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异的服饰

我国中南、西南一带的苗、瑶、侗、彝、土家、布依以及芒人、僜人、瓦乡人等少数民族都酷爱银饰，苗族、瑶族、侗族民众爱好银饰的历史甚为悠久。《南齐书·蛮传》载：“布衣徒跣，或推髻，或剪发，兵器以金银为饰⋯⋯”清代《苗疆见闻录》云：“喜饰银器，无论男女戴耳环、项圈⋯⋯ 项圈之重至百两，炫争富妍，自成风气。”可见其银饰之古老和奇异。

湘南瑶族妇女喜爱银饰，在她们心目中，银子象征着光明、正气；身上佩戴银饰，据说邪鬼见了也怕三分。同时，对于山区民众来说，银器还有特殊的实用价值。上山捡菌子（食物），只要用头上戴的银针一试，就知菌子是否有毒，决定食用与否。由于银饰的多种功能，所以瑶山妇女从头至腰（包括冠，耳，颈，胸），从手到脚，都有银器装饰。盛装的瑶族妇女，身戴的银饰竟然多达 60 余种。银饰的类属，主要包括银冠、银花、银钗、银梳、银

铃、银链、头簪、别针、耳环、项圈、胸饰、腰链、手镯、脚圈等 15 大类。其中以头饰类属最多，花色最为绚丽。一顶女子结婚时戴的凤冠，要用白银八两到一厅，上绘七凤、七龙，由 130 多个零件组成。一个工匠要花三五个月方能制作完成，足见它的精细、别致。

湘黔桂边界侗族儿童的银帽，也甚为精致，体现了另外一种民族风采。银帽的图纹，从天上到人间，从禽兽到花草，五彩缤纷，银光闪耀。特别是这种银帽帽沿的装饰：上层嵌着十八罗汉，下层十八朵梅花并列。它们的含义和象征是：十八罗汉护身，鬼神远离；花开富贵，吉祥如意。当然，在腥风恶雨的漫长的黑暗岁月，上述象征与吉兆，不过是侗家人孩子们的一种善良美好的祝愿罢了。

从湘南到藏南（上述橙人住在西藏南部），从鄂西到滇南（上述芒人—

—傣族支系世居云南南部），南方广大地区的许多少数民族的服装酷爱银饰，有两个突出的特色：其一，以多为荣，以重为贵。湘西新晃侗族姑娘佩带银饰，常以多为美，以重为荣。她们身上的银饰少则几两，多达数斤。侗乡流传着这样歌谣：“孔雀展翅美中美，妹戴银饰花上花。银装越多花越美，朵朵红花映彩霞。”黔东南清水江畔苗族妇女节日或“游方”着盛装时，银饰遍布头、颈、胸、手、肩、背等各个部位，多达 50 余种，用银往往在三四百两以上。其二，南方广大少数民族普遍喜爱银饰，是建立在特定的物质基础和民族心理基础上的。我国南方许多地区，金、银矿产丰富，冶制甚早。《苗族古歌》中的《运金运银》、《妹榜妹留》等部分，对上古时期苗蛮集团（部族）妇女的银饰就有生动的描述。春秋战国时期，金银运用到兵器、车器、饮食、服饰等用器方面。著名苗族文艺家沈从文先生在《织宝锦》一文（见所著《龙凤艺术》）中曾经明确地指出过。明清以来苗族民众酷爱的银装饰品，都由本民族匠人打制，而且工艺精湛。读过屈原《招魂》等作品的，对于楚宫珠宝光气，艳饰姝丽，无不印象很深。缘于玉器珍贵、稀少，后来为金玉器所替代。湘、鄂、川、黔、桂、滇边界许多少数民族均为楚裔系族，因而，他们喜爱银饰，乃是共同的民族心理，这从一些民族（部族）的族徽

（图腾）在各自的银饰中保存下来（详见下节“图纹斑斓”）的客观事实可以得到证明。所以，在众多的银饰图纹中，既有龙头，又有夔纹；既有银鹅，也有凤冠；还有许多的蝶、花⋯⋯干姿百态，美不胜收。这些璀灿缤纷、眼花撩乱的银饰，还是各该民族（部族）遗存的图腾信仰、民族心理、审美情

