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因子生态分析

今天,研究城市内的社会空间结构虽然沿用社会区概念,但是,多因子统计归纳法已经取代了史域奇和贝尔的社会学解释。这种新的研究,又称为城市因子生态系统(Urban Factori-al Ecology)。

  1. 因子生态分析方法

这一方法多从人口普查的资料中,抽取有关人口特征、社会经济及房屋等指标为变数,基本面积单位可以是街坊,也可以是较大的人口普查地域单位。然后对此资料矩阵进行因子分析,按因子载荷量的高低对各因子冠以名称。求得的这些因子,可以视为城市内社会空间变异的主要支配性因素。以因子载荷量矩阵乘以原来的资料矩阵,得出因子分数矩阵,可以绘成每一因子的因子分数图,也可以进一步纳入聚类分析,透过联系树便可把性质相似的地域单位聚集成社会区。

经济状况 家庭状况 种族状况

职业受教育程度

子女家庭主妇 单身居住者黑人比例

图 11-11 因子分析计算结果之一:因子负荷矩阵

因子生态分析最重要的结果是因子载荷量矩阵。若运用因子分析方法, 社会区分析中的社会描述变量的因子载荷量矩阵可简单地表示成图 11- 11。图中纵列的“职业”、“受教育程度”等是社会特征描述变量。横行表示从六个描述变量“抽取”出的三个主要因子,符号“●”表示因子与变量的相关程度高,“○”表示相关程度一般或较低。结果表明,“经济状况” 与“职业”及“受教育程度”相关,而“家庭状况”则由“子女”、“家庭主妇”、“单身居住者”决定,“种族状况”由社区中的“黑人比例”决定。

因子生态分析已发展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研究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方法。其优点在于把较多的统计变量归结为较少的因子来说明观察对象的性质

(当然要保证抽取出的少数因子不致于“失真”)。这有助于把问题“简单化”,并且可能基于抽取出的因子建立新的概念来解释观测变量的变异性。进一步便可以建立新的理论模式,找到新的规律。

但是,因子分析也有明显的缺点:第一,大多数因子没有实体的意义, 而只有抽象的综合意义,这要求研究者具备深厚的专业知识,比如“社会经济地位”,它只是头脑中的抽象、综合概念,同眼见手摸的“房屋质量”、“学历程度”不同。第二,因子分析常常受到来自哲学方面的批评,具体地说,受到逻辑实证主义者的批评。一般说来,某项陈述如能成立,必须具有可证伪性,否则不是同义反复就是毫无意义。在因子分析中输入任何数据都会得到某种结果模式。这一事实在评价因子分析的结果时必须考虑进去,因

为因子并非总是有意义的。辩证的态度是把因子分析作为在一定条件下才可使用的研究方法。

  1. 因子生态分析举例

地理学家罗楚鹏(C.P.Lo )于 1975 年曾根据香港 1961 年和 1971 年的人口普查资料,用这一方法分析了香港社会生态结构的变化。香港人口统计地域单位 27 个。他从两次人口普查中各抽取 20 个数据指标作为变量进行因子分析。两年的数据指标基本相同,但因两年人口普查的指标本身有变化, 因而有少数指标有所不同。

因子分析的结果,1961 年的资料归纳出六个因子,它们是:①高收入海外人士;②低收入白领及蓝领人士;③老年工作者;④年青的移民;⑤种族;

⑤性别。六个因子解释 84.34% 的变量变差,其中头两个因子就能解释总解释量的 60.47%。

1971 年的资料归纳出五个因子,它们是:1)高收入非广东人士;2)低收入蓝领人士;3)高收入海外人士;4)公共屋村居民;5)性别。五个因子对变量变差的解释量为 85.15%, 其中,前面三个因子最重要,占 75.2%。

分析表 11-1 所示每一个因子对各变量的因子载荷量,说明每个因子与各变量的关系,从而显示出各因子的特征。如 1961 年因子,高收入海外人士比在其它国家出生人口(因子载荷量 0.943)、受大专教育(因子载荷量0.903)、中等年龄组(因子载荷量 0.898)、居住免费房屋等变量的因子载荷量大,关系密切。

通过分析,可以得出结论,1961 年香港因子生态的模式是种族、社会经济状况和年龄与性别起主导作用。种族是社会经济的指示剂,也就是说,少数海外人士通常处于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年龄与性别是人口统计特征,与生命周期的阶段相联系。

在 1971 年的因子结构中保留了第 1、2 和 6 号因子,但因子的重要性发生了变化。在 1961 年的第一个因子,即高收入海外人士,在 1971 年退居第三位,而被两个新因子,即高收入非广东人士和低收入蓝领工人所取代。在1961 年的因子中,老年工人、年青移民和种族等三个因子在 1971 年中消失。这反映了年老者在 1971 年无需再从事工作,社会照顾较好。60 年代移民多, 他们到达香港后常常同乡同里聚居一起,到了 70 年代,随着政府安置工作顺利进行,将大部分人口迁移和分散在各区的公共屋村,故年青移民和种族因子为公共屋村因子所代替。性别因子还保留,反映香港在男女平等方面仍然有问题。

收入状况对香港社会结构,进而对土地利用影响很大。作者进一步进行了聚类分析,通过联系树把性质相似的地域单位聚集成社会区,结果把 27 个人口统计地域单位组合成五个生态人口统计区(图 11-12),它们是:

