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美的工艺

读过屈原《招魂》的人，都会为诗人所描绘的楚宫之建筑、装饰、衣着、美食等方面的精湛技艺所震惊；看过湖北江陵楚墓、湖南长沙汉墓出土文物的人，则会为那些有千年历史但仍然保存得完好、鲜艳的各种丝织品、玻璃器皿、铜镜、漆绘其工艺之精美而赞叹不绝。是的，早在 2000 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繁荣发达的楚文化，不但包括着冶炼、铸造、浮雕、漆绘、丝织、刺绣、木雕、竹编等诸多方面的工艺，而且在文字艺术和工艺制造两个方面可以说是楚文化登峰造极的显著标志。千百年来，在荆楚、湖湘故地及楚裔系族中，精美的工艺的优秀传统一直盛传不衰。属于服饰方面的，以刺绣、编织、蜡染较为突出。

湘南江华一带，瑶家刺绣别具风采。这里的刺绣分为手绣和打结子两种， 采用大红大绿颜色绣成，鲜艳夺目（与前述“色彩鲜艳”完全吻合）。常见的图案有方格、喜字格、寿字格和万字格，也有飞禽走兽、花草虫鱼及传说故事中的龙、凤、麒麟等。绣底一般用自织的棉布，也有用丝缎的。每逢节日喜庆，瑶族妇女穿上绣花衣鞋，系上绣花腰带，大方美观，妩媚动人，饶有浓郁的民族风采和情韵。

湘西、川南、黔东南、桂东北等地，苗绣甚为流行。苗族妇女身上穿的无领镶边、背有托肩的大襟衣，绣花裙（胸前的围裙），镶边、绣花或数纱的宽脚裤，都与苗绣有关。苗绣的针法颇多，可分绣、插、拷、捆、洒五种。能干的巧手，能综合几种针法，绣出幻想色彩浓郁的产品。在色调上，苗绣带有强烈的夸张成分，喜用热色（红，黄，绿，白诸色），少用寒色（青， 黑）。这些因素的汇合交融，形成了苗绣所擅长的平面式的幻想色彩较浓的民间工艺品。也就是说，苗家绣花的妇女对自己熟悉的动植物作了细致的观察，但以虚幻的方式表现出来，在幻想与对称美的基础上加以大胆夸张而形成独特图案的工艺品。这种传统的民间工艺品融进了本民族的心理素质、审美情趣乃至原始艺术的残痕。人们可以明显地觉察到，苗绣长期受到图腾艺术、纹身装饰的影响，因而带有较强的原始遗风。苗绣不大讲究构图逼真和形象生动，因而始终未能形成有立体效果的艺术欣赏品，其实用价值高于艺术价值。

苗绣的这种情况，与世界闻名的中国“四大名绣”之一的湘绣就完全不同了，湘绣，主要是指湘江下游的长沙、湘潭一带的珍贵的民间工艺品。据史学家研究，湘江得名于古相人曾居于此。相人的老祖先原是古羌人的一支， 后来渐次演化为襄人、巴人等。宋代以后，其中大多融入汉族，另一部分则融入近现代的土家族中。因而，湘绣既有古代濮越、襄巴——也即楚绣的艺术渊源；同时又融合了华夏艺术的精华、溯其远源，则与苗绣一样，都是从远古时期的“题额文身”以及后来的桃花、凿花和绣花等阶段发展而来。不过，湘绣真正成为具有独特风格的名绣（“四大名绣”之一）则是近百年的事。自清代李仪徽创造掺针法，才使过去的颜色分层、较为呆板的湘绣一跃成为色彩艳丽丰富、制作精巧逼真的名绣。1898 年，胡莲仙以他的儿子的名义在长沙开设绣庄，把李仪徽的掺针绣加以推广运用。同齐掺针绣法的苏绣相比，湘绣的“乱掺”绣法使图案色调变换柔和生动，阴阳浓淡色流转自如。特别是湘绣劈丝细若毫发，绣面花纹有绒毛质感（故又称“羊毛绒绣”）； 在绘画、构图方面，以花鸟山水条屏为主要传统作品，并逐渐形成了以荷、

