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关于工人的命运

（重要内容的梦想。写于 1826 年）

在世界所有的国家，即使是实行代议制的国家，国民中人数最多的阶级， 即普通的手艺工人，完全不能参与国家大事，这是一大弊端。

工业企业家（例如工厂主、承租人及单纯的管理人员）所得的报酬，与手艺工人的工资相较，非常不合比例。

既然存在着自由竞争，最熟练的手艺工人为什么不能进入企业家阶级以平衡这种比例失调呢？

因为工人缺乏学校教育，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人，尽管精明能干也不能成为企业家，不能成为管理人员。

工人们为什么缺乏这种学校知识呢？

因为工人的工资非常微薄，不能为他们的孩子提供获得这些知识的费用。

为什么他们的工资如此微薄呢？

因为这个阶级早婚，繁育很快，以致工人几乎总是供过于求，因此工资降到很低，仅仅够满足最必需的生活品的需要。仅仅从这个阶级中一部分人的痛苦处境看，加速繁育应予节制，这确实是无可奈何的事。

由此可见，工人劳动所得如此微薄，是自己的过错。怎样予以补救呢？

除非改变民众的习性，否则别无其他办法。

中等和上等阶级的人士，如果他拥有数千塔勒的资本，或者有数百塔勒的收入，他在收入足以维持一个家庭并为他的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以前，他通常是不会结婚的。通常婚娶不在三十岁之前。如果他仿效雇佣工人生活， 不承担让子女受教育的责任，那末他结婚也许会早得多。但是他牺牲暂时的婚姻幸福（并非任何婚姻即为幸福），因为在他看来，贫困的生活和子女不能享受适当的教育是如此不幸，这种不幸是闺房乐趣所不能补偿的。

反之，工人如果能获得一个住所，只要一过二十岁，有一双手养家，他就会结婚。对他说来，婚姻的诱惑力很大，而可以不顾背后等待着的一切痛苦，听凭子女成长而没有受满意的教育。只要子女身体成长，他就满足了， 对他说来，子女的精神培育是无关紧要的。

如果国民习性得到改变，工人象中等阶级一样，重视防止生活的不足， 把子女的精神培育视为当务之急，在这些条件有了保证之前，他决不结婚， 试问结果将会怎样呢？

第一个直接的结果将是工人的供给减少，工资上升。

如果雇佣工人自己觉得并无发展智力的要求，那末他怎么会把对自己子女的精神培育视为人生必需的事情呢？只要工人缺乏这种要求，那末他将把节省下来的金钱用于满足肉体的嗜好，而不会用于子女的受适当的教育上。如果我们想请工人为自己的子女能受较好的教育着想，在未来作出牺牲

不实行早婚，那未必须唤醒现在年轻的一代，使他们感到精神培育的必要。然而这一点唯有改善学校教育才能达到。由于工人既无财产，又无支付接受较好教育所需费用的愿望，因此，教育设施必须靠国家的经费建立和维持。如果上述这些都能办到，即工资有了提高，工人获得了工业企业家必须

具有的学校教育，那末历来这两个阶级之间的界限就消除了。工业企业家的

垄断地位不复存在，工人子弟习惯于刻苦生活，他们起来与前者竞争，工业利润将下降。工业企业家中（包括管理和辅助人员）能力较差的部分，将被迫转变为手艺工人阶级，手艺工人中能力较强的部分因报酬微薄而抛弃自己的职业，改求学问，谋求当国家官员和公务人员，因此在这一领域也将出现激烈的竞争，结果是这些人员的薪俸下降，节省了国家行政费用的支出。

社会处于这种状态，只有少数非常富有的人才能不工作而生活；那时手艺劳动报酬很高，手艺工人、工业企业家和公务人员的报酬的差距远比现在要小。

现在一部分人几乎难以忍受繁重的体力劳动，几乎没有生活乐趣；另一部分人则以劳动为耻，遗忘使用体力，因而缺乏健康的体魄和愉快的身心。但是，到那时也许大多数阶级把它们的时间用于从事精神工作和适度体力劳动，人们重又回到合乎自然的状态，恢复人的使命——发展体育和智育。

