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论革命

一个公民对于国家组织的义务 没有一种政权机构是尽善尽美的或者是不能再改善的 革命措施在实行时期有害于独立精神 有害于知识的探讨 革命措施的实行时期 革命伴随着流血 其效果粗糙而不成熟 成功并不肯定 智力上的信念乃是消灭政治弊害的充分手段 信念的发展不是迟缓无力的 不是靠不住的 在某些情形下革命是应予追求的

抵抗和革命的问题是密切相关的 所以 在我们结束这一部分内容以前

应该对通常称之为革命的这类事件的性质和效果 以及一个善良的公民对它应有的看法进行一番研究

在这方面 首先出现的一种意见是 对一个善良的社会成员来说 他的国家组织的反对者并不是不足取的 同这种主张相反 有人说我们生活在这个国家组织的保护之下 而保护既是一种好处 就使我们不得不拥护这个组织来作为回报

关于这一点 我们可以这样回答 第一 这种保护的好处是可疑的 如果说文明是一种好处或者我们还可以承认 虽然文明 在某种程度上是为欧洲的每一个国家的政治组织所保全的 但是不能把它看作是一个不良的政治组织的特点 或者是同任何政治组织的缺点不可分的 一个善良的社会成员大概总渴望有利于文明事业 但是他对于这一事业的热爱很可能激起他使文明从腐败的和不公正的政治制度的泥坑中得到解救的愿望

第二 感恩 在这里所谈到的意义上 已经被证明不是一种美德而是一种恶行 我们应该根据每一个人和一群人所具有的品质和能力来决定对待他们的方式而不应该按照仅仅同我们自己有关系的什么原则

第三 没有一个动机是比在这方面被提倡的感恩更加可疑的了 感激一个组织 一个抽象的概念 一种存在于想象中的东西 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努力为同胞们寻求一种实际的利益比拥护一种我相信隐藏着有害后果的制度 会更好地证明我对自己同胞的热爱

这里加以反驳的具有这种性质的要求 类似于因为我是一个英国人就要求我作一个基督徒 或者因为我是一个土耳其人就要求我是一个回教徒 这种要求乃对于一切宗教和政权以及人世间一切神圣事物不但不是尊敬的表现而且是一种轻蔑 如果政权是一个能增进公共福利的组织 它应该得到我的重视和研究 我应该按照我希望别人获得幸福的程度 以我的情况所容许的最大正确性来估量它 并用我的才能和我力所能及的正当影响 使它成为正义和理性所要求的那种政权

确立了关于一个公民对于他生活于其治下的政权的义务的一般观点 有利于我们进而研究那些会影响我们判断对于革命应该采取什么行动的特定问题

在革命问题上有一个广泛的观点 它在决定我们对于革命应该有什么看法和采取什么行动上是非常重要的 聪明人对任何东西部不会满足 对任何制度进行公正的研究而不发现其缺点是不可能的 聪明人不满足于自己的成就 甚至不满足于自己的主张和见解 他不断地发现其中的缺点 他总疑惑还存在着更多的东西 他的修正和探讨是没有止境的 政权从性质上看 是一种权宜手段 是为了防止当前弊害而采取的一种有害的手段 因此 它没有理由使人完全满意 有限度的事务必定是能够不断增长和改善的 因此

停留在任何一定的进步程度上而想象已经达到了顶峰 就会表明我们的极端愚蠢 真正的政治家不把他的期待或者希望局限在任何特定范围之内 他所负担的是一件永远没有尽头的工作 他不会说我做到这些就满意了 我没有更多的要求了 我将不再反对已经建立起来的秩序 我将使那些维护这种秩序的人安心和不再受到干扰相反地 他的整个一生都将用来促进革新和改良

从这些意见直接得出来的结论似乎对革命不利 一个目的有限并把自己的观点局限在那个目的的范围之内的政治家 如果对达到那个目的表现出急躁情绪 是可以原谅的 但是 一个目标不在于有限度的改革而是以无限度的改革为目标的政治家就不会有同样的情感 在他达到了一定的目的时 这个人知道自己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 他知道 即使政权已经被改进了一步 弊害仍旧是很多的 还有许多人会受到压迫 还有许多人会被不公正地判罪不满会依旧存在 统治的不平等还会是很广泛的 所以他能够以冷静的态度来注视改革的进展 虽然这种进展是他衷心希望和竭尽其智力以求的 这种进展可能比他所能预见到的要拖得更长 涉及到的事项更多 可以预期他会希望它在一种温和的 逐渐的 但是不间断的前进中实现 而不是通过猛烈的跳跃 不是通过可能使成百万人遭到危险 几代的人遭到毁灭的剧烈震动来实现

