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士佛教的兴起

中国清代乾隆皇帝采取了把佛教教团从社会中分离出来的方针，使清末佛教的实权渐渐脱离佛教教团而转入在家居士之手。尽管这一时期，佛教的发展受到限制和排挤，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居士佛教仍然兴盛起来。

刻经与印刷出版佛书：随着佛教的衰落，清末的佛教典籍已散失殆尽。为了振兴佛教，杨仁山居士信佛后，就广搜亡佚经典，刻印流通。1897 年，杨仁山在南京延龄巷住所设立“金陵刻经处”，4 年后即 1901 年，他捐出私宅作刻经处。金陵刻经处是一个兼有出版、发行任务的佛教文化机构。它的成立，对于近代佛教的传播，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后，在上海、北京等地，诸如“佛学书局”、“佛经流通处”之类的机构，便都相继地“应运而生” 了，使得佛教典籍重新得到流传。大藏经的刻印事业，在近代也先后兴起。1909 年，中国第一部用铅字印刷的大藏经《频伽藏》在上海印刷流通。这一时期还有宣扬佛教文化、研讨佛学义理的佛学刊物出现。近代中国门户洞开，西方技术和思想得以传播。佛教界为了维护生存和宣传发展，也随时代变化而变，采用新式传播工具弘扬佛法影响社会。民国以后，许多佛教界人士和研究者创办了大量的佛学刊物，研究、介绍佛教思想。1912 年，狄楚青在上海创刊《佛学丛报》，这是中国近代创办最早的佛学刊物；1913 年，太虚在上海创办《佛教月报》。

僧众办学：中国佛教僧众办学始于 20 世纪初，戊戌变法以后，各地办起了不少僧学堂。1903 年，湖南僧人笠云得到日本僧人水野梅晓之助，在长沙开福寺首创湖南僧学堂。继起的有文希在扬州天宁寺设立的普通僧学堂，月霞和谛闲在南京三藏殿举办江苏僧师范学堂，开始用新的方法培育僧才。晚清佛教在社会上已衰弊至极，但在文士当中，佛教义学反而出现异常活跃的气象。1907 年，杨仁山在南京金陵刻经处又创办祗洹精舍（又名梵文学堂），聚众讲学。他亲自讲授佛学课程，教授僧俗学生，一代佛学大师太虚和知名佛教居士谢无量等都是这个学堂的学员。他自编《佛教初学课本》，并聘请苏曼殊等学者教授梵、英等语，培养新式佛学青年，虽然不到两年，因经费不足而停办。在中国近代佛教上，“祗洹精舍”的创办，首开近代新式佛学教育风气，影响深远。中国近代佛学史上的旗帜人物名僧太虚和名士欧阳渐，都出自杨仁山门下。1911 年杨仁山去世，欧阳渐继承杨的遗志，经营金陵刻经处；1912 年他与李证刚等人创立佛教会。上述学堂为时不久即告停办。辛亥革命后，佛教各类院校再度勃兴，分布于全国各地。其中较著名的有月霞于 1914 年在上海创办的、专研华严教义的华严大学；月霞还在杭州、常熟等

地举办华严大学；谛闲于 1914 年在宁波创办的、专研天台教义的观宗学社（后

改名弘法研究社）；月霞于 1917 年在常熟兴福寺创设的法界学院。这些佛学院成为中国近代培育僧伽和佛学人才的专门学校。这些不同类型的佛学院，先后为各地培养了一批僧伽和佛学研究人才。

近代中国佛学教育逐渐由寺僧而面向社会各个阶层，普及佛教，培养青年僧伽，造成社会青年和学子学佛、做居士的风气，所以近代佛教有“居士佛教”的美称。当时有一些著名人士受佛学教育影响而学佛并投入佛门，如作家苏曼殊、艺术家李叔同等。大量在家信徒的活动形成一股社会潮流，有形无形地影响着社会变革。