趣、文化传统诸方面因素结晶的产物。

在湘川黔桂边界的苗寨、瑶山，在“调年”、歌堂、“赶场”、“游方” 途上，或在祀典、喜庆场所，许许多多苗、瑶、侗、壮、白、土家等民族妇女盛装的服饰，宛如一个个集中了大千世界自然美的花园。从她们五彩斑斓的花衣到梳戴讲究的头饰，从花纹缤纷的腰带（花带）到朴素实用的围裙（百摺裙式的），无不散发着泥土的气息和花卉的芬芳。

湘西苗族妇女盛装时银帽的帽坯及帽顶的上面和后面，各用银丝制成虫、鱼、鸟、兽、灶丹、芍药、菊、桂等花卉、动物，栩栩如生，赏心悦目

（对此，湘西苗族学者石启贵先生在他撰写的《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一书曾有生动细致的描绘）。像这样巧妙地把诸多花鸟虫鱼的自然美集中于一顶帽子或一条裙子的图纹里的精美民间工艺品，怎么下叫观赏者（尤其是异族或外国旅游者）爱不释手、赞不绝口！

更为引人入胜的是，湘南、湘西等地瑶族、苗族妇女服饰的图纹里不只是撷取了本地风光的自然美，而且还蕴含着本民族历史进程的一些画面（发展痕迹）。据历史学家、文物专家研究，从苗族妇女古老裙子上奇特神秘的、以点和线组成的图案花纹，可以隐约窥出苗族历史演变的一幅幅动人的图景：那由星光或十字组成的细花纹中间镶嵌的一条黄色横带，象征着苗族的祖先最早生活在黄河流域；细花纹下面有一条细长的白色横带，接着是环形花纹，白色横带代表长江，环形花纹便意味着平原坝区，表明苗族后来迁徒到了长江流域；环形花纹下面出现宽阔的山形纹图案，且绵延不断，标志着苗族先民又一次大迁徒的史痕，从长江流域到了云贵高原，从内地走向边疆。

无独有偶，滇南江河流域哈尼族支系叶车人妇女服饰（如 12 条小辫挽成竹髻的发式和头上戴的尖三角状的白头巾），也有一些类似的情况。

不论是湘西古老苗裙的图纹，或是滇南哈尼族叶车人的发式，还是湘南瑶族服饰“裁制皆有尾形，都是该民族（或支系）深层文化的积淀与流存，也是其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融合的产物。百摺式的苗裙以及“裁制皆有尾形” 的瑶服留既适宜于山区妇女繁重的体力劳动，又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叶车人妇女的发式和白头巾则显得健美、朴实。关于这方面，正如俄罗斯普罗汉诺夫曾经说过的：“那些为原始民族用来作装饰品的东西，最初被认为是有用的，或者是一种表明这些装饰品的所有者拥有一些对于部落有益的品质的标记；而只是后来才开始显得是美丽的。使用价值是先于审美价值的。”

服饰的审美价值是建立在民族心理素质及审美情趣的基础上的。苗族妇女爱穿花衣（绣花边的衣或裤及古裙），喜戴红头帕，是与这个民族（及其先民）的热情与爱美的民族气质分不开的。著名的湘西苗族作家、研究家沈从文先生早在《龙凤艺术》一书中就曾指出过。

湘南许多地方，湘西苗族及瓦乡人，广大农村妇女在衣着上喜爱穿红尚赤。这种风尚的渊源，自然是与楚文化有关。楚人自认为是太阳（日神）的子孙，为火神（祝融）的后裔。屈原《离骚》开篇四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推庚寅吾以降”（古帝颛顼高阳氏的后裔啊，我伟大的先父叫做伯庸。太岁在寅、正在孟春正月啊，这是庚寅的日子我就降生），即开宗明义地表明诗中主人公的先祖、歌主生辰（寅年寅月寅日）均与太阳关联，因而为太阳嫡系后裔无疑，便是明证。缘于日（太阳）中有火，火为赤色，所以楚人酷爱赤色。楚俗尚赤，体现在服饰、器物和建筑等多方面的日常生活中。

