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论约定

约定不是道德的基础 看来绝对是一种弊害 很少有必要 不完全的约定是不可避免的 完全的约定在某些情形下是有必要的 约定的义务 和不侵犯他人财产的义务具有同样的性质 容许有程度上的不同 扼要复述 应用

原始契约的整个原则是建立在认为遵守约定是一种义务这个基础上的

这个原则所依据的理由据说是既以答应服从政权 就必须服从如果不曾假定履行约定是我们的首要义务之一 社会契约说就不会被认为是值得加以争辩的问题 所以 我们似乎应该探讨一下这种义务的性质

根据已经提出的主张中的原则 这里要提出来的第一个意见是 约定和合同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道德的基础

道德的基础是正义 道德的原则是建筑在一个人的需要和另一个人有解决这种需要的能力上的一种不可抗拒的推断 我必须为别人做一件对他有利而于我无损的事情 这并不是由于我事先的约定 这不是从任何明确的或者想当然的合同中产生的义务 而且 即使我不可能从他或者任何其他人得到回报 这个义务仍然存在 我必须把真理告诉别人 这开不是由于任何约定或者先约 毫无疑问 我应该如此做的理由之一 是因为言语能力的明显用途是增进知识而不是使人误解 但是 如果说使用言语能力就等于默认我一定把这种能力用在纯正的目的上 那就是对上述动机的一种荒谬说法 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信任的真实基础是我们对于影响人类思想的动机的了解 也就是说我们认识到 出于欺骗的动机是少有的 而纯正的动机一定是支配人类行动的主流

如果我们稍为注意一下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为什么应该遵守我们的约定 上述立场就更是无可辩驳的了 唯一能够提出的合理答复是 因为能增进有理性的动物的幸福 但是 这一答复用于其它道德问题也同样使人信服当道德可以同样恰当地被看做是建筑在约定本身所赖以取得其约束力的基础上时 这样迂回曲折地把道德建立在约定的基础上 岂不可笑

再者 在我订立一项约定时 我所约定的不是从其本身的性质看能够增进人类幸福的事情 就是不能增进人类幸福的事情 那么 我的约定总是能够使以前有害的事情符合我的义务 使以前有益的事情不符合我的义务吗 在我订立一个约定之前 一定有有些事情是我应该约定的 有些则是不应该的 在我订立一个约定之前 所有行动的方式都不是无所谓的 情形恰恰相反 每一种想得出来的行动方式都有其相应的和不同程度的有利或者有害的趋向 因而相应地应予采取或者加以避免 由此可见 约定和合同并不是道德的基础

其次 我认为约定 从绝对地加以考虑 乃是一种弊害 是同真正有益地运用智力相违背的

我们已经讲过 正义是道德义务和政治义务的总和 但是 衡量正义的尺度是对同我有关的那些人有益或者有害的性质 正义的标准则是我的行为对于普遍福利的整体所带来的影响 因此 不可避免会有这样的结论 义务要求我用以支配自己行动的动机 必须是能够普遍应用的

那么 约定的约束力适用于哪些事情呢 我已经约定的 在没有约定加以干预前 本来也许就是我应该做的 也许不是我应该做的 它不是有助于造福人类 就是无助于造福人类 如果是前者 那么 约定不过是一种外加

的动机 对于本来从道德的观点看来是必须履行的义务加以赞同而已 约定不过是教导我们根据一个偶然的和临时的动机 去做一件由于其本质上可取本来就应该做的事 所以 如果道德是由正确的动机和纯洁的心愿组成的 约定显然就同道德不相符合了

但是 有些事情在约定以前本来就是义务 而约定却并不总是加强这种义务的 如果并不加强这种义务 那么在即使没有约定本来就应该做的事情和有了约定才应该做的事情之间 显然就引起了斗争

认为约定至少可以支配本来无所谓的事情的说法 也并没有多少使人信服的力量 真正无所谓的事情是没有的 宇宙间的全部事物都是互相联系着的 诚然 许多人类事务中的联系过于微妙 并不是我们粗略观察所能看得到的 但是我们应该尽多加以观察 一个人如果很容易满足于自己的行为的道德 他会觉得很少发生义务的问题 甚至也许会悲叹他所能做的事情是如此之少 但是 一个为道德所深切鼓舞的人会看到 几乎没有一小时他不能以自己的行动或者行动的准备来对于普遍幸福做出贡献 那么 如果我们财产中的每一先令和我们思想上的每种能力都由不可改变的正义的原则规定了用途 我们就不会有丝毫理由来正当而合法地用约定做出决定

