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论正义

正义的范围和含义 正义的对象 人类 正义的分配范围由对象的能力来衡量 从它有用无用上衡量 关于利己的研究 家庭感情 一感恩

反对意见 根据无知 根据功利 一个例外 附言 正义的程度应用 政治正义的观念

从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情况来看 本书的主题严格他说是伦理学的一个部

门 它必须以道德为根源来引伸出它的基本定理 如果我们用正义这一名词来表示一切道德义务 就会使这些定理更加清楚些

只要考察一下怜悯 感恩 节制或者任何在较浮泛的意义上和正义显然不同的那些义务 就可以看出正义这个名称是充分表达了我们要研究的这个主题的 为什么我要赦免这个罪犯 为什么我要报答这种恩惠 或者为什么我不在这方面放纵 如果属于道德的范畴 那就一定或者是正确的或者是错误的 或者是正义的或者是非正义的 那就应该有益于那个个人 而同时又无损于乃至真正有益于大多数个人 不论哪一种情况都有益于整体 因为个人是整体的各个部分 所以做就是正义的 不做就是非正义的 我对于正义的理解是 在同每一个人的幸福有关的事情上 公平地对待他 衡量这仲对待的唯一标准是考虑受者的特性和施者的能力 所以 正义的原则 引用一句名言来说 就是一视同仁

如果暂时撇开政治观点 而仅从存在于个人间的情况来探讨正义 我们的研究也许会清楚的多 正义是从一个有知觉的人和另一个有知觉的人的联系中产生的一种行为准则 关于这个问题 有一句含义广泛的格言我们应该爱人如己这句格言作为一个流行的原则虽然有很大的优点 但却不是以严格的理论准确性为依据的

浮泛而一般地看来 我和人都是人 因而都有权受到同样的重视 但是事实上 很可能二者之一是一个更有价值和更重要的人 一个人总比一只野兽更有价值 因为人有较高的能力 能够享受比较高尚和真正的幸福 同样有名的坎布雷大主教 就比他的仆人更有价值 如果他的官室失了火 而且只有一个人的性命能够得到保全 我们中间一定很少有人会在宣称他们两个人当中哪一个应被保全上有所迟疑

但是 除了哪一个脱离完全动物状态更远的这种个人考虑之外 还有另一个厚此薄彼的依据 我们不是同一个或两个有知觉的人有联系 而是同一个社会 一个民族 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同整个人类大家庭有联系 因此 最能增进一般福利的人的生命是应该被保全的 在我拯救费讷龙的性命的那一刻 假使他正好在构思他的不朽著作 泰雷马克 的写作计划 那我就是增进了千千万万的人的利益 因为这些人读了这部书就纠正了某些错误和恶行 并消除了由之而来的不幸 不仅于此 我的造福还会扩及更远 因为每一个这样纠正了错误的个人都变成社会的更好的成员 而他也会对别人的幸福 知识和进步有所贡献

假定我是那个仆人 我应该自己死去 而不让费讷龙死 费讷龙的生命确实比那仆人的生命宝贵 智力使我认识这个与此类似的命题中所包含的真理 正义则是支配我相应的行动的原则 那个仆人为大主教而舍弃自己的生命是合乎正义的 如果不这样做则违反了正义

假定那个仆人是我的弟兄 我的父亲或者我的恩人 这也不会改变这个

命题中的真理 费讷龙的生命仍会比那个仆人的生命有价值 而正义 纯粹的真正的正义 仍会把最有价值的当作更宝贵的 正义会教导我去挽救费讷龙的生命而不顾那另外一个人 那个代名词 我的 有什么神奇的力量应该使我们有理由来推翻根据无私的真理而做出的决定呢 我的弟兄或者我的父亲可能是一个蠢人或者一个浪子 存心不良 说谎或者不诚实 如果是这样他们是 我的 又有什么重要性可言呢

但是 我应对生身之父感恩 他在我无依无靠的婴儿时期就抚养了我当他最初自己担负起这种养育责任时 他大概并没有受什么要对后裔特别行善的动机的影响 可是 一切自觉的利人的行为 都使施者有权得到某种感激和报答 为什么呢 因为自觉的利人的行为都是善心的表现 即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道德的表现 应该受到尊敬的是他的心愿 而不是个别的表面行动 但是 无论这种好处施之于我还是施之于另外一个人 其心愿是同样有价值的 我和另外一个人在认为各自的恩人特别值得重视时不能都是对的 因为我的恩人不能同时既优于又劣于那另外一个人的恩人 我的恩人应该受尊重 不是为了他有利于我 而是为了他有利于一个一般的人 他的功绩大小恰好同那个人值得受惠的程度相当

