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东客家山歌及瑶山风情

湖南与江西、广东交界的浏阳，醴陵、茶陵、桂东等县市居住着一些客家人。所谓客家人，是指北方汉人迁居南方（闽、浙、赣、湘、两广）后， 没有和当地土著人融合、通婚，而仍然保存着北方汉族血统文化和习俗的人。客家人是汉族中的一个分支、一个民系，根据清同治十二年（公元 1873 年）

《浏阳县志·兵防》记载：“宋德佑三年（公元 1276 年）正月元兵破潭，浏遭歼屠殆尽，奉诏招邻县民实其地，则浏受害酷矣。”据说，正是在此“奉诏”之下，有一年从广东嘉应州（今广东梅县地区）来了几个打虎的客家人， 上山打虎，追逐甚远。他们看见浏阳土地肥沃，树木茂盛，认为在这里开荒种植必有作为。于是，他们便回去邀集一批人，迁居浏阳。他们在三山（大围山、吊钟山、七宝山）插草为标，圈地种植，繁衍生息。从此以后，人数与日俱增，浏阳东乡的三山九岭，成为了客家人的群集地。他们为了活跃气氛，调剂生活（开荒的劳累、寂寞可想而知）。抒发情怀，在劳作之中或劳动之余，便把从家乡带来的客家山歌唱起来：

唱歌不是人发癫， 它是客家古相传。

■格祖师广东来， 她唱歌子登了仙。

这首“四句头”的客家山歌，生动形象地说明了以下几个问题：“其一，

客家人素有唱山歌——客家山歌的风俗习惯。他们世世代代地传承着这种习俗风情。其二，他们以自己善唱山歌的老祖先擢登仙班而自豪。这是指的国内外赫赫有名的歌仙刘三姐（也称“刘三妹”）而言。据宋代工象之《舆地纪胜》，明代屈大均《广东新语》，清代李调元《粤风》以及广东、广西一些州县地方志等典籍所载，刘三姐被壮、苗、瑶等民族及客家人奉为歌祖。“她唱歌子登了仙”，抒发的情感既有怀念，也有神往。其三，开辟草莽的劳动生活是艰苦的、单调的；但他们的精神生活却是丰富的、昂扬的。

在新的家园，客家人（尤其是妇女）发扬了特别能吃苦的精神，以辛勤的劳动和卓越的才智创造着欢乐的生活。随着生产的发展，人口逐渐增多， 到了清代中期，浏阳一带客家人对传统山歌中那种单纯对唱的形式感到不满足，向往着敲锣打鼓的伴唱。但由于居住甚为分散，无法经常聚集一起来敲锣打鼓，而且单独的、繁重的劳动也不可能有人放下劳作去鸣锣击鼓。于是， 他们就在山歌的唱调中增加模拟锣鼓音响，来丰富客家山歌的表现力和唱法

（就歌词说则是使章法、句法多样）。比如：

隔久有到（且当且）条岗，

条岗上（叮当且当匡，且咚咚多）桂花香， 老妹妹好比（且当且）桂花树，

风吹桂花（叮当且当匡，且咚咚多）满山香。

客家人在上山砍树时，有单干活的，也有集体劳作的。不管是集体还是独个儿，总是喜爱拿起手中的柴刀敲着竹木千担，一边敲一边唱，敲出“叮当且当匡”的锣鼓声，伴“奏”变体（由原来每句基本七字变为长短不齐的多字）的新式客家山歌就这样流播开了。

湘东客家山歌在形式上的变化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随着生活的不断变迁在继续推陈出新。缘于“三山九岭”客家人口日益增多，逐渐与江西、浙

江、河南等地迁来的人联姻结亲，于是湘东客家人和其它地方迁来的人，开始同井共村，生产上相互帮忙，生活上相互济助，语言上和文艺上也相互影响。外地入学习客家话，客家人也学习外地带来的语言。这样，客家山歌渐次渗进了外地人的歌调词语。从而使一些山歌的唱词长短灵活，同句参差下一，韵律也出现一歌多韵，打破了客家传统山歌中七字一句、四句一首（或一章）的“四句头”的固有格式。请看例阳客家山歌《绣花女》吧：

日头出来点点红，

晒坏美貌娇娘在路中， 我郎看得过不得意，

驮我上七下八、七八一十五里到鸳鸯山上歇荫凉，

到我寒舍喝茶汤。喝了茶汤郎起身，

酬谢郎君一条花手巾，

是我手捧花盘一绣麒麟狮子， 二绣拱桥柳叶尖尖，

三绣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朵花。送把郎君扎起、吊起，

上走河南、陕西， 下去福建、江西，

城内城外、上街下街、南街北街、东街西街做买卖， 引出二十四个姑娘家。

上提酒，下提茶， 都来看我手巾花， 买花女娘子将郎问：

不晓得哪处生得如此官家龙凤女绣出这般那样稀奇古怪杜丹花，

日落西山难舍她。

这首参差、奇异的《绣花女》与前面引用的两首格律基本相近的客家山歌比较，简直有天壤之别。在句型上，全歌 20 句中只有 6 个七字句，其余均

为长短句，最长的一句竟达 27 字，最短的为 6 字句。在句法上，出现了好几句叠字或叠意的句式，比如第四句的“上七下八、六八一十五”是叠意，第十九句的“这般那样”亦力叠意，第十四句的“城内城外、上街下街、南街北街，东街西街”既有叠意，也有叠字。而且，这些叠意的句子几乎都在每段（章）歌的第四句下约而同地出现。这种奇特的句法和句型，在江、浙、沪一带吴语地区的传统吴歌中比较多见。湘东客家山歌为什么会与江、浙、沪传统吴歌相似？这是一个颇有理论意义的学术问题，此处不可能展开阐述，留到别的论著中去探讨吧。

