会改良活动。内战结束后，美国人感到那里有空前的经济机会、辽阔的疆域和流动的社会力量，个人的创造性将使经济以最快的速度发展，人的收获的大小基本上取决于人的能力和精力的大小。美国内战之前，这种理论一般被新教的经济学者同天定命运说联系起来。

在这种背景下，1889 年，安德鲁·卡内基阐述了他的“富人的福音”的思想。根据这一理论，在为财富进行自由竞争的过程中，经营管理能力自然会带来财富的大量增加。尽管在竞争中必须付出一定的社会代价，但是它将保证每一行业最有适应能力的人们生存下去。麻省的主教劳伦斯甚至还相信，经营管理的才能与道德习惯有密切的关系，“最终财富将归于那些有道德的人”。由这种理论得出的结论是，富有的人们经营好自己的财富，是对上帝负责，但不对他的适应能力差的兄弟负责。洛克菲勒说过，“上帝啊，把我的钱给我。”这种将致富与道德和对上帝的信仰结合起来的观点，对这些巨商大贾进行财富的积累产生了强大的激励作用。尽管教会人士和神学家们广泛宣讲仁慈，但对商人却很谨慎。《长老会季刊》认为，既然贫困是邪恶的结果，就应当把它看作罪恶对待。亨利·比彻也相信流行的普遍“真理”，即凡是遭受贫困之苦的人，都是有罪之人。

事实上，工人们并不完全赞同这种中产阶级基督徒的经济理论。早在1866 年，卫斯理宗的一家杂志已经注意到，中产阶级基督徒已经脱离了社会中的穷苦人阶层，而他们正是从那些人当中产生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教会领袖们逐步日益地关心起那些“适应能力差的”人们中间宗教丧失的现象。救济传教、救世军以及美国的志愿者都表达了这种关注。米伦伯格在纽约和比彻在埃尔迈拉就是把地方教会用作社会福利、娱乐和教育活动中心方面的先驱。本世纪初最突出的例子是纽约的圣乔治教堂，该堂教务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是全美著名的新教平信徒摩根。雷恩斯福德经过努力使教会成员的人数从 75 人增至 1906 年的 4000 人。康韦尔在费城领导的浸礼会教堂也取得了类似的成就。尽管这种组织式的教堂活动为教会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活力，并在全国各地建起许多“教区房屋”，但是大多数教会最终感到应当让类似于基督教青年会、安置所那样的机构来做这些工作。

美国的安置运动是从英国传入的。不过英国只建起 50 个安置所，而美国

则建立了 400 个安置所，基督教青年会和救世军在美国的扩展也比在英国要大得多。美国基督教新教教会在城市满足新移民的需要的活动，取得了不少的成绩。突出的机构是从事教育、娱乐和社会福利活动的“安置所”、“组织性的教堂”和“社区房屋”。他们的领导力量、工作人员和资金绝大多数都来自较老的基督教新教教会。据估计，到 1933 年，新教徒在这方面投入的

经费大概是 1 亿美元。随着本世纪 20 年代移民潮的结束和政府在 30 年代承

担了许多类似的服务工作，教会在这方面的工作迅速减少。

⑤社会福音派。同时，这一时期美国发生了一系列猛烈的劳工冲突骚乱事件。1877 年出现了铁路工人大罢工，在许多城市里工人同警察、军队发生了巷战。1886 年投进芝加哥抗议集会会场的炸弹引起对“无政府主义者”的著名的审判。1892 年钢铁工人大罢工，最终导致 10 人死亡，60 人受伤，8000 义务兵被召集来镇压罢工工人。1894 年芝加哥发生大罢工，克里夫兰总统不得不派兵 2000 人保护邮件。美国劳工之间的冲突似乎比其它西方任何一个国家发生的流血事件都要严重得多。在这种背景之下，基督教的社会福音派逐步产生了。

社会福音派的活动超出了安置所和组织性的教会的范围，对社会结构和自由竞争制度的公正性以及存在能力提出了疑问。该派早期最有影响的人物是公理会的格拉顿（1836—1918）牧师。他主张用基督教的原则解决社会问题，把神对人的拯救与对社会的拯救结合起来，使社会基督化。他提出劳资双方应当进行合作，铁路、水利和采矿应实现国有化。赫伦、皮博迪、伊利和饶申布什也都是社会福音的鼓吹者，前者主要在中西部进行宣传鼓动活动，后两位都在学院任教，饶申布什是罗切斯特神学院的教会史教授。社会福音派的领导人都是神职人员，由于他们通过写书、演讲、写文章、办刊物等手段广泛大力地宣传社会福音派的思想和主张，他们的想法逐步地得到部分神职人员的理解。

在一定的程度上说，社会福音派是要创建一种新的神学，正象饶申布什的著作《社会福音神学》所显示的那样。社会福音派的领袖们对社会的关注是以耶稣的“社会教训”为指导的，但这一神学理论比较忽视信仰的重生、信徒之间交通对灵性培养的作用和神恩的意义。在本世纪最初的 15 年里，社会福音派在新教的许多教会里确立了自己的地位。1901 年公理会和圣公会都分别采取措施，制定了正式的社会服务计划。到 1912 年美国所有的主要教派都制定了社会服务的正式计划，许多人开始感到这些教派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从事社会重建，即使是老者和弱者也都踊跃要求参加社会服务工作。那时看待一个教堂是否有活力的标准，不再是祈祷集会规模的大小，而是社会活动。人们在这一运动中所显示的热情和蓬勃的朝气是少有的，只有正统派在复兴运动中所显示的热心可与之相比。社会福音派在 20 年代以后逐渐消沉。但是不管怎样，他们使大多数美国新教徒意识到自己对社会应尽的责任。

⑥教派间的合作。19 世纪后期，教会面临的已不再是乡村的问题，而是都市的问题，特别是到 19 世纪末，教会过去地方性的和以教派分界的运作方式已不再适应社会的需要了。1872 年，“国际主日学校课本委员会”首先颁布了“统一”课程。从 1893 年起，许多教派的海外传教机构每年聚会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同样，国内的传教机构也联络起来，1908 年还成立起国内传教联合会。由于各个教派都没有从事教育的机构和从事社会服务的委员会， 1910 年“基督教各派主日学联合会”成立。为了便于合作，1908 年成立了“美国教会联合会”。在最初的几年，“美国教会联合会”规模较小。美国的新教各个教派依然各行其事，只是认为教会间的合作是可行的和有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才使众多教派感到合作的迫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