在这种情况下 还有另外一个重大问题值得考虑 我们的能力和财富是能够使我们造福于人的手段 时间是手段得以施展的唯一舞台 没有比正确支配这些手段更为神圣的了 为了把我们的能力和财富以最能增进普遍幸福的方法加以使用 我们必须取得我们的机会容许我们取得的一切知识 而取得知识的一个主要手段就是时间 所以必须把我们的处境所能允许的一切时间都用在这个目的上 但是 如果我们今天把自己牵扯到两个月以后才要实践的行为上 那就是压缩了 而且是在最主要的一点上压缩了取得知识的时间 一个人在知识上这样寅吃卯粮肯定并不比在财富上寅吃卯粮更不缺乏远见

一个积极而认真的人一定会不断地丰富自己据以做出判断的材料 一切的人都应该把自己的判断看作是不成熟的 并且应该热切期待着有一个时期会发现自己的失误 但是光这样说还不够 除这一点外 虽然任何个人的判断力可以被看作成熟 但是在某一个未来时期决定他的行为的因素上 他总会不断地取得新的知识 试举一个根据合同雇的仆人为例 为什么我应该约定 一除非有一些情况使我不得不接受这个不利条件 准许他在几年内住在我的家里 而且不论他此后的性格变成什么样子 我都要用一贯的方式来对待他呢 为什么他应该约定和我一起生活和为我 服役 虽然我对待他的态度可能是专横 残暴或者是荒谬的呢 我们在今后彼此之间 以及对于我们的联系所带来的好处或者不便都会有更多的了解 为什么要使自己不能利用这些知识呢 这样一种局面不可避免地会在独立的理智支配和我们所订立的特定合同规定的行为之间 产生不断的斗争

从这里所引证的来看 约定 同关于政权所已经谈到过的一样 是一种弊害 虽然在某些情形下 它是一种必要的弊害 为了消除澄清这种说法可能带来的模糊观念 似乎应该讨论一下这里所用的弊害这个词的意义

弊害可以是普遍的 也可以是个别的 一件事情可以在它直接的和马上发生的作用上产生弊害 也可以在它所孕育的一切后果上经过一番等量对消和全面估计后证明会产生弊害 不管从哪一个意义上理解这个词 弊害都不是想象的 而是实在的 弊害这个词不同于痛苦 仅在于其含义更加广泛

它可以用来代表本身是痛苦的东西 或者同痛苦相联系的东西 犹如前因和后果的联系那样 按照这样解释 一件目前不是痛苦的事情看来也可能是一种弊害 不过在意义上有些不太合适和不太完全 它并不是因为本身的关系而叫做弊害 在最完备的意义上说 除了痛苦 什么也不是弊害

此外还可以说 痛苦总是弊害 快乐和痛苦 幸福和灾难构成整个道德研究的根本对象 除去得到快乐和幸福 避免痛苦和灾难就没有其他值得想望的了 人类想象力所能及的一切探索 都不能给关于幸福的这一概括增加一个字 因此 哪里有痛苦 那里就是弊害 如果不是这样 也就无所谓弊害了 如果痛苦在一个人身上不是弊害 那么让一切今天和今后活着的人感到痛苦也就不是弊害 宇宙不过是个人的集合体罢了

试用一个明显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切去一条腿当然是一个相当重大的弊害 手术带来的痛苦是剧烈的 治疗是费时和折磨人的 痊愈以后 切去了腿的人也永远不能享受许多愉快的消遣和选择许多有益的行业 假定他受这种锯腿之昔是出于纯粹的胡闹 我们就会最明显地看到它带来的灾难 假定 另一方面 只有做这个手术才能防止腐坏 那它就相对地成为好事 但是 它并不因此就不是一种绝对的弊害 至少相当程度的痛苦感觉还是存在的 他的余生中减去了那么多的享受和贡献 这也并不因此而有所改变

约定的情形同这个例子很相似 就约定能产主任何后果来说 在同约定有关的特定事情上 约定使我们不能使用自己的智力 使我们对自己的行为不去注意其各种直接效果 却只进行一种局限的浅薄的考虑 有时候 约定可能是必要的和应该加以运用的 但是 我们永远不应该由于约定暂时有用就被诱使去忘记约定的内在性质及其不随任何特定情况转移的短处