(l)高级居住区。主要包括山顶、半山和九龙塘,居住在这里的都是高收入的海外人士,中国及非中国籍的专业人员、富商。

  1. 商业和中级居住混杂区。包括中环、大坑、北角和尖沙咀。中环是中心商业区,尖沙咀是中心商业区的延伸,大坑和北角是新的商业区,发展了一些中高级的住宅区。

  2. 旧的蓝领和白领人居住带。包括上环、西环、湾仔、油麻地、望角等,是历史上中国商人兴办的商业和仓库地带,是商业、居住混杂区。

  3. 城乡边缘地带。包括湾仔、南区、筲箕湾、何文田、牛头角、荃湾

等,土地利用以小型农业、渔业、工业、居住及其它非居住用地为主。

  1. 农业区。包括其它农业区及大埔等新城。

分析这两年的生态人口统计区的变化,虽然五个分区不变,但在空间分布上略有变化。城市生态结构由 1961 年的扇形类型向 1971 年的多核心类型转化,并且社会经济、家庭、种族和房屋状况的重要性有所增加。具体表现在高收入的高级住宅区已由以前的西环、石塘咀等地迁往半山区,九龙半岛的高级住宅区则仍在九龙塘。商业和中级居住混杂区,在九龙半岛仍维持在尖沙咀、红磡、土瓜湾、启德等;香港岛方面因中环商业发展,住宅渐渐改建成商业建筑。旧的蓝领和白领人士居住带因人口膨胀,渐渐向外围扩展。变化最厉害的是政府办公大楼纷纷在城市边缘兴建。

本质上,因子生态分析法毋须作任何假设,而是纯粹的归纳。但是亦可以借用史域奇及贝尔的假说,以检验归纳的结果。

表 11-1 香港因子载荷量表

变 量

1961 年因子

1971 年因子

1

2

3

4

5

6

1

2

3

4

5

1.人口密度(千人每平方米千米)

0.735

0.681

2.0-14 岁年龄组占总人口%

3.15-44 岁年龄组占总人口%

4.45-59 岁年龄组占总人口%

5.60 岁以上年龄组占总人口% 6.男性占总人口%

-0.799

0.898

0.927

-0.517

0.635

0.883

-0.718

0.678

-0.402

0.618

-0.358

0.691

-0.402

0.393

0.882

0.794

  1. 在香港出生的人口占总人口%

  2. 在广东出生的人口占总人口%

  3. 在中国它地方出生人口占总人口%

  4. 在它国家出生人口占%

-0.632

0.943

-0.347

0.383

0.487

0.357

0.362

0.685

-0.846

-0.454

0.759

-0.425

0.793

-0.690

0.925

11.15 岁以上没有受过小学教育的占%

12.15 岁以上只受过中学教育的占%

13.15 岁以上受过中专和大学教育的占%

-0.793

0.594

0.903

-0.483

0.638

-0.820

0.916

0.530

0.462

0.712

0.417

  1. 就业人口占总人口%

  2. 妇女就业占妇女的%

  3. 制造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

  4. 商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

  5. 服务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

  6. 农渔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

0.794

0.890

-0.580

0.830

0.491

0.422

-0.673

-0.530

0.513

0.430

-0.405 -0.639

-0.516

0.468

0.578

-0.473

0.764

0.632

0.500

-0.776

0.404

-0.546

0.714

0.434

-0.728

  1. 住在私人公寓占%

  2. 住在私人出租房屋占%

  3. 住在重建地区占%

  4. 住在廉租屋和居者有屋占%

  5. 住在非住家的工业商业楼房占%

  6. 住在木屋区占%

0.857

0.876

0.892

0.731

0.583

0.398

0.558

0.775

-0.504

0.448

-0.453

0.643

-0.695

0.474

-0.449

0.574

0.642

-0.670

0.361

  1. 自有房屋的占%

  2. 住别人房屋的占%

  3. 不需缴租者占%

0.899

-0.944

0.939

-0.839

0.820

-0.413

-0.357

0.862

0.375

-0.362

因子生态分析最大的用处,是可以分析一个城市不同时期的社区,以查明各时期社会空间结构因素是否转变,这对城市的管理和规划有一定的意义。如经过分析确定某一因子(如房屋类型或种族)为该阶段的支配性因子, 那么,就可拟定相应的政策(如各类型房屋的供应和防止种族歧视)等,减少社会空间的分割和促进融合。

我们曾对广州进行社会区分析,结果证明,社会主义国家的城市也存在社会区,但其影响因素既不是种族隔离,也不是经济收入的高低,而主要是历史因素和现时的土地功能布局及分房制度。前者说明历史上形成的社会区短期内是不可能改变的;后者一方面说明单位建房和按单位分配房屋的制度是我国现阶段城市社会区形成的制约因素,另一方面也说明部门编制的城市总体规划在形成社会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社会区不是自发形成的, 而往往是由规划决策机关决定的,因而人们选择住房的自由度不大。一个单位可能既有干部,也有工人,还有知识分子。虽然他们的兴趣、生活习惯、经济收入不同,但因按单位分配住房,他们必须住在一起,其特征取决于本单位以哪类职工为主。

目前我国正在推行城市住宅改革,逐步实现住房商品化。可以预料,经济收入状况在社会区形成中将会起重要作用,职业构成的作用也将会继续强化。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按单位建房、单位购房、单位分房的政策仍将在社会区形成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广州社会区的分析不仅揭示了社会主义城市也存在社会区及其形成的机制,而且为城市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规划部门可根据社会区分析结果,采取措施在人口密集、功能混杂的旧城区降低密度,改善环境,以减少或缓和因各社会区之间差异太大而带来的矛盾。根据各区特点布置不同的公共福利设施,以满足不同的要求。由此,我们认为,在我国城市进行社会区分析不仅具有丰富和发展城市地理学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丰富城市规划内容,提高城市规划水平的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