在思想内容上，湘东客家山歌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比如大革命时期，由于客家人群集地多在深山大岭，边远村沟，利用林木茂密、人烟稀少的有利条件，从而成为工农红军、赤卫队、游击队的革命根据地。工农红军等革命部队运用客家山歌作为革命宣传武器之一，在鼓励青年参军，打“白狗子”（地主反动武装及蒋匪军），团结起来争取革命胜利方面，客家山歌都发挥了强大的战斗作用。请听：

竹篙打水乱纷纷，

穷苦后生快当兵， 打倒土豪扎红带， 手拿梭标显威风。

客家山歌中，数量最多而且特点十分突出的是那些优美的情歌。它们形

象地抒发了青年男女的纯真、朴质感情和欢乐心理，表现出反封建的斗争精神及追求自由宰福的美好憧景，显得既调皮又辛辣；既含蓄蕴婉又给人启迪。比如：

龙王牌下一冲田， 丘丘栽的是麻粘。阿哥要像麻粘样， 泉水再冷不断线。

龙王牌是浏阳东乡与南乡相邻的一座交界高山，山上的层层梯田全靠山

泉灌溉。山高水冷，日照较短，因而一年只能种一季稻即耐寒种麻粘干。感物咏志，借景行情，通过麻粘禾的耐寒性强来比喻在封建势力压迫下青年男女的坚贞爱情。“泉水再冷不断线”，说得多么蕴婉，然而态度却是何等坚定。

像这样充满生活气息而又颇具特色的客家山歌，在创阳讲客家话的 18 个山区乡，蕴藏丰富，发掘可观。1987 年，采录、编辑《中国歌谣集成湖南卷浏阳县资料本》时，仅用 3 个月的时间就搜集了 1600 多首，同时，还出现

了 13 个能唱 100—600 首的民间歌手。中和乡雅山村民间歌手杜桂英（女），

就能唱 600 首以上的民歌。

浏阳客家人，在语言和习俗方面都保留了客家人的某些显著特点。在语言上，他们说的是以操粤语语系方言力特征的客家话，其语音、某些词汇均与长江流域的西南官话、汉楚语系、吴越语系有很大的区别。比如前面引用的客家山歌中的“涯格”（我的），“ 条”（这条）以及其它山歌中的“唔咪”（不会）、“间久”（这么久）等，都是常用的客家话。在生活习俗上，客家人对婚丧喜庆的礼节、交往非常讲究，并有他们自己的特殊的规定，如对女孩子的教养尤其是女红（针线、刺绣）方面有比较高的要求等等。在长江流域保持“粤客”的语言、习俗及客家山歌似乎并不多见，然而，浏阳等地湘东客家山歌表现出的多方面的社会价值（语言学、文学、美学、民族学、民俗学、方志学等）就值得注意了。

下面，再简要说说湘东瑶乡民俗风情。湖南的瑶族，主要分布在湘南， 在“湘南旅游民俗区”已经说过。但“无山下有瑶”，以丘岗力主兼有山区的湘东，也有一些瑶族。这里，只说炎陵县（酃县）龙渣瑶乡的一些习俗风情。一是尝新节。旧时每年农历六月或七月（边远地方季节较迟），新稻开镰前，这一带的农民要过一次尝新节。各家各户煮一锅新米饭，蒸一碗米粉肉，还备几样荤素，一壶米酒。先敬炎帝，再祭祖先（这与湘南瑶族习俗既有相同，也有不同），表示不忘始祖恩德，然后台家围桌享用。二为火龙会。这一带每年农历六月十一至十三日，都要举办火尤会。它的来源也与炎帝神农氏有关联。传说，有一年早稻扬花时，蝗虫铺天盖地而来，民众一筹莫展。幸亏炎帝神农氏显灵，将手中的龙头拐杖化成一条火龙，把蝗虫全部烧死， 庄稼获得丰收。从此以后，每年六七月间稻米扬花的时候，炎陵山周围几十里的农民们都要举办火龙会，舞起用稻草扎成的火龙，这种风俗习惯一直延续到了现今。三是圩日集市。古籍载述和民间传说，炎帝神农“首辟市场，

互通有无”。最早的市场，自然是若干日一次，而且只是“日中为市”，流存下来的便是今天的圩日集市。炎帝神农故乡的炎陵、茶陵素有“一乡一圩” 之说。不但圩场多，而且集市很热闹。四为“跳盘王”。前面“湘南旅游民俗区”第二节中的“盘王节”已经说过，此处不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