梅、松、竹、菊等花卉表现不同的审美情趣和深邃寓意的突出特色。湘绣构图逼真，针法独特，给人较强的立体感。同时，湘绣还吸取了苏绣、粤绣、蜀绣的一些特点，融为一体，从而名噪国内，享誉海外。在 1911 年意大利都

朗博览会上和 1915 年美国旧金山万国博览会上，湘绣分别获得最优奖和一等

奖。到了 30 年代，湘绣工艺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其风格近于写实，善取绘画

之长，线条准确，层次清晰。到 80 年代，被誉为超级绣品的“双面全异绣”， 更是湘绣新的创造。“双面全异绣”是刺绣工艺在双面绣的基础上的新发展， 即在同一绣料的正反两面上，绣出构图、色彩、针法均不同的物象，形成不同的意境。1982 年 5 月，湖南湘绣研究所刺绣艺人彭剑淳在加拿大多伦多市表演全异绣刺绣，赢得专程前往观摩的美国著名画家杰克·史密斯等人的高度赞美。由湘绣艺人创作的《威仪华表冠群伦》、《杨玉环》、《望月》等作品，在国内和国际上获得很高的荣誉，被珍藏在中国博物馆。

在民间编织工艺方面，上家族的土花铺盖，侗族的侗锦，苗族的花带， 壮族的壮锦，瑶族的“八宝被”等都很有名气。因篇幅所限，这里只能说说土花铺盖。

织土花铺盖（土家语叫“西朗卡普”），是湘西、鄂西等地土家族妇女们擅长的一种手工技艺。旱在 2000 多年前，湘西一带就有了“西朗卡普”。土家族妇女们用自己生产出来的家机布（古代称为“赛布”，西汉杨雄《蜀都赋》曾有反映）编织出质地结实、美观耐用的土花铺盖。这种土花铺盖图案绚丽，丰富多彩。据统计，土花铺盖的图案纹样多达二三百种，其内容以花鸟虫鱼、飞禽走兽最为常见。其中百花形状的图案有：梭罗花，藤藤花， 韭菜花，岩墙花，大白梅，小白梅，大莲蓬，小莲蓬，荷叶花，牡丹花，绣球花，梨子花等；用家具形状作图案的则有：桌子花，椅子花，摸盘花，大衣强盖，小衣强盖等；以禽兽为图形的包括猪脚迹，牛脚迹，猴子花，燕子花，鱼尾花，蛇皮花，狮子花，虎皮花，马儿，阳雀等。此外，还有一种十分别致的“回笔花”（“回笔”土家语意为“野兽”），是用猴脚、虎纹、马花、狼子头四种动物图形组成。

土花铺盖的图案纹样如果联缀起来，更为绚丽多姿，一般由三幅土花铺盖联成一床被面，图形多样、和谐、美观，甚至用过几十年后仍然色泽鲜明、纹样清晰。单幅的土花铺盖除作枕巾、围裙、桌垫、茶垫外，还有一些其它的特殊用处。如新娘出嫁做盖头，赶歌场作披风，家人出门则包衣物，居家御寒还可充作脚被等等。

土花铺盖是土家妇女最喜爱的服饰之一，它凝结着编织者的心血和艺术才能，也陪伴着编织者的欢乐忧愁与酸甜苦辣，土花铺盖这种土生土长、土色土香的编织艺术和传统服饰，永远有着旺盛的生命力以及奇异的魅力。

还值得一提的是，湘西土家族编织土花铺盖的劳动妇女中出了一位荣获国家级民间工艺美术大师荣誉的杰出人才——叶玉翠（女）。她从 10 多岁开始织“西朗卡普”，70 多个春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她的卓越成就在湖南电视台为她专门拍摄的电视片中得到了全面而生动的反映。