现在让我们简单地研究一下革命的性质 革命产生于对暴政的愤怒 但是它本身却永远包含着强暴引起革命怒火的暴政不会没有其自身的党羽 所引起的愤怒越大 压迫者的崩溃越突然和越惨重 失败的一方心里所充满的反感就越深 难免有人被用暴力剥夺了财产和特权 因而怀有某种不满 这些人对于自幼培养出的 而且可能在不久以前还几乎为社会上一切人都抱有的见解 感到有某种爱好 这难道不可原谅么 难道他们必须恰好在我认为应该改变自己的信仰的同时也改变信仰么 他们不过是停留在我们大家在几年以前都站着的那个地方 然而 这就是革命用最大的猜忌来防备和以最严酷的手段来惩罚的罪行 这种受到如此深刻非难的罪行并不是产生于忽视道德原则 并不是产生于生活放荡或者深仇大恨 它不过是一种错误 一种在一个名誉清白 性情正直 见解高尚而胸襟豁达的人的身上很可能出现的错误

革命是由对暴政的憎恶激起的 但是 它本身的强暴也不是没有更坏之处的 没有比革命时期更同自由的生存不相容的了 无拘束地发表意见一向是受制于为害的反动势力 但是在革命的时刻 它受到了数倍于此的限制 在其他时候 人们对于发表意见的后果并不那么害怕 但是在革命时 当一切都处在危机之中 即使一个字的影响也是可怕的 结果就造成了完全的奴隶状态 哪里有这样一种革命 允许人们对于它所要推翻的东西做有力的辩护 或者允许发表任何不是大体上同当时占优势的意见相协调的文章或议论的呢 企图追究人们的思想 因为他的意见而加以惩罚是所有专制主义当中的最可恨的 然而这种企图正是革命时期的一个特征

鼓吹革命的人常说除了对于我们的压迫者施以残酷的和不会轻易忘记的报复外 没有方法使我们摆脱他们的压迫和防止新的压迫者代之而起根据这种说法 有人特别提到 只要有些人 或者由于邪恶 或者由于根深蒂固的成见 愿意支持压迫者 就会有压迫者 因此 我们不仅必须威吓狡猾的野心家 而且要威吓那些或者由于堕落的动机或者由于好心的错误而支

持他的人 于是 我们虽然主张使人类自由 而所采取的手段却是用惩罚的恐怖来空前严格地对他们施加影响 我们虽然认为一个政权侵害得太多 而要组织的政权却是在原则上十倍于它的侵害性 在行动上十倍于它的恐怖性 难道奴役是为了使人类自由所设计出来的最好的方案吗 难道夸示恐怖是使人们无畏 自立和勇敢的最现成的方式吗

在革命期间 研究和人类赖以获得最大进步的耐心的思索等活动都要中断 这种思索要求一个和平稳定的时期 在不能预知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而意外的变动不断发生的时候 这种思索是无法进行的 这种思索要求闲暇和平静的性情 人类的一切激情都浮动起来 而我们每时每刻都处在恐惧和希望 疑虑和欲求 失意和胜利的最强烈的刺激之下时 这种思索是无法进行的 此外 还有我们已经说过的 革命倾向于限制我们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束缚我们的自由研究

另外一种应该提到的情况是革命情绪必然要持续下去 这一点可以从1688 年英国宫廷政变得到证明 如果从严格的意义上来看那次革命 我们会庆幸这次革命取得的好处 不论它是些什么 是以代价很低的不流血的胜利换来的 但是 如果我们要作个可靠的估价 那就必须记住 这次革命是两次大规模战争的原因 即威廉国王时代的九年战争和安娜女王时代的十二年战争 这次革命也是 1715 年和 1745 年两次内部叛变的原因 如果我们想到詹姆斯二世党人的勇敢精神和侠义忠诚以及他们的悲惨的结局 这两次叛变就是值得诅咒的事情 然而 整个看来 这却是一次温和的和有利的革命 革命是两个派别之间的斗争 双方都相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 它又是一场不能以妥协或者耐心劝解而只能以武力来解决的斗争 这样一种解决是不能指望它结束彼此之间的仇恨和纷争的

