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年”及苗寨“调年”

上面说土家族人“三过年”，已经提到“十月年”。十月年，不只是在土家族中流存。这里来说说“十月年”的来龙去脉。春秋战国时期，楚人推行颛顶历，以十月为岁首，故有“十月年”的风俗。千百年以来，楚裔系族中的一部分民族保存了这种古老的年俗，所以，我国西南（含湘西在内）一带许多少数民族都过“十月年”。比如羌族过年在农历十月初一，彝族过年则在彝历十月上旬，哈尼族的“十月年”为夏历（农历）十月的第一个属龙日，水族的端节（春节）在夏历八月至十月。此外，在夏历九月至十一月之间过年的，还有苗、瑶、侗、傣、拉祜、布朗、德昂等民族。

湘西苗族部分地区保存的“调年”风俗，就与“十月年”有着密切的关系。据史载，宋代以前，各地苗族盛行苗年（“十月年”）。宋以后，有些苗族地区渐渐随汉俗过“客年”（即夏历年，春节）。但是，广西大苗山、贵州黔东南及湖南腊尔山一带在清雍正年间“改土归流”（明、清两代在少数民族地区废除世袭土司，改行临时任命的流官统治的一种政治措施。）以前仍过苗年。改土归流后，苗年曾被清政府禁止。然而，在广西大苗山及湖南永绥（花垣）县、贵州松桃县交界的虎渡口地区，人们继续悄悄地过苗年。后来，人们虽然不敢再过“十月年”，但在夏历年时依旧保存苗年的某些传统习俗——“赶年场”，称为“调年”。现今，湘西沅陵、泸溪一带瓦乡人

（苗族支系）农历十月间的跳香节，就不同程度地流存着“十月年”的风俗； 湘西凤凰、花垣等县苗族地区的“调年”仍是十分热闹，充满着本民族浓郁的习俗风情。

花垣县“调年”古俗可以上溯到宋代以前，凤凰县吉信区峒脚苗寨“调年”风俗也可追溯至明初（距今约有 600 年），足见其历史的古老、悠久。苗胞欢度本民族的年节，处处呈现出一幅幅浓厚的风俗画：苗寨“调年”活动包括唱苗歌，踩芦笙，跳年鼓，打秋千，接龙，报赛，武术，“游方”等等，其中最热闹的要算“游方”了。“游万”的主要方式为男女对歌，择偶结亲。所以，“调年”参加“游方”的只限于未婚青年男女（已婚者只能作歌师、歌娘或者陪看）。参加“游方”的男女都是盛装欢容，喜气洋洋。开始，男女双方皆为两人以上合声对唱，对唱的歌一般是从《相遇相撞》唱到

《访名问寨》（“问寨”即问姓，苗族婚俗同姓不婚，因而同姓兄妹不能在一起“游方”）；尔后，各自分开对唱，再从《借东借西》唱到《初相会》。如果双方有意成亲，即互赠礼品作为“信物”，回家以后各告父母，约定日子订婚。

“调年”的时间，各地苗寨长短不一。最长的达 13—15 天。过年的日数均为单数。苗族古代以“奇”（单数）为吉利，故“调年”的日子也如此。更有趣的是，有些苗寨“赶年场”，从山下开始，一寨一村地往山上移动。过年期间，家家户户盛宴待客。在“赶年场”中，最活跃、最耀眼的自然是姑娘们了。她们时而歌舞，时而待客，忙得团团转；挂满各种银饰、绣着彩色花纹图案的新衣换了一件又一件，令人目不暇接。

苗寨“调年”具有多方面的社会功能和重要意义。其一，祓除不祥。最早的“调年”本为祀神、祭鬼，期望全家全寨无妖无邪，清泰平安，“调年” 中的接龙、跳鼓脏等活动即蕴含此意。其二，送旧迎新。“调年”既是庆祝用血汗换来的劳动收获，又是夺取来年丰收的“誓师大会”，充分体现出苗

家的决心、信心和毅力。其三，抵抗外侮。苗族如同其他楚裔家族一样，长期遭受着大民族主义的压迫和欺侮。在封建统治者“剿抚兼施”之下，处在水深火热的生活之中。为了追求平等、幸福，苗族民众不得不频繁地揭竿起义，他（她）们抗外侮，求生存的斗争此起彼伏，绵延不断。在反明、抗清、“革屯”、“跳仙”等重大斗争中，武功技艺展示了巨大的威力。因而，“调年”中的武术活动，乃是一种检阅，旨在奋发图强，击败外侮。其四，加强民族团结。新的时代开创了各民族和睦团结的新纪元，因而，苗寨“调年” 活动也就成为了苗族与周围各民族之间的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国强民富的欢庆盛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