关于楚人喜爱赤色服饰，先秦典籍里不乏记载。《墨子·公孟篇》曾载： “昔者，楚庄王鲜冠组缨，绛衣博袍，以其治国，其国冶。”其中说的“绛衣”，就是赤（红）色的衣服。《论语·乡党·乡人傩》注疏中载述，笃信巫鬼的楚地驱逐病疫之鬼的巫师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执戈扬盾，衣朱裳⋯⋯”也是说巫师穿红衣惊驱鬼疫。

千百年后的南楚故地，不少楚裔系族依然爱好红色服饰。清道光湘西《凤凰厅（县）志》卷十一“服饰”条云：“苗人⋯⋯短衣跣足，以红布搭包系腰，著青蓝布衫，衣边裤脚，间有刺绣禾花⋯⋯其妇女银簪、项圈、手钏，行滕皆如男子，惟两耳皆贯银环三四圈不等，衣服较男子略长。斜领直下，用锡片红绒，或绣花卉为饰⋯⋯以布为裙，而青红间道，亦有钉锡铃绣花者，两三幅不等，与男子异⋯⋯”在这别具一格的苗族服饰中，不论男女都保存着“尚赤”的特点，尤其是妇女的衣服和裙裤（湘西苗妇清代着裙，近现代多穿裤）更为明显。

自然，湘西、湘西南等地苗族尚赤着红的习俗并不完全一致，因为他们素有红苗、花苗、青苗、黑苗、白苗之分。比如这些地方妇女们头上戴的帕子，即有红的、花的、青的、白的、黑的等各种颜色，归纳起来有红圈帕、花桶帕、青桶帕、黑台层帕、白台层帕等等。戴红圈帕的，说明他们的祖先是最早养蚕（俗称“女儿虫”）抽丝、开采朱砂的部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尚赤”的部族。但是，到了后世，百姓开采的朱砂被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掠夺去了并且被禁止用朱砂染帕、逼得百姓不得再戴红圈头帕，只有“鬼主”

（部族头领兼巫师）是例外，仍旧保持着戴红圈帕的习俗。可见头帕的颜色也隐藏着本民族（部族）的史迹，记载着祖先的功德。戴着本民族（部族）传承下来的头帕，就是把祖先的功劳戴在头上，向人们宣告本民族（部族）的光辉历史。这是头帕之“谜”，也是服饰的色彩之歌。

服饰中的穿红尚赤的习俗，在湘西泸溪、沅陵具一带的瓦乡人（自称“果雄”，苗族支系之一）中至今仍然流行。瓦乡人特别喜爱制作和穿着精致的红衣、红裤、红鞋与红百摺裙。旧时，“闹沙”（巫帅）的法衣也是紫红色的。瓦乡人姑娘的嫁衣以及老年妇女的寿衣，必然有一件是红棉衣。这种红棉衣的面料，是由蚕抽丝制绢、朱砂染红的蚕绢。对这种传统工艺制作的红棉衣，妇女们十分珍惜，新娘出嫁后穿上一段时期就脱下收藏起来，只有在十冬腊月走亲、赶场、喜庆节日（如瓦乡人新年“十月年”——“跳香”等）才又穿一下，并以此为荣耀；老年妇女满了“花甲”以后，总是想方设法要再做一件红棉衣，作为寿衣。如果有人问她们：为何酷爱红色，为何要穿红棉衣？她们会不约而同地告诉你：这是“果雄”祖上兴起的风俗。假如再问： “果雄”祖上怎么会兴起这种风俗？她们就会详细地告诉你：“果雄”祖先很早就在辰溪开采朱砂（也称“辰砂”），并且养蚕抽丝制绢以砂染红，用它做的衣裤（裙），能够防虫毒，防疾病，还能避鬼降邪。所以，久而久之就沿袭成了风俗习惯。正因世世代代都传承着这种风习，所以人们对红色特别喜爱，过去他们一直被人们称为“红苗”，直到民国以后，才叫瓦乡人。

不论是“红苗”的穿红尚赤，“花苗”的喜着花衣，或者“白苗”的酷爱白色，“黑苗”的“好五色衣服”，虽然在具体颜色上互有区别，各呈风采，但色彩艳丽，服怖斑斓，则是他们（苗族、瑶族、白族等民族）的共同特点。而这一特点的形成，如前所述是与楚文化乃至濮越文化有着渊源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