虽然社会处于这种状态并没有消除人类的一切痛苦，但是，为饥寒贫困所迫铤而走险，侵犯财产和犯罪行为总是少了，甚至可能完全绝迹了。

如果我们设想，智育训练得到更广泛的发展，人才必将辈出，他们在机器和农业方面有能力创新，每有发明便能提高劳动效率，获得更多的产品， 亦即是说，随着人类精神文化的提高，十分艰辛的体力劳动将逐渐消失，于是可以得出结论，数千年之后人类将能进入天堂乐土，那时人们不会游闲无业，那时只有适度的活动，身心得到锻炼，因此体格健壮，精神焕发。

由此可见，天堂乐土乃是人类经过长期奋斗及努力所能达到的目的，但传统力量一定会阻碍第一批人进入天堂。

上文写于 1826 年秋，当时我在读萨伊和李嘉图的经济学著作，我感到他们所谈的工资问题不能令人满意。

我把上文称作“梦想”，因为在当时的学术界和实际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观点与我是背道而驰的，人们觉得我的文章没有实际意义，无异于海市蜃楼。它无疑是一种空想，尽管如此，这种空想对我的人生观和我的行为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因为有产者天生就有的关于工人似乎夭生应该担负重活、辛勤劳动所得似乎仅为维持生存所需的这种观点，从此永远发生了动摇。

田庄主和城市中的工业企业家以及面包商，由于必须与他们的雇工和仆人作不总的斗争——因为他们把雇工和仆人为改善命运所作的斗争和努力， 视为大逆不道的行为，总而言之他们必须竭尽全力予以制止——所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生活感到困苦不满。

然而，人在犯错误行为时，决不会比他把错误误认为正确、并把全力维护和贯彻错误认为是自己的职责时，更为坚决和更能坚持的了。

良心在这里并不起缓和的作用，因为错误的行为不是出于意愿，而是由于缺乏认识。然而，执司正义的女神并不考虑有此区别。所以，愚昧无知和误解结出的果实便是充满痛苦、战争和仇视的生活。

误解和愚昧无知到处都有祸患，但没有比这个问题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了，因为在这里千百万人的安宁和幸福因此而遭到破坏。

谈到这里，我心中又浮现出另一种想法。

我在梦想中所述的观点与公众舆论的观点是非常对立的，所以我很担心，由于这一梦想的发表我将被认为是幻想家，或者甚至被认为是革命党人。我不敢相信，这样的人能找到知音，能提供帮助。所以我将这一梦想仅仅告诉个别友人，仅仅为作学术探讨才决定披露。

此后还不到二十五年，在这一暂短的时间内，关于这个问题舆论和国民的观念却有了很大的变化。

为增进最贫穷和人数最多的阶级的福利，社会党人要求废除遗产权，共产党人要求共产，平均主义者甚至要求摧毁城市和诛杀宫人，在这些主张出现之后，上述梦想中的要求显得是多么温和。多么平淡无奇！

如果说，公众对一个问题的理解在暂短的时间中能够发生如此迅速的变化，那末再经二十五年，哪种见解将占统治地位，这种见解将如何深入下层国民阶级的内心，将产生怎样的结果，这些又谁敢预言呢？

包含在我梦想中的关于人类未来的见解，与我们的命运是妥协的，在不息进行的历史中我们看到了人类颇愿接受的夭意，这种见解对人类的感情会带来不少安慰。然而梦想实现的可能性未经证实之前，这种梦想毕竟只是空想。

然而，人类组织中在必然发展的东西，总是能达到预期目的的。

提高工资，发展工人教育事业，如果不能证明两者与人类夭性和能力是协调一致的话，那未尽管有这样的善良愿望，又有什么用呢？

难道我们没有看到，工资一有增长，工厂随即停业，工资一有提高，整片稍不肥沃的土地即放弃不耕么？这类土地便任其荒芜，如果如此，工人的命运能不比现在更槽吗？

科学能向我们阐明发自人类本性的各种规律，唯有作深入的科学研究才能解答上述这些问题，如果我们想了解关于与人类命运有如此密切关系的问题，那未我们必须献身于科学的研究，即使科学的道路是并不优美，而是荆棘遍地，我们无所顾忌。

现在，我们首先要向国民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请教，看看上述这个问题他解决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