也许没有一次重大的革命是不流血的 那么回想一下流血有哪些害处或许是有用的 现在 存在于政治社会中的弊害是这样严重 压迫是这样难以形容 它们所造成的无知和邪恶是这样可怕 因而一个头脑冷静的研究家可能认为 如果把所有成年的人从地球表面上一扫而光而能换取这些弊害的消灭 所付出的代价也并不算太大 并不是因为人类的生命有极大的价值 我们才应该避免流血 实在说来 那些现在活着的人 大部分所分得的享受是可怜的和不足的 而他们的尊严也不过是徒有其名 死亡本身是人类罪恶中的最轻微的一种 一次立刻吞没十万人生命的地震之所以值得惋惜 主要在于它给遗属留下的痛苦 如果公正地估计一下它所毁掉的那些人的情况 那么它往往就会显得没有什么了不起 造成地震的那些自然法则是一种应该研究的题目 但是它们的后果和许多其他事情比较起来却并不是一个值得惋惜的问题 当一个人死于他的邻人之手 那种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这里会引起多种多样有害的感情 那些凶手和凶杀的旁观者会变成冷酷 残忍和没有人性的人 那些由于这种变故而失掉亲戚或朋友的人则会充满愤怒和复仇的感情 在人与人之间散播了互不信任 人类社会的最亲密的联系断绝了 比这更不利于培养正义感和发扬行善之心的气候是不可能设想出来的

除去有革命就有流血之外 我们还有一种看法 那就是它们必然是粗糙和不成熟的 政治是一门科学 人性的一般特点是能够了解的 可以设计出一种方式 就其本身来看是最符合于人类社会生活情况的 如果这种方式不适合于在每一个地方立刻付之实行 那么根据情况的不同应予怎样的修改和它应该实现到什么程度也是科学研究的题目 科学从其本质来讲很明显是逐

渐进步的 天文学在由于牛顿而达到完美程度以前 经过多少不同的阶段啊在心理学达到现在这个世纪的准确性以前 它的模糊的说法是多么不完善啊 政治知识无疑还在幼稚时期 因为它是一件属于生活和行动的事情 它将随着它取得力量的程度而在对人类社会有关的事情上发生一种更始终如一和比较可靠的影响 一切科学的历史都是首先为少数人所知 然后才普及到社会上各类的人和各阶层中去的 因此 牛顿定律在二十年内几乎没有读者而他的理论也一直不为人所知 而此后的二十年则已使几乎每一个稍懂科学的人都熟悉了那个理论的梗概

进行社会改良要有充分的把握取得良好的结果 唯一的方法是使制度改革同公众的觉悟程度相适应 对于个人进步的每一个不同阶段都有一种最适合的政治社会状态 这种状态越是逐步接近于实现 就越有利于照顾普遍的利益 人的思想从它的性质上看 对于这种发展是有准备的 正如我们已经说明的 不完善的制度已遭到普遍的反对 其后果已为人们所真正了解时 就不能长期维持下去 可以期待它在某一时期几乎无需费力就会自行衰退消亡 在这个意义上 改革这一名词不能看作具有行动的性质 人们认识到他们的处境 以前束缚他们的那些限制将象幻象一样消逝 当这一时机到来时并不需要拔刀相向 丝毫无需使用暴力 对手将势单力薄以至不能真正抱有同普遍认识相对抗的想法 从这一观点看来 革命不仅并不真正有益于人类而且除了有害于政治真理和社会改革司能带来的有益而不间断的进步外 不能达到其他目的 它扰乱理性的谐和 它打算给我们一些东西 而我们对于这些东西毫无准备并且不能有效地加以利用 它阻碍科学的正常发展 搅乱自然和理性的进程

我们以前是在假定这种实行 革命的企图会获得成功的基础上来论述的 但是 这种假定不应该不加注意地予以接受 每一种这样的企图 即使仅仅是一种威胁而不是要付诸实行 都会引起一种抵抗 不然 这种抵抗是永远不会强化起来的 革新的敌人被革新的拥护者的激烈主张所惊吓 乌云渐渐密集 两方面都不声不响地以暴力和策略武器来装备自己 我们不妨看一看这样做的后果 如果它仅仅是真理和诡辩之争 我们还可以相当放心地去看它的发展和结果 但是 当我们丢开论争而拿起刀剑时 情况就变了 在战争的野蛮怒火和国内争斗的喧嚣当中 谁能预料到这个事件是有利还是有害 即使它不至于把我们带回到麻木的境地和使我们忘却我们的一切改革 其后果也可能是重新给我们套上专制的枷锁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证压迫的胜利

