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论诛戮暴君

关于这个问题的分歧意见 拥护诛戮暴君的论点 消灭暴君并非例外情况 诛戮暴君的后果 对于暗杀的评述 真诚的重要性

诛戮暴君是同实现政治改革的方法有关的 这在政治理论家中间曾经是

一个热烈讨论过的问题 古代的伦理学家认为这种做法是合法的 现代伦理学家则一般都加以谴责

赞成诛戮暴君的论点建立在一种非常明显的原则上正义应该普遍地实施 一般罪行是受着或者被装成是受着法律的通常作用所约束的 但 是 那些侵犯全民福利破坏人类自由的罪犯却不受这种约束 如果仅仅是在次要的情况下执行法律不公 而富人可以不受制裁地压迫穷人 应该承认 少数这样的例子还不足以使采取人类的最后手段成为正当 但是没有人会否认 篡夺者和暴君的情况具有最凶恶的性质 一切国内政策的规定都被废弃 正义从根本上遭受了破坏 在这种情形下 一切的人都只好自己去执行永恒的公道的裁决了

但是可能有人怀疑 消灭一个暴君 是否在任何方面都是那些在平常情形下应该遵守的规定的一个例外情况呢 的确 暴君的身上并没有一种特殊的神圣性 如果目的是反击个人的暴行 杀掉一个暴君同杀害任何其他人一样 是可以没有什么顾虑的 但是在一切其他情况下 由一个自封的权威去消除罪犯 似乎并非反对非正义的恰当方法

因为 首先 你想要消灭那个暴君的国家 或者是已经成熟到能够维护和保持自身的自由 或者还没有 如果已经成熟 那就应该全然公开地废黜暴君 一件关系普遍福利的事 却当作阴暗和可耻的事来处理 没有比这再不恰当的了 允许一种建立在普遍正义的广泛基础之上的行动逃避公众的审查 乃是对于人类有害的教训 手枪和匕首可以方便地用来帮助行善也可以同样方便地用来帮助作恶 在一个符合理性和真理的问题上最有效的保证是排斥一切暴力 不忽视任何公正和能够增长知识的手段

另一方面 如果那个国家没有成熟到可以维护自由的地步 那个自认为有权用暴力来干预的人 的确可以显示他的想法的激烈并且得到一定名声 但是他也一定会给他的国家带来新的灾难 诛戮暴君的后果是人所共知的 如果这个企图失败了 它会使暴君比以前更加十倍地嗜杀 凶暴和残忍 如果成功 而暴政卷土重来时 它在继承者身上将产生同样的效果 在虐政之下 可能会萌发出某些孤立的美德 但在阴谋反叛中 是既没有真理 也没有信任 也没有爱和人道的

其次 如果想一下暗杀的性质 我们就会更进一步地了解到这个问题真正的是非曲直 在这个问题上引起的错误主要是由于人们对它的肤浅的看法 如果赞成暗杀的人曾经跟踪那个阴谋家 看到他的一切鬼鬼祟祟的行径和他的担心泄露真情而不断恐惧的心情 他们大概就不会再那么不分清红皂白地予以赞扬了 不能想象有任何行为更直接地同坦白率直的原则相抵触 象各种恶行中一切最丑恶的事情一样 它是喜欢阴暗的 它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露面 它逃避人们的追问 在追问者面前支支吾吾 索索颤抖 它故作镇静 强颜欢笑 但只有在最彻底的伪善的情形下才能做得恰到好处 它改变了语言的运用 摆出一副嘴脸 为的是更好地欺骗

在计划一件危险的行动和开始

行动之间的一段时间里

充满了神秘和隐讳 我们能够相信一个满身都是犯罪迹象的人是在从事一件道德责成他做的事情么 同样的口是心非会一辈子跟随着他 想象一下那些跪在凯撒脚下的阴谋者 象他们在杀死他以前那一刹那所做的那样 布鲁特斯 的一切美德 也不能使你不对他们愤恨

没有一个例子能比我们所讨论的这个问题更好地证明普遍真诚的重要性 从这个例子中我们看到 一种从最纯正的动机出发所采取的行动 可以由于这方面的一个缺点而走向推翻正义和幸福的根本基础 只要有暗杀存在 人与人之间就不会有任何信任 坚决的声明和郑重的宣言部一文不值 没有一个人敢说他了解他的邻人的意图 过去区别诚实人和浪荡子的界限不复存在了 人类的真正利益要求不是取消 而是确认这些界限 一切从相互信任和尊敬出发的道德将随着这种信任的理由日益明显而发展扩大 并且必然要随着这一基础的被破坏而衰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