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的旅游事业欣欣向荣。与之相应的，旅游文化及其关联的一些学科（如民俗学、民族学、传说学、方志学等）也充满勃勃生机。在这样大好形势之下，笔者多年从事的民间文学研究的视野日益广阔，从纯文学扩展到了广文学（既是文学又不完全是文学）；并且对民俗学、民族学以及旅游文化等周边学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而，在 80 年代中期开始了“楚文化与民俗、民间文学”（即“楚文化学”）专题研究的长途跋涉。直到 90 年代初期，才有第一批收获——“楚文化学”系列著作第一、二卷（分别题名《楚文化探踪》、《南方民俗与楚文化》）相继写完初稿。紧接着，自然是更其艰巨的改稿和定稿。

就在这个时候（1993 年冬），笔者赴京参加中国民俗学会第四次学术讨论会。会议期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青年女教师董晓萍博士介绍我认识了

《人民中国》杂志编辑部主任丘桓兴副编审。作为民俗学方面同行，并且曾经读过他的大著《中国民俗采英录》，我们一见如故，自然有许多话要谈。此时，丘桓兴先生兼任着“中国旅游民俗丛书”主编。他期望该丛书的“湖南卷”（题名《芙蓉国里的民俗与旅游》）由我来撰写。盛情实在难却。不过要把这本书“挤”进我的写作日程确实是有困难。但是，这套丛书的顾问是我的师尊、年逾 90 的钟敬文老先生。因而，在京时我还是欣然应允了。返湘后，不得不把“楚文化学”第一、二卷的改稿往后挪挪，腾出时间进行《芙蓉国里的民俗与旅游》的撰写。

在通过书稿“内容提要”以后，丛书编委会分工陈有昇副主编经常与我联系。从夏天经秋天、冬天再到春天（1994—1995 年），陈有昇先生热情洋溢地给我先后写过 10 余封信，对撰稿中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作分析、“参谋”、进行帮助、鼓励，还把他在台湾《民俗曲艺》发表的大作《沈从文与巫文化》复印寄来，供作参考。对此，我是在内心深处铭记和感谢的。不过， 由于太忙（除繁重的教学之外，还面临着数“关”齐下的催稿“军令”，因而不得不几部书稿交叉并进），我给他交流自己的学术动态甚少，更没有来得及将拙作奉寄请教，这是颇为内疚的。

现在，在丛书编委会及几位王编、副主编的关心和帮助下，经过一年多时间断断续续的努力，总算是把这部书稿“交卷”了。如果它能让海内异域前来潇湘大地游览或者异地神往的旅游者、读者们对“芙蓉国里”的风光、民俗的了解还有一点儿“导游”的作用的话，那就是笔者的至悦至幸了。

巫瑞书

1995 年季春于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