如果这些是革命的真正特点 那么 我们将是幸运的 如果能够证明革命是完全不必要的 智力上的信念是完全足以消灭政治弊害的一种手段 这一点在本书前一部分中 已经证明过了 人们常断言人可能充分认识他们行为的错误 但却丝毫不愿舍弃它除了根据我们对于知识一词的模糊理解外 是无法使这种说法讲得过去的 人的自觉行动产生于他们的判断只要我们认为任何事情具有要求我们去做它的最强烈的导因 我们必然会加以选择并加以实行 我们不可能选择任何有害的事情 一个人不可能在看到一件罪行的大恶时还要去犯这种罪 在一切这种例子里 都有以知识为一方以错误或者习惯为另一方的斗争 当知识具有其全部威力的时候 人是不会做坏事情的 随着知识被遗忘或不再能记起 错误或习惯就会占上凤 但是我们有理由认为 我们的智力的持久性和它的力量是能够增加到无限程度

的 在这种意义上 知识是一种明确而毫无疑问的理解 没有任何欺骗能同它抗衡 完全不同于我们平常所说的知识 不同于那样一种意见 它时常被忘却 即使不被忘却 也很少被感觉到和理解到

这里所描述的这种概念的美好 人类政治进步的美好 对于每一个观察家都一定是明显的 可能仍然有人会说即使我们承认这一点 但真理的作用可能过于迟缓人们会告诉我们说在关于特权和独占的弊害的这些纯理论的观点得到广泛的传播和为人们所深刻感觉 以至于不需要暴动和斗争就能除掉这些弊害以前 会经过几代的时间 一个理论家坐在书斋里以这种概念的美丽自娱是容易的 但是 同时人类却在受苦 非正义无时无刻不在发生 几代的人可能在美好的诺言和希望当中失去生气 没有享受到好处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人们将说不要以遥远 渺茫的希望来欺骗我们吧 让我们采取一种能够很快地把我们从可恨得无法忍受的恶政中解救出来的方法吧

为了回答这些主张 我们要提出 第一 一切要把整个社会突然从一种很少人了解它的弊害掠夺 中解救出来的企图已被证明 总是伴随着灾难常常伴随着失败的

第二 没有群众性的骚动和暴力 我们这一代人就不能从政治原则的改进中获益 这种设想乃是一种错误 从道德上的迷惑到认识真理这方面的任何改变 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明确认识以及我们的沉着和独立思考上的任何增长 如果撇开政治制度的断然改变 其本身都是一种无疑的收获 自由选择制度之所以可取 主要是因为它同独立思考有关 只要我们达到这个目的 我们就有理由不为追求那个手段担心 但是事实上 在任何地方 整个社会的或者社会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的政治见解有了改变 政治制度也要受到影响 它会放松对于人们思想的控制 它会被人以一种不同的情绪去对待 它逐渐地几乎不知不觉地被忘却 从没有动乱的一切发展阶段所得到的利益都几乎恰好是为了公众利益所最应该取得的利益

同时 我们不可能不注意到 我们试图反驳的那种反对意见显然是没有价值的 那些反对者抱怨说单是相信理性的那种理论是打算要剥夺掉目前一代人从政治改进中得到实际利益可是 我们刚才已经证明 它为他们取得很大的实际利益 同时 另一方面 我们最常听到的是鼓吹使用武力的人承认 一次大革命包含着一代人的牺牲 革命的领导人为了他们的后代可以安享革命的成果 遭受了根本改革带给他们的灾难

第三 认为单是相信理性是打算把根本改革放在遥远的将来 这也是一种错误 一切科学和进步最初的发展都是缓慢和不知不觉的 它的开始好象是出于偶然 很少人谈到它 很少人注意到它的存在 它在不知不觉中成长它的效果 虽然酝酿的时间长 但在很大程度上是突然和意料不到的 因此也许应该把发明印刷术看作给人类解放提供了充分的保证 但是 这种进步的后果却是人们所长期没有料到的 它被留待具有洞察力的沃尔西 在差不多三个世纪以前 以天主教教士的名义预言说我们必须毁掉印刷 不然印刷就要毁掉我们现在 并不需要特别的聪明就可以看到 政治制度的最大弊害正在迅速地趋向结束 除了那些好心的但是过激的普遍幸福拥护者以外 这个可喜的转机没有更可怕的敌人

在爱尔维修所写的发表于 1771 年他去世以后的著作中有一段话 其口吻同现在那些不满和失望的公众自由的鼓吹者的口吻如此相似 因而应该在这

里加以引证 他说在每一个民族的历史中都有这样的时刻 他们不知道应该选择哪一方面 在善政和恶政之间徘徊不定 因而感到一种受教导的愿望 在这时 我们可以说已经以某种方式准备好了土壤 真理的露珠可以很容易地渗透进去 在这样的时刻 出版一本有价值的书可能带来最有利的改革 但是当那个时刻一旦成为过去 那个民族对于最善良的动机也会无动于衷 而且 由于政府的性质 它将不可挽救地陷于无知和愚蠢之中 那 时 知识的土壤就变得坚硬和不可渗透 虽然甘霖可以普降 也可以润湿它的表面 但是丰饶多产的希望已经没有了 这就是法兰西的情况 它的人民已经成为整个欧洲轻蔑的对象 没有任何有利的转机能够使他们回复自由