在南楚、西楚故地，秦汉时期“夜朗国”、“ 柯国”（今湘西及贵州一带）的“点族慢”（蜡染前身）已驰名遐迩，汉唐之际更是风行。《宋史》第四九三卷中有关于蜡染（布）的记载。宋代，瑶民已会用兰靛和黄蜡印染“徭斑布”。湘南新田、宁远、江永等地有一种自称“顶板瑶”（瑶族

支系之一）的瑶族妇女，自古以来流行“发上复木板，胶以黄蜡，板列攀珠， 櫐若缀梳”的服饰。湘西苗族的蜡染也已有几百年的历史。黔西南安顺、镇宁、册亨等县布依族、苗族地区的蜡染，更是历史悠久、风采独特。

关于蜡染方法，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六记载颇详：“以木板二片， 镂细花，用以挟布，而溶蜡于镂中，而后乃释板取布投诸蓝中，布既受蓝， 则煮布以去其蜡，故能变成极细斑花，炳然可观。”也就是说，用蜡刀蘸蜡液，在白布上绘制花、鸟、虫、鱼或几何图案等，再侵入靛缸（以蓝色为主）， 然后用水煮脱蜡，即现出花纹。

湖南、四川、贵州等地盛产白蜡。湘西芷江侗族地区素称“白蜡之乡”， 这里出产的白蜡比白雪还纯净，比水晶还明亮，闻名四海，远销国外。但是， 自古以来芷江一带只产白蜡，不出蜡虫。每年春天，人们都要远去贵州引进白蜡虫，女贞树上才结出银光闪闪的白蜡。关于它的来由及其风俗，芷江县内流传着一个美丽动人的关于白蜡的传说。这个民间传说的故事梗概大致是这样的：很久很久以前，芷江城外的沅水岸边一个山寨里，住着一位名叫女贞的姑娘，她织的布比云霞还美。女贞姑娘与村里的白郎相好，成亲以后男耕女织，日子过得不错。但是，有一年从贵州逃荒来的人说，沅水源头的山洞被一条孽龙堵死了，几百里长的河流就要断流了。白郎和好友冬娃自告奋勇去斩杀孽龙，虽然除掉了祸害，但白郎却被孽龙的龙尾弹到空中跌死了。白郎就被安葬在贵州。在白郎去杀孽龙的期间，女贞也被寨外的一个“老财” 逼嫁而跳进沅水身亡。当冬娃把亡友白郎的弓箭和花荷包（女贞给白郎的“信物”）带回，挂在女贞坟前的树上。这时花荷包里爬出了许多小虫，爬上了女贞坟前树上的每一片树叶。过了不久，树的每一根伎条上都结出了白蜡。后来人们把这种树取名叫女贞树。为了怀念这一对为民除害、坚贞不屈的好夫妻，人们遍地种植女贞树。每年春天，成群结队的人打着写有“白郎”二字的旗帜，在清明节前后赶去贵州，为白郎扫墓，并带回“白郎虫”，让他俩在坟地团聚。以后，人们就把“白郎虫”叫成“白蜡虫”了。

湘南、湘西南的瑶族，湘西的苗族、侗族的妇女们都很能干。黄蜡的生产，蜡染的设计、制作，大多是她们在闲季节进行。蜡染优美的图案和鲜艳的色调，充分反映出她们的创造才能。贵州布依族、苗族妇女，同样对蜡染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旧时，仲家（即布依族）妇女，从十一二岁起即习蜡染工艺，长大以后个个技艺娴熟、精巧。蜡染的图案，富于鲜明的民族色彩，如有的描摹龙爪菜（蕨菜）、茨藤菜，有的则采绘涡状或波状花，也有的制成锁式的图案，还有匀整对称的图案。她们制作的围裙、门帘的蜡染图案，多用菱形散点组成，仿佛夜空的七女星座或满天星斗，闪烁耀眼；衣领、裙子上的图案，多用蓝色或浅蓝色，显得淳朴、厚实。总之，蜡染图形结构严谨，线条流畅，装饰趣味甚浓，民族风格颇为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