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实际的情况

在孤立国中，征税对最远田庄的作用最大，实际上——通常在离市场没有远到地租降至零的地方——拥有最劣土地的田庄最早感到和最强烈感到税收的压力。

我们曾假定孤立国的土地性质是完全一致的，实际上在同一田庄的土地也几乎不是完全相等的。几乎每一田庄都是良田和劣地混杂的，所以农田的一部分收益卒较高，一部分较低。

农田的价值由于种种原因以及种种情况，可以很低，甚至一文不值。属于这类农田的有：

物理性质最次者；
肥力最低者；
离田舍非常远者；
需要有许多深沟才能排水者；
靠近草地并几乎与草地在同一平面上，因而这种农田很难耕作而产量又是极低者；
被许多纵横交叉沟渠分割而耕作非常不便者；
多石者；
四周为高大树木所包围者，等等。

一个规模很大的田庄总会存在具有上述这样或那样缺点的，因而价值很低的田地，纯优土地的田庄是很难觅到的。在大多数田庄存在大量劣地，在有些地区，这类土地占压倒的多数，而价值较高的土地却成了例外，良田通常在村庄的附近。

这类土地的地租历来很低，现在通过征税，地租必将降至零，或零以下。任何田庄必将放弃或者应该放弃耕种这类土地，而只选种除纳税以后尚

有地租可得的良田。

在孤立国中，从大局看，征税的作用使离城市非常遥远的土地废弃不耕；从小处看，每个田庄将让离田舍最远的以及最劣的土地荒芜不种。

一个国家中所有的田庄不论是否有五分之一耕地废弃，每个田庄是否有五分之一耕地牺牲不种，但是征税的作用只能是减少人口和国民财富。

征税使人们背井离乡，土地荒芜，这一点是不深入了解百姓家庭内情的政府要人所看不到的。但是他们从年年减少的税收额中能知道这些情况。因为每次征收新税，其暴敛的程度足以带来这种结果，新税征收额总是第一年最高，以后逐年递减，因为征税的对象，人口和国民财富逐年在减少。直到征税不再起作用，即农作的范围已经大大缩小，以致耕作的土地能够担负这一征税，那时税额将保持不变。

孤立国还有一点与实际不同，我们曾假定，孤立国的农业经营是最合理的，而实际上这种合理——特别是在一种农作制向另一种农作制过渡的阶段

——只是一种例外，是不合常规的。我们相信，孤立国的农民会按改变了的情况改变自己的经济，如果农田的地租为负数，他们将不再继续耕作，而是放弃耕作。

实际上某地流行的经济形式，并不是根据环境深思熟虑的产物，而是许多代人几百年努力的成果，通过缓慢的、持续的改良，通过辛苦的劳动，以求越来越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到今天演变成现在这样的情况，通常它比人们一般所想象的更实用。

这样逐渐形成的经济形式，不可能瞬间迅速向巨大的革新转变。如果突然出现的新情况，例如征收新税，与旧的经营方式不相容，那末要摆脱原来适用的旧形式，使经济适应新情况，需要很长一个时期。

因此，实际上实行新税以后，劣地的耕作并没有马上停止，而是一如既往耕作着。

于是农民须负担双重支出，第一他必须交纳新税，第二必须承担种植劣地带来的损失；换句话说，优等土地的收入现在不仅必须交纳本身的税，而且还须为劣地交税。

由于交税收入有了减少，租户应交的地租、负债地主应交的利息不能再从田庄的收入中支付了。短缺的部分往往只能靠减少经营资本和变卖农具等动产去补偿。由于农具等减少，再要求良好的耕作就不可能了。但是农民的习惯势力很强，他们很难相信，劣地（还有可观的毛收益）不但没有纯收益，而且还有亏损，所以他们在这种场合习惯地宁可马虎潦草耕作全部地田，也不愿放弃一部分，因此整个田庄可能毫无收入。

只是在积累了多次经验和经历了较长时间以后，当时流行农作经济形式才能适应新的情况，农田的耕作限制在农田足以偿付费用的范围。在经济的这种缓慢而无定的变化中，国民资本的损失，远比必须征收的税额要大。

实际上，凡是财富通常在逐渐增长的地方，征收新税的作用不会非常明显地表露出来，因为，如果征收的数额不很高，在这里还不会起破坏作用，只是阻碍着国民财富的增长。在孤立国，只要没有外来的影响，那里是处于不进步的稳定状态，如征以新税必将产生自然作用，表现为财富的减少和人口的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