第三 在上述的意见之外 还可以补充的是 约定决不象我们时常想象的那样 往往是必要的

也许有人问没有约定的干预 世界上的事务怎么进行呢 对于这个问题 适用于大多数情况的一个圆满回答是 如果有理性和智力的动物在行动上的确有理性和智力 世界上的事务就会进行得很好 如果除了我理应给予的帮助以外 别人不可能再指望更多 难道就应该假定各种事务会因此而不能进行得基本圆满么 如果我是正直的 这个帮助在许多情形下都会是充分可靠的 如果他是正直的 他也不会有任何更多的指望

但是 人们还会说人类的活动常常是有连贯性的 由一系列行动组成的 我们采取每一个行动不是为了它本身 而是为了它带来的某种结果 许多这些行动的成功都要依靠合作和协调一致 所以 我有必要根据某些清楚而明确的理由指望我的合作者对我忠实 这样 在我坚持不懈地努力了一定时期之后 才不致于因为他在这期间的意见上的某种改变而有遭到失败的危险对于这个说法 我们可以回答说 这样一种忠实的保证不是象平常所想象的那样往往是必要的 如果这种保证在许多情形下被破坏了 人就一定会从中取得教训 更加重视自己的努力 而较少指望别人的帮助 这种帮助可能被随意拒绝 也可能是基于正义而不能不予以保留人就干定会取得这样的优点 以便使一切正直的人在必要对不能不赶来掇救他们 人也就一定会从事于这样的工作 这些工作的成功不取决于个别人的反复无常 而建筑在比较可靠的一般条件上

关于约定的效用上存在的各种限制做了详尽的说明以后 下面就可以讨

论在约定被认为是必要的情形下 它们的形式和由之产生的义务

约定有两种 一种是完全的 一种是不完全的 完全的约定是由我声明意图 其目的在使有关的人对于我未来的行为可能有一种期待的根据 不完全的约定是 它实际上成为这样一种期待的根据 虽然在我声明时 那并不是我的目的 不完全的约定又有两类 在我声明时 我可能设想到也可能没有设想到 有关的人会按照这个声明来办事 虽然这个声明并没有采取特定的约定的形式

我们可以看到 不完全的约定是完全不可避免的 没有人能够永远避免声明他的未来行为的意图 的确 在大多数情形下 如果一个人间到我在这方面的打算 义务就会使我不能不告诉他 正如我不能不对他讲出任何其他事实一样 如果不是这样 人类一切交往中就会永远充满冷淡和隔阂 可是人类的进步主要是依靠日常的率直 但白和真诚的

完全的约定也会在不同情形下出现 我明天有机会同某人见面 我告诉他我对时间地点的意见 同我会晤的这一时间地点对他也方便 在这种情形下 双方就不会不互相声明意图 作为会晤的保证 附带的限制条件也不会带来多大改变 在大多数情形下 人们对于平常限制约定的条件不论提出不提出都是了解的 这类约会 不但决不应该一概避免 而且在许多情形下是应该寻求的 以便在环境所能允许的范围内 使双方尽量少浪费些时间和精力

谈过订立约定的方式以后 再来谈谈约定所产生的义务 义务的程度随着问题性质的不同而不同 但是不能否认义务可能具有非常严肃的意义 我们已经讲过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斟酌行事的范围 而这是别人除非在最严重的情况下所不可侵犯的 但是 如果我使他有了不可靠的指望而把他引向某种行为 我就象使用了可能使用的任何强迫手段一样 在实际上侵犯了他斟酌行事的范围 假定我要制造某种商品 譬如写一部书 为此一个人答应给我五百镑 我因此在生产中不得不花去几个月的时间 肯定他说 在这之后 他就没有什么理由使我失望 而对我说 我已经找到了更好的一个花钱的对象 这种情形十分类似一个工人做了一夭工以后却被拒发工资 反过来 再看看这个例子 假定我已经约定生产那件商品 订约的对方已经预付给我五百镑中的三百镑 再假定我无力退还这笔钱 肯定地说 我是不能自由解除自己履行约定的义务的