因此 对这个问题的一切看法部使我们不能不考虑到一个人的道德价值和他对于一般福利的重要性 并把这看作是决定他应得待遇的唯一标准 因此 我们所理解的感恩如果是指由于我身受其惠而对某人所抱有的一种厚此薄彼的感情 那就并不属于正义或者道德的范畴了

有人可能反对说我的亲属 我的伙伴或者我的恩人自然会在许多情形下得到我更多的重视 因为既然不能普遍地辨别不同的人的相对价值 我就会不可避免地对于我最确切了解其德行的那个人作出最有利的判断 因此 我就不能不偏爱其道德价值为我所了解的人而不是那虽然可能本质上更优秀却并不为我所了解的人

但是 这种不得已只是出于人类本性的不完善 它可以为我的错误作辩解 却永远不能把错误变成真理 它总是会同严格而普遍合乎正义的决定背道而驰 理解这个问题的困难 只是在于我们把据以行动的心愿和行动本身混淆了起来 认为道德比恶行好 更大程度的道德比较小程度的道德为好的心愿 无疑是值得称赞的 由于错误地应用这种心愿而选错了对象 如果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是值得惋惜的 但是这种错误并不能由于任何渲染和借用任何名目而变为正确

其次 有人可能反对说互利会使善行总量增加 而善行总量的增加对于一般福利就有好处真是这样吗 一般的福利是由虚妄来增进的吗 是由于对有一分价值的人象有十分价值那样来对待他而增进的吗 或者由于把一个人当作和他的实际有所不同那样去对待他而增进的吗 最有利的结果不是更会从一种不同的作法中产生吗 如果我不断地和仔细地考察一切和我有联系的人的功绩 并有把握地 在适当承认人类判断不免有错之后 完全按照他们所应得的那样来对待他们 这样不会产生更有利的结果吗 如果普遍采用这种作法 其好处岂非难以形容了吗

这一方面的真理也许会得到更明确的理解 如果考虑到 一方面公认的道德教导我对于施加给我自己的好处要在感情上或者在行动上表示感激 另一方面这里的推理 在不解除我对于施加给我个人的好处应有的义务的情形下 除了这种恩惠是出之于一个没有价值的动机还增加了我的义务 使

我也要对于施加给别人的好处表示感激 假定我的恩人给我的好处是正当的 我对他的义务就绝对不能解除 而且 除了更高的义务 任何东西也不能代替我这种义务 根据这些原则 使我应该感激我的恩人的乃是他所表现的道德价值 也会常有这样的情形 我将不能不对他偏厚 因为虽然其他应受感激的人可能比他有更大的价值 但是关于我的恩人的价值我掌握的证据是更为充分的

有一种论点比我们刚才考察过的那些论点似乎包含更多的真理 这种论点主要是从现存的社会生存方式中得出来的 主张在通常情况下首先赡养自己的妻子儿女 弟兄和亲属 然后再去扶养陌生人 只要对个人的扶养是象现在这样靠不住和由人们随意进行的 似乎就有必要在有赡养能力的人中 把需要监护和供养的人进行某种分配 使人人都有要求赡养的权利和获得供给的来源 但是接受这种论点必须极其慎重 它只适用于通常的情况 而更为重要的情况或者更有迫切需要的情况总会发生 同这些情况相比 通常的情况就完全没有什么力量 我们在衡量供给的数量上必须严格认真 特别是关于金钱 我们必须记住 人们对于正确使用金钱谋求公众福利的方式了解的是多么少

相对地讲 这些原则很难加以合理的反对 如果有道德这种东西 就必须使之和真理而不是和错误相一致 如果我尊敬一个人 把他看作具有高贵品质的人 而实际上他并没有 那就不可能是合乎道德的行为 如果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判断和选择道德的标准 而所有的人的标准又都不符合实际 那就肯定是不能给人类带来好处的 这样主张的人是对道德的莫大污辱他们的另外一种说法是 当人们不再受欺骗时 当他们眼睛上的白翳取掉了而他们看到事物的真象时 他们既不会再是善良的也不会再是幸福的 根据同他们的主张相对立的理论 道德的最靠得住的标准是使我们自己置身于不偏不倚的旁观者的地位 象天使一样 从高处看我们 不为我们的偏见所影响 想象他对于别人的真正情况会怎样评价 然后据以行动