几乎没有必要说明 法国革命这时正在一连串的事件中进行着准备 而这一连串事件可以看作是从路易十五推翻议会开始的 这个事件引起了爱尔维修如此悲观的预感

另外一种对我们试图在这里要消除的反对意见的支持可能来自以下的观念 不仅 真理的进展是缓慢的 而且 它不是永远前进的 而是象人世间其他事情一样 受着盛衰消长的变动的影响这种意见至今在公众事务中有很大影响的人们认为一个聪明的政治家的任务 是在人民倾向于他希望他们采取的手段时抓住时机 而不要等待 以免他们的热情减退 自愿合作的时刻成为过去

无疑地 人类事务中看来是有盛衰消长的 在次要的问题上 会有一种风气使一种真理在一个时间比在另一个时间更受欢迎和更为人所注意 但是 真理的总和似乎过于重要 不能认为也会受到这些变动的影响 从文艺复兴到现在 它一直在不可抵挡地前进 文学的各种明显的倾向似乎也终归溶为一种伟大的共同一致 走过的每一步都不是倒退的 数学 物理学 伦理学 语言学和政治学由于正常的发展 达到了现在的完美程度

但是 不管对于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人类思想史可以有什么说法 从人类最早有记载以来的历史却呈现出一种与此不同的面貌 当然 这里并不全都是进步 希腊和罗马作为广阔的知识沙漠中的两块得天独厚的绿洲而出现 它们在这方面的光荣不过是昙花一现 雅典 在诗歌上 在雄辩术上 在它的哲学家的敏锐的见解和饱满的精力上以及在艺术的技巧上 都达到了世界上一切时代都不能与之媲美的卓越程度 但是 这一切技巧虽然曾经取得 其后却已失传 继之而来的是野蛮时代的黑夜 而我们此刻 正在其中几个方面力求征服它们以前曾经占领过的阵地 这种适用于个人成就的提法也可以同样适用于政治问题上 我们还没有实现使它们成为伟大的那些政治上的优越条件

对于这种说法只能提出一种理由来加以反对 那就是印刷术的发现 由于这种技术 我们似乎可以保证人类进步事业将不会遭到灭亡 知识被传播给许许多多个人 因而知识的敌人不会得到压制它的机会 科学的垄断 虽然由于喜欢出人头地 它是人类普遍的特性 而被竭力拖延着 但实质上已告结束 由于书籍容易大量出版和书价的低廉 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它们古时存在的同一个社会的不同成员之间的知识上的极端不平等被减少了 一个以前比较不为人所知的阶级的人数多起来了 我们看到大批的人 虽然为了不断取得生活资料而被判定去劳动 但他们对于有学问的人所研究的那些学问的大部分也具有一些浮浅的知识 结果是 掌握知识的人越多 它的影响就越加肯定 在不同的情况下 人们被迫从事特别费力的事只是偶然的

对于我们说来 整个是正常的和有规律的

在结束本问题的讨论以前 还应该提出一个一般的看法 从以前的讨论中 或者已经充分地看出 革命必然带来许多值得我们非难的情况 而 且 它们对于人类的政治进步也绝不是必不可少的 不过 归根到底 我们不应该忘记 虽然它们之间的联系并非必不可少或者必需 但革命和暴力却常常跟社会制度的重要改革同时发生 过去经常发生的事情不见得在将来不会偶然出现 因此 一个真正的政治家的责任是 即使不能完全阻止革命 也要推迟革命 有理由相信 革命发生得越晚 政治上的利弊的观念事前被了解得越普遍 革命所带来的害处就会为时越短 为害越少 为人类谋幸福的人将努力防止暴力 但是 如果最后暴力还是会自己闯进来 我们就以憎恶的态度避开人类事务 拒绝把我们的心力和注意贡献给普遍的幸福 那将是性格脆弱的表现 我们的责任是随着情况的发生而善于利用情况 不能因为并非一切事情都能如意就逞自引退 如果有人为腐败政治而发怒 为非正义而急躁 并由于这些情绪而赞同革命的煽动者 他们的错误是明显地可以辩解的 他们的错误只是一种过分的善良感情 同时 无论他们的错误的根源如何可爱 但其错误本身却仍然可能充满了对人类有害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