世纪初，佛教在家信团出现。1918 年创立于上海的“居士林”，后又改名为“世界佛教居士林”，为佛教在家信徒团体。居士佛教的兴起，与其代表人物的活动是密不可分的。

代表人物：杨仁山（1837—1911）是清末最重要的佛教在家信徒，毕生弘扬佛法，刻经办学，印刷佛像，翻译佛经，是当时中国佛学界泰斗，遗著有《杨仁山全集》十二种。

杨仁山具有各宗深厚的学问，但以净土为学佛的归宿。他的居士佛学，强调信解佛法；而饮食起居等皆按常俗办理。作为在家居士，他潜心佛学，每天勘印讲学，夜晚诵经念佛，静坐观想，经常通宵达旦，是近代新式居士修行方式开创者。他对佛学研究有独到见解，主张“先圣设教，有世间法，有出世法。黄帝尧舜周孔之道，世间法也，而亦显含出世之法；诸佛菩萨之道，出世法也，而亦该括世间之法”。

杨仁山一生刻经办学，普及佛教。1894（光绪二十年）年，又与日本、朝鲜佛教复兴运动相呼应，着手在中国实施振兴佛教计划，包括编撰佛教教材、创办学校、搜集和刻印佛经等。1897 年，他在南京设立“金陵刻经处”，后捐出私宅作刻经处。金陵刻经处作为一个兼有出版、发行任务的佛教文化机构，对于近代佛教的传播，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是他对中国近代佛教的最突出的贡献。1908 年，他在金陵刻经处成立祗洹精舍，亲自讲授佛学课程，教授僧俗学生。他自编《佛教初学课本》，并聘请苏曼殊等学者教授梵、英等语，培养新式佛学青年，虽然不到两年，因经费不足而停办，但在中国近代佛教史上，“祗洹精舍”的创办，首开近代新式佛学教育风气，影响深远。中国近代佛学史上的旗帜人物名僧太虚和名士欧阳渐，都出自杨仁山门下。在中国近代佛学史上，在刻经、办学等方面，杨仁山都是一位开风气之先的人。

1910 年，杨仁山在南京创立佛学研究会，自任会长。研究会每月开会一次，每周讲经一次，听者踊跃。这是培养佛学人才的另一种办法，在当时也很有影响。杨仁山通过祗洹精舍和佛学研究会培养出来的人才中，有些人在佛学研究和佛教革新等方面作出一定成绩，成为中国近代佛教发展史上的知名人物，如谭嗣同、太虚、欧阳渐、章太炎等。

在国际交往方面，杨仁山做了许多促进佛教发展的事业。他于 1878 年至

1886 年（光绪年间）两次随曾纪泽率领的中国外交使团出国到伦敦、巴黎，考察英法各国的政治、工业。他在伦敦结识日本留英的佛教学者南条文雄

（1849—1927）。回国后，与南条文雄互相交换两国所缺佛经，刻印流通，并得到日本弘教书院的缩印《藏经》及南条文雄所赠中国失传经疏。他选择其中一部分计划刊印，编入《大藏辑要目录》，本计划陆续雕印大、小乘佛典 460 部，3320 卷，但在他生前只印出 2000 多卷。这对于当时缺乏佛教文献的中国佛教研究的开展有很大促进作用。杨仁山同日本其他一些佛教学者也有不少交往。1894 年，他同英国人李提摩太一起将《大乘起信论》译成英文。1895 年，又与锡兰（斯里兰卡）的佛教居士、摩诃菩提会会长达磨波罗在上海会晤，相约复兴印度佛教。在同这些佛教界的国际友人的交往中，扩大了中国佛教的影响。

杨仁山作为近代居士佛教奠基者，是近代中国佛学复兴的关键人物，竭力启人信心，推动居士佛学，是 20 世纪 20—30 年代引导中国居士信佛的原动力。他对中国近代佛教的复兴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