考虑过通晓正义的人之后 下面研究一下我们不能不替别人设想的程度 根据完全同样的理由 可以推论 我尽力去为别人做好事是符合正义的要求的 一个人在危难中向我求救吗 我有义务援救他 拒绝援救就是放弃义务 如果还没有普遍地应用这个原则 那是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对个别的人做有利的事时 却给自己或者社会带来更大的危害 在这里 使我对个别人具有义务的 乃是使我对全体人类具有义务的同一正义标准 如果我对于一个人做有利的事的同时 却危害了全体 两者相抵 我的行动就不再是正确的而是绝对错误的了 但是我为一般的福利 即为组成全体的各个个人的利益究竟必须作出多少贡献呢 尽力而为 不顾我自己的生活需要吗 不 是 因为我自己也是整体的一部分 况且 为别人尽全力的做法却同时要求我不顾自己的生存 这会是很少见的事情 换句话说 我在二十年里不能比在一年里做更多的好事 这会是很少见的事情 如果竟然发生了这种特殊的情况我的死比我活着更能增进一般的福利 正义就要求我应该高兴地去死 在其他情况下 我通常都有义务尽量使我的身心健康 精力充沛 以便为人民服务

例如 假定一个人比另一个人拥有更多的财产是正确的 不管这项财产是他的辛勤所得还是他祖先所遗 按照正义的要求 他应该把这项财产看作一种信托 并慎重地考虑怎样加以使用才可增进自由 知识和道德 他没有

权力任意支配一个先令 他不但完全不能因为在慈善事业中吝啬地使用了一点点就受到配得上的称赞 而且如果他有一部分钱不用在那种服务上 从正义的观点看来 他倒是有罪的 那一部分钱是不是可以更好地和更有价值地被利用呢 慈善事业这类名词本身就说明这是可以的 那么 正义就要求这样加以利用 和我的财产同样 我也要把我个人看作是替人类代管的 我有责任把我的智力才能 我的时间精力 用来创造最大限度的一般福利 正义所昭示的就是这样 我的义务就是这样广泛

但是 正义是有来有往的 如果正义要求我做有利于人的事 正义也就要求另一个人受利 而如果我不施与他应受之刊 正义就允许他叫屈 别人需要我能节省下来的十镑钱 没有一种政治组织的法令对这个情况有所规定 要求我把这笔钱转移给他 但是 从消极意义上说 除非能够证明可以更有利地使用这笔钱 他就有充分的权利得到这笔钱 我的借据或者他曾经供给我值那么多钱的货物一样 虽然 从积极的意义上说 他并没有这种权利或者说没有义务拿到这笔钱

对此 曾有人答复说需要我所节省下来的那笔钱的不止一个人 因此我就必然有随意赠与的自由事实绝非如此 如果让我了解到或者找寻到的只有一个人 对于我来说就只有一个人需要那笔钱 我找不到的人就要由其他富有的人而不是我去帮助 一个人的钱多于他的正当支出所需 其实就是富有的如果不止一个人 我就不能不把他们的要求做一番比较并予以相应的处理 两个人要求的理由不大可能完全相同 我对于二者之间也不大可能都同样的肯定

所以 我不可能是施惠于任何人 我不过只是对他做了我应做的事而已只要一离开正义的法则 虽然只是对于某些个人或者整体的某一部分施惠过多但这就等于从总的利益中减少了那么多 也就是说发生了那么多的绝对的非正义

这里所讲的道理充分地和明确地证明 在一切有关道德问题的研究中 正义是可以作为推理的原则的 这些道理本身就具有说明和例证的性质 尽管可能指出其细节上的错误 但从中得出的普遍结论却并不会因此失效 这个普遍结论就是 用道德上的正义作为研究政治真理的标准是恰当的

社会不过是个人的总合 社会的权利和义务一定是个人权利和义务的总和 前者并不比后者更可以随意处理 社会有权利要求我为它做些什么呢 这个问题早就回答过了 要做我有义务做的一切 此外还有吗 当然没有了社会怎么能改变永恒的真理 或者破坏人及其行为的本质呢 怎么能使我的义务中包括酗酒 虐待或者暗杀别人呢 另一方面 社会有义务为它的成员做些什么呢 要做他们的福利所必需的一切 但是 他们的福利的性质取决于思想的性质 那些能增进人的福利的是 扩展我们的智力 激发我们的道德心 使我们充满对独立自主的强烈意识 细心地消除可能妨害我们努力的一切障碍

假使有人断言任何政治组织也无力为我们取得这些好处那么结论也是同样无可争论的 政治组织仍然有义务竭尽全力为这些目的做出贡献 假定它的影响受到了最大的限制 也必然有一种方法 比其他任何方法更接近于我们所企求的目的 而这种方法就应该普遍采用 有一件事情是政治制度肯定能够做到的 即可以避免积极地破坏其属民的真正利益 可是所有任性的统治和专横的特权都肯定会积极地破坏这些真正利益 任何社会改

革中都会有某种程度合乎道德的趋向 如果改革既不产生祸害也不产生好处 那就毫无意义 只要改革有助于集体的进步 那就应该普遍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