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和美国的基督教新教

英国的新教

1870—1918 年正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后期和爱德华国王前期。在英国，除罗马天主教会、安立甘宗（是英国的国教会，也称圣公会）外，还有由众多的“不从国教者”组成的自由教会。这一时期，英国的福音运动和教会的各种社会改良活动继续发展，自由教会争取获得与国教会同等权利的斗争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进化论对英国学术界的影响日益提高，圣经研究受德国研究方法的影响取得不少成绩。

①福音运动的继续。1870 年，英国的基督教界无论是安立甘宗教会还是自由教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始于 18 世纪中期的福音运动，它是英美两国基督教个人敬虔主义的一种表达方式。英国的“第二次大觉醒”运动最初始于 1859 年，在以后的十年里它逐步传遍整个大不列颠。1873—1875 年美国福音运动最著名的布道家德怀特·穆迪在英国的巡回布道取得巨大的成功。这一时期英国本上最受欢迎的布道家是浸礼会的斯珀吉翁，他连续多年吸引许多信徒云集到他所在的伦敦一家能容纳六千人的大教堂听他布道。

福音运动在英国国内的发展旨在重新唤起人们对基督教的兴趣，吸引人们再次回到教会，按照基督教的教规和伦理道德原则生活。在这一运动中，

诞生了许多由福音派信徒尤其是自由教会的信徒组成的组织，而这些组织的活动又反过来促进了国内的福音运动的继续和英国基督教会向国外的传教运动，比如“救世军”就是这样的组织之一。它是由威廉·布什于 1877 年创立的。布什原属卫斯理宗，他同当时许多传教士一样，认为在诸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贫民区那样的一些社会环境下，口头宣讲福音的传教方法是不妥当的，于是成立了“救世军”在穷人中间从事救济传教活动。另一个活跃的组织是“基督教青年会”。它是基督教会的外围组织，诞生于 19 世纪中期的英国和美国。这一时期，它活跃于城市的各类青年中间，组织他们研读圣经，开展各类文体活动，督促他们遵守教规，参与教会的礼拜活动，对帮助都市化环境下青年应付各种困惑和困难大有裨益。

②自由教会争取权利平等的斗争。这一时期，自由教会为争取信仰自由，争取获得与国教会平等的社会地位和权利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政治斗争。在福音运动的刺激下，自由教会的数量大量增加。从参加教堂礼拜的人数看，20 世纪初自由教会里经常参加礼拜的信徒人数多于国教会信徒的数量。人数的增加也意味着政治力量的扩大。19 世纪 70 年代，自由教会信徒的政治权利比较有限，许多社会活动他们都无权参与。在米尔和戴尔的领导下，自由教会的“自由社”为废除建立教会必须纳税的不合理规定，为自由教会的信徒可以进入古老的大学任教，为争取在婚礼、葬礼以及出生登记等方面与国教会信徒享有平等的权利，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解散英国国教会，并获得完全的信仰自由的权利。1871 年以后，他们获得进入两所古老的大学任教的特权（神学教授职务除外）。这一时期，在爱尔兰和威尔士还解除了安立甘宗的国教地位。

不过，这一时期自由教会同安立甘宗的主要斗争是围绕宗教教育在国立教育中的地位进行的。直到 19 世纪 70 年代，英国的教育还属于与教会相关的私立事业，大量的学校都属于安立甘宗教会，所以自由教会积极斗争以便建立一个非宗派的教育体系。1870 年的“弗斯特教育法令”建立了一套地方学校“董事会”管理系统，于是出现了教会私立学校和董事会管理的学校两种教育体系。1880 年英国的小学教育变成义务教育，家长可以在这两种学校中间进行选择。到 1895 年，教会学校与董事会管理的学校之间的比例是四比三。按照法律规定，董事会管理的学校的宗教教育是“非宗派性的”，这在当时的欧洲大陆和讲英语的国家和地区都是很特殊的。

在双重管理制下，教会学校（其中十分之九属于圣公会，约十分之一属于罗马天主教会）发现，自己在财政上处于不利的地位。1902 年这两个教会设法使国会通过法令，允许这两个教派的学校从税收中得到维持学校和教学经费的资金。此事引起自由教会人士的强烈不满和抗议。这场风波的结果使得公众尤其是教育工作者大大削弱了对宗教教育的同情。教会学校学生人数剧减，而董事会管理的学校也出现了减少甚至取消宗教教育的运动。自由教会争取权利平等的斗争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他们对英国教育的世俗化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③教会和神学在冲击下的混乱状况。基督教教育在教育中的地位的削弱，同这一时期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其它因素有很大关系。19 世纪 70 年代初关于进化论的争论正处于高峰。李耶尔、达尔文、斯宾塞和赫胥黎对广泛宣传进化论起了很大作用。然而，这一理论被广泛地理解为一种社会观、伦理观，甚至是形而上学的观点，是很难与基督教的观念相协调的。

19 世纪 80 年代后期，宗教书刊仍然是最受欢迎的图书，但是到 19 世纪末其它图书更受读者的喜欢。在普通人的心目中，“科学”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救赎方式，科学将给人们创造美好的生活。世俗的乌托邦主义——一般被理解为人道主义的、坚信通过人的道德努力和科学技术可以取得进步的观念——被人们普遍接受。技术教育在迅速发展的教育中占据重要地位。人们越来越不重视从基督教的角度对生命终结问题的思考。

