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有地悲剧”到完善社会结构

传统社会生活，是在国家机关、政党、社会集团和有关法律法令的指导和组织下进行的。国家及其主要职能被认为主要是管理众人的事，即处埋和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提出处理和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任务。因为它只有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而没有环境目标，所以人们在制定和实施达到社会目标的经济发展的政策和对策的过程中，常常不自觉地以牺牲环境质量和资源储备力代价取得经济增长。也就是说，传统社会没有自觉地保护环境的机制，却有自发地破坏环境的机制。

这在“公有地悲剧”中鲜明地表现出来。

1968 年，美国经济学家 G.哈丁提出“公有地悲剧”，即“公用权悲剧” 概念，地球资源被看作是公共财产。这里它的公共拥有，实际上不存在任何所有权，而只表现为公用权，所有社会公民都可以随意利用它。哈丁把这种公共财产比作公有草地，谁都可以在草地上放牧，每一位牧民为了从放牧中取得更多的好处，按照费用最少、效益最大的原则，总是力图增加畜群的数量，但是谁也不进行草地建设的投资。这样，随着畜群增加，草原的质量急剧下降，最后草场完全退化，不能再放牧牛羊。这就是草地公用权的悲剧。在这里每个人追求自己最大的个人利益，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不可避免地导致所有人的利益的毁灭。

实际上在传统社会生活中，整个地球资源都经历了这样的命运。人们把它当作公共财产使用，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滥用它们，随意向自然索取，随意向环境排放弃物，导致自然价值的破坏和环境质量下降，形成生态危机的悲剧。

这里公共财产的公用性，共有资源“谁采谁有”，好像是公平的，但是实际上是不公平的。因为“公用权”的实质是：第一， “谁先来谁占有”； 第二，“谁有力量谁占有”。它支持的是强者，这是强者的哲学。

当今的国际关系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工业化的国家，作为“先来者”和“拥有力量者”，过早和过多地利用了地球生态资本，积累了财富和权势，从而使自己成为强者，成为世界事务中有权势的人和国际关系政策的制定者。国际金融和货币政策、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政策，以及其他国际经济政策是由他们制定的。这种政策是不公平的。例如国际市场上实行工业制成品高价对能源、矿产和农产品低价的政策，资本和技术高价对劳动力低价的政策。一般说来，工业化国家在世界市场上拥有制成品优势，发展中国家只有能源、矿产和农产品等自然资源优势；工业化国家拥有资金优势， 发展中国家只有劳动力优势。在这两种优势的竞争中，制成品高价对原材料低价、资本高价对劳动力低价的政策是由富人制定的，这种政策只对富国有利；而且，在工业产品一再提价和资金利息不断提高的同时，初级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不断降低。这样，大量的财富和资源不断地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从而形成两个世界的国际关系结构。

这就是两个世界的分化：一个是富人的世界，另一个是穷人的世界；而且富者越来越富，穷者越来越穷，两个世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矛盾越来越尖锐。

这里地球生态资源的“公用权悲剧”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在国际关系方面，它导致了两个世界贫富差距扩大矛盾加剧，形成严重的社会危机。第

二，在生态关系方面，它导致滥用资源，造成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形成严重的生态危机。这种悲剧的性质是哈姆雷特式的：“是生存还是死亡？”

人类生存要走出危机，应通过文化性质的革命实现。“公用权悲剧”的性质表明，必须建立新的社会关系，完善社会结构，建设一个公正和平等的社会秩序。

生态运动，这是人类迈向新社会的一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