上面的例子和其他任何一类财产是有同样性质的 财产是神圣的 所有者只能按照他的责任来加以处理 我不得横加干涉 即使以最好的方式也不得代他处理 这是根据普遍的道德原则得出的关于财产的一般法则 但是有时可以推翻这种法则 一切人都有处理自己财产的权利和一切人都有斟酌行事的范围的原则 在两种情形下都是出于下面这个考虑的 即遵守这个原则比破坏这个原则能产生更多的幸福 所以 无论什么时候 只要情况显然与此相反 这个原则也就失效 如果我不以强力取之于别人的积蓄 我就得饿死 那么什么东西能够阻止我这样强取呢 如果别人有了非常紧迫而且是刻不容缓的苦难 那么什么东西能够阻止我用严格说来不属于我自己的财产来救助他呢 除非在某些情形下这种行为会受到惩罚 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止我 因为 我自己甘冒灾难和死亡 跟容许灾难和死亡落在别人头上 同样都是不应该的

人的财产权是有不同程度的完整性的 侵犯财产所产生的危害性的大小是同产权的完整程度成比例的 一项产权即使看来已经达到正式占有的完整

程度 如果仍然在某些情形下应该予以侵犯 那么对于在不同程度上达不到这种完整性的产权 自然就容许做更大的变更 所有道德家都告诉我们 我欠另外一个人的一笔钱和他实际拥有的财富是同样不容侵犯的 这种说法并不起作用 凡人都会看到这个主张站不住 我欠别人的钱是常常可以由我随意在今天或者明天 在本周或者下周去偿还的 偿还能力 特别对于一个经济并不充裕的人来说 必然是有所不同的 在他的必要开支和不必要开支的比例上 是必须由自己斟酌行事的 在他最后未能偿付时 他所造成的危害是实在的 但至少在平常的情形下 这种危害并不象抢劫所造成的危害那样大 总之 一个受委托掌管任何一类财产的人不论受托时间多么短 在处理这项财产上都必须能在不同程度上斟酌行事 这乃是一项必然的法则

我们试再进一步谈谈关于财产权程度不同这一主要原则 为一切想得出来的普遍法规所最充分核准了的产权仍然不是不可以侵犯的 自我保全这条重大原则就可以容许我予以侵犯/权衡之后对于公众有巨大的好处可以容许予以侵犯 正是根据这个理由 我们看到 在世界上的不论哪种政权形式之下 财卜所有者有时都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财产 作为一项普遍原理 我们可以承认 在没有其它选择时 在使用强力不会产生更大的弊害或者破坏普遍安宁时 强力是预防犯罪的合法手段 但是 如果说直接使用强力在某种情形下是说得过去的 那么间接使用强力 或者在显然有好处的情形下使用我所掌握的手段 而不急于去研究那些有关财产的次要规定 就更是说得过去的了 根据这个理由 我可能有义务在某些情形下去减轻别人的不幸 而不必事先平衡一下自己的债权债务 或者明明知道我自己还是负债的 根据这个理由 一切约定都应被看作是对于预料不到的和紧迫的情况做了保留的 而不论这种保留是否曾经明确地提出 根据同样的理由 约会也应被认为是受类似的保留的限制的 虽然在那个假定的情况下我所浪费的别人的时间 乃是同他的财产一样实在的财富 是属于每一个人斟酌处理的范围之内的 只要人类社会存在 就不可能设想不常发生一个人侵犯别人的情况 如果我们经常考虑到人人都有他自己的权利范围 并努力据以规范自己的行为 那就是充分履行了自己的义务

我们希望这些原则能够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容许破坏约定的一些情况 合同不是道德的基础 相反地 它是我们有时候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而且 有见识的人必须时刻谨慎地对待这种权宜之计 除非显然有必要 永远不应该加以采用 不是我们共同幸福所依赖的原则 而仅仅是取得共同幸福的手段之一 遵守约定和最初订立约定一样 都必须根据这一普遍准则 并且必须只是在广义上讲能够增进幸福的情况下才予以坚持

原来就无意履行的约定 和由于以后取得的知识才加以违反的约定 对于这两者之间的重要区别应该进一步指出 第一种约定 在任何情形下出现都不能不给约定者带来污点 并且至少可以说证明他是一个对于道德好坏并不大在乎的人 第二种情况就大不相同 我订立的一切约定 只要以后发现遵守它就会大大妨害我对社会的用处 假定是一个不写任何有损于三十九条