除了上述流行的自信情绪和乐观主义外，德国学者应用历史研究方法对圣经进行研究的作法也通过自由教会和苏格兰学者的介绍传入英国，并产生了普遍的影响。几乎所有的教会都卷入了关于圣经的辩论，神职人员和平信徒对圣经信仰的削弱是这场争论的后果之一。平信徒们不再阅读圣经，也不关心子女的宗教教育问题。有学问的牧师由于无法肯定自己了解圣经研究领域的最新观点，也在讲道中把主题转向社会和伦理问题。结果本世纪的第一代英国人成为自宗教改革以来受圣经影响最小的一代人。由于没有了普遍公认的权威和可求助的东西，教会里的所有问题变得更加难以解决。这一点在福音派中特别突出，他们感到越来越难以把受过良好教育的信徒团结到一起。

本世纪前 20 年，许多自由派和“现代主义者”试图把基督教和对圣经的新看法以及科学观点调和起来。当时流行的趋向是强调上帝普遍存在于他的创造物中，使他适应于进化原理。强调所有人都有道德能力的结果，使人们对耶稣基督的理解仅仅局限在伦理的范围，忽视了他的救赎特性。而且使“耶稣的宗教”和“关于耶稣的宗教”成为对立的宗教；或者换句话说，就是使耶稣和保罗对立起来了。本世纪初现代主义最激进的代表是坎伯尔，按照他的进步的观点，耶稣的形象仅仅是一位模范的社会改革家和慈善家。罗马天主教的现代主义者特列尔和封·雨戈尔为上帝的超验性和他在历史中的具体启示保留了更多的地位，他们在新教徒中的影响也很大，自由教会中的福赛斯和奥曼的观点和影响也是如此。但是，无论如何这一代人生活的时代是神学大辩论的时代和在神学上无所适从的时代。韦斯顿主教 1913 年上诉正式要求以异端之名审判他的两个同伴主教的事件，可以说是对这个神学混乱时代的最好的说明。

④教会的社会改良活动。这一时期，自由教会还积极地号召人们要对世界有社会责任感。自由教会的“不从国教者的良知”通过他们的政治和经济理论表达出来。他们的理论具有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特点，其渊源可以追溯到洛克和亚当·斯密。这一理论的理想是要造就在政治和经济活动中具有负责精神的个人，而且福音派的抗议宗新教对于建立一个具有创造力和灵活性的社会产生了很大的作用。根据他们的理论，政府的作用应尽可能地缩小，以便个人能够获得更多的机会发挥个人的创造力。对于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应通过个人的努力而不是通过公共机构给予他们帮助。人们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的目的，是为了使他能够有一天得以自立自助。

根据福音派的上述社会伦理开展的活动，就是要求信徒保持或培养个人的自律精神、团结能力和责任感。他们号召夫妻间要互相忠诚，要求信徒反对酗酒、反对赌博，并遵守安息日等等。

他们还在社会上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慈善活动，办起孤儿院，在贫民区开办了许多安置所。另外，由于这一时期市区衰退现象的出现，有的地区伴随着人口的迁移，教堂的人数也在减少。于是就出现了一类被称作“组织性的”

教会，为了适应周围的居民的需要，这些教会广泛地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教育、娱乐和社会福利活动。

领导福音派社会行动的自由教会的领袖主要有休斯和戴尔。本世纪初，自由教会正式进入“社会服务”领域“，其中卫斯理教会的利杰特、浸礼宗会的克利福德和公理会的霍恩成为有重要影响的人物。1911 年，这些宗派性的团体组织成为“社会服务协会联宗大会”。

英国的安立甘宗关心社会行动的起步晚于自由教会。19 世纪 80 年代以后，英国圣公会的信徒越来越感到自由教会主张的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是无法解决工业社会的危机的。他们认为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政府应当发挥较大的作用，通过民主的程序使主要的生产手段实现国有化。到 19 世纪 90 年代，圣公会的“教会社会协会”已经成为英国关心社会教育和活动的最重要的教会机构。该机构的主要宣传对象是英国国教会的神职人员，特别是那些不可动摇的保守主义的传统支柱——圣公会的主教们。1888 年的安立甘宗“兰伯斯主教大会”开始只是犹犹豫豫地接触社会问题，1897 年的大会已经接受了教会对社会经济和秩序问题应当承担道德责任的主张，并且建议在每一个教区组织社会服务机构。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有 14 位主教是“教会社会协会” 的成员。应当说，英国教会对社会问题的关心是这一时期教会变化的主要表现之一。

这一时期教会变化的另一表现在于自由教会与劳工关系的改变。19 世纪自由教会为劳工阶层做了大量的服务工作。1905 年—1910 年自由教会的政治势力达到了顶点，但是自由教会与劳工的盟友关系则正在解体。此时自由教会的主要团体已经赢得了与圣公会同等的权利，其成员基本上已经变成了受人尊重的中产阶级，自由教会的领袖们已经不再同情新的工党及其纲领。而圣公会的神职人员却开始在劳工政治中扮演活跃的角色。1909 年圣公会的“教会社会主义者联盟”在伦敦举行的失业工人大游行的活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12 年该盟主席乔治·兰斯伯里带人在西敏寺桥上游行，抗议主教们在煤矿被封锁事件中不敢明确地站在矿工一边。但是自由教会内同期却没有出现任何可与之相比的组织或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