的东西的约定都应该加以违反 对于这个原理也不能有任何限制 除非这一违反会严重地侵犯到别人的范围和权限

让我们把这些有关约定的性质的说法 应用到社会契约论上 我们并不是因为有任何假定的约定 才相信某一个别人的行为不会是前后矛盾到可笑的程度 或者是穷凶极恶的 如果他最严厉地抗议根据任何这样的约定对他

做出结论 同时 他又以合理的严肃的态度立身行事 他也不会发现我们不愿意同样地信赖他 我们毫不犹豫地相信一个外国人不会破坏法律而使自己受到惩罚 因为这已经被认为是社会契约的一个主要项目犹如相信自己的同胞一样 如果我们不同样相信居住在亚洲平原上的阿拉伯人 那并不是因为我们认为他们的社会契约不完备 而是由于我们不了解他们的行为准则 或者由于我们知道那些准则在我们同他们来往的具体情况上不能对我们提供充分的保证 告诉一个人 他的作法的实际的具体的后果是什么 会怎样影响同他有关的人 对他自己的幸福有什么影响 你这就是在唤起人类思想中不可舍弃的那些情感 但是告诉一个人 暂时不必考虑上述那些事情 我们所根据的充分理由是 他已经答应了要采取某种行为 或者他虽然没有明确地答应过 但已经含蓄地答应过 或者他自己虽然没有答应 过 可是他的祖先在几代以前已经替他答应过 那你就是在谈一个在人类心胸中不能引起共鸣而且很少有人能够理解的动机

最荒谬不过的是说 我们已经答应过遵守法律 如果执行法律要依靠约定 那为什么法律要有制裁力呢 为什么认为制定容易执行的法律 和不需要法庭宣誓以及告发人的可沮咒的干预来协助执行的法律 是立法的重要秘诀呢 此外 为什么我应该答应去做一个所谓政府的那种权力机关认为我便于做或者决定我适于做的事情呢 这些事情里面包括有道德 正义或者常情吗 难道有人单凭粗暴的强力就有充分的理由要求我的尊重吗 因为 我们应该看到 无论对于一个暴君或者对于一个最正当地选举出来的议院 我们服从的明智或者义务都是从完全同一个原则出发的 只有一个我可以衷心服从的权威 那就是我自己智力的判定 我自己良心的指挥 对于任何其他权威的命令 特别是如果我有一种坚定而独立的精神 我都不是心甘情愿地而是抱着厌恶心情去服从的 这种服从纯粹是出于妥协 我宁肯选择一件从本身来考虑是我的判断所不能同意的事情 而不愿意让发布命令的权力机关以我不服从为理由而说我造成了更大的弊害

还有另外一个同这个问题有关的原则 那就是真诚 我不可以用任何卑鄙的欺骗或者可耻的虚伪来逃避社会的法律 但是 真诚的义务 象其他一切重大的道德原则一样 不是建立在约定上 而是建立在履行这种义务就必然会带来的好处上 此外 我必须对行政长官表现的忠诚 特别是在他的要求是非正义的情形下 和我必须对于一个普通人表现的真诚比起来 在原则上井没有什么不同 自然也就不是什么更高的义务

然而 假定一切社会都有默认的契约的说法是正确的 假定社会成员实际上有一个约定 那么 从我们以上讨论看来 这乃是不负什么履行义务的那种约定 在社会契约的概念中 没有让出多少东西 也没有引起多少期待因而违反它也就不会带来多大危害 我们所最应期待和要求于同一集体的成员的 乃是人的品质 是不分本地人和外来人都应该采取的行为 如果把一个约定或者一个誓言无缘无故地强加在我的身上 效忠的约定就总是这样的 如果约定是我在惩罚威胁之下被迫订立的 我所遭受的待遇就是极其不公平的 因而违反这样的约定就是特别有理由的 效忠的约定是表明我赞同一种现行体制的一项声明 并且在这个声明具有约束力的期间 它也是一个我要继续支持这个体制的约定 但是 我赞同这个体制多久和有多大程度 我也就会在同样长的时间内给它以同样程度的支持 而不需要约定来干预 我有义务不采取轻率和没有希望的手段来破坏这个体制 其理由是要比从我

订立的任何约定中可以推论出的理由 都远远更有说服力 如果约定中答应要做的超出这一范围 就都是既不道德而又荒谬的 那是对于一种不实在的东西 对于一种体制的约定 等于我答应以后拒绝做那些我认为对于我的同胞有利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