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节 工资等于在大规模经营中最后雇用的工人所增加的产品

今设想有一群田庄，那里有雇工一百多名。经营这些田庄所要求的劳动并无定量。

田地耕作的细致程度有差别；谷物脱粒，马铃薯的收获是否干净也各不相同，因而需要的劳动量并不一定。

这里现在以马铃薯的收获为例：

如果单纯地在翻掘田亩之后拾取浮于表面的马铃薯，那末一人一天可拾30 柏林斗。但是，如果用手锄细细地翻土，以求拾得更多的、原来被土覆盖的马铃薯，那末一个人的劳动产品将立即大幅度下降。要求将马铃薯捡得越干净，那末劳动的产品就越少。如果一个人想在 100 平方丈耕地上捡尽最后一斗马铃薯，那末最后一斗将需耗费许许多多劳动，为达到这一目的而雇用的工人将无法以自己的劳动产品吃饱肚子，更不能满足其他需求了。

假设 100 平方丈土地上全部马铃薯的产量为 100 柏林斗，此外再假设实际收获量为：

如果雇用： 那未最后雇用者的增产为： 4 人拾取马铃薯 80 斗

试问田庄主雇用工人拾取马铃薯怎样才算合理？

毫无疑问，应当以增产的价值抵偿为此所消耗的劳动费用为度。

例如，用作羊饲料的马铃薯的价值在某地如果每斗为 5 先令，工人每人

每日的工资为 8 先令，那末受雇的第 9 个人，增产为 1.3 斗，每斗价 5 先令， 共计 6·5 先令，而雇工费用为 8 先令，亏损为 1·5 先令。反之，受雇的第 8 个人，费用为 8 先令，增产为 2 斗，每斗价 5 先令，共计 10 先令，亦即剩

余 2 先令。根据这一计算，为求最高纯收益，拾取马铃薯应当启用一人工作

8.6 日，收成当以 96.8 斗为满足。

如果日工资涨到 15 先令，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迅速推广种植马铃

薯，很可能吸引远地工人——，雇用第 7 个工人所得的增产刚够支付每天的

工资，土地出产 100 斗马铃薯，合理经营只能收获 94 斗。

然而，如果马铃薯可作为马饲料、酿酒等工业原料，每斗值 16 先令，那

末在日工资为 8 先令的情况下，雇用一个工人劳动 11 天还是值得的，这样，

土地出产 100 斗马铃薯便能收获 98.8 斗。

如果日工资为 15 先今，马铃薯值 16 先令，那末雇用第 11 个工人，就不能完全得到补偿。

谷物脱粒应当达到怎样干净的程度，这与拾取马铃薯所遵循的原则相

同。

收获谷物时常常有很大损失，这种损失如果增雇若干工人就能大大减轻，因为一方面可以及时收割、捆束、运输，加速收获工作；另一方面可以不用长把镰刀，而用短把镰刀收割。然而，工人人数只能合理地增长到工人所节省的价值能够弥补日工资的支出，或略有超过。

由此可以推论：

1. 工资增长而产品的价值保持不变，所起的作用是减少雇用工人人数， 同时减少果实的采集量和脱粒量。

2. 产品的价值增长而工资保持不变，所起的作用刚好相反，多雇用工人有利，采集果实和脱粒可以仔细从事，所以产量增大。

3. 企业主，不论是田庄主还是工厂主，他们雇用工人的数量只能增长到这样的限度，即增雇的工人还能对他们有利，这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因此， 增雇工人的界限就在于，最后一名雇佣工人的增产量能够弥补他所得的工资；反过来说，工资等于最后一名雇佣工人的增产量。

工人的人数不能以分数增减，所以在小规模经营中难以确切指出得失相抵之点；然而这种个别的不均衡，在整个大范围中是能均衡的，因为某一场合比纯收益所能达到的最高限度多雇了工人，在另一场合则少雇了工人。

小规模经营的这一弊端不仅表现在工人人数上，而且还表现在所需要的牵引牲畜以及使用的工具和机器上，顺便一提，这一点正是大规模经营有利条件之一。

虽然上面的例子仅仅谈及如何提高土地已有产量的收获，但是，由此得出的结论，对于以提高土地生产率和收成为目的的劳动是完全有效的。

由于增添了劳动力，土地得到精耕细作，除草和排灌能仔细从事，播种能不失时令，因此土地的平均产量更有保证，平均收益将能大大提高。另一方面，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土地施以腐土、灰泥土以及土中所缺少的其他成份，土地的生产力也能大大提高。但是，所有这些改良措施都有一个共同之点，即效用与施肥量的增加并不成正比，效用的增长是递减的，最后甚至可能成为零。

现在我们举施加腐土的例子。

假定在某块田亩上施以半英寸厚的腐土，产量提高 0.5 柏林斗（每 100

平方丈面积），那末再施以半英寸厚的腐土，产量的增长不是 0.5 斗，而是

0.375 斗左右，第三次施以半英寸厚的腐土，大约能增产 0.25 斗，等等，直到继续增施腐土产量完全不再增加，最后甚至出现有害的效果。

由于劳动费用与施加腐土成正比，而效果却越来越小，最后等于零，所以，这里与上文所举农务一样，必然有一个定点，在那里劳动的费用恰好与改良以后所得的价值相等，这一点就是施行合理改良措施的止境。

不仅在各种农务上，而且在较低的农作制或较高的农作制——付出较多劳动能获得较高收益的农作制——的选择时，以及在回答劣质的土地——在那里劳动所得的产品比优质土地少——是否值得种植时，关键之点就是看劳动费用和劳动价值的比例，决策完全取决于这一点。

确实人们可以说，合理经营农业的任务就是，为农业的一切部门在增加劳动和提高产品的两行数据中找出对应数据，以求确定劳动的价值和劳动的费用保持平衡的一点，因为增添工人达到这一点时，纯收益为最大。

实地的田庄主能否取得发展，主要取决于他是否具有近乎解决这一任务

的智力。这种智力在受过单纯理论训练的田庄主身上通常是不具备的。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改变，因为农业科学在这一方面还完全没有人进行研究，在农业学教科书中这一对整体有深切关系、与一切发展有重大影响的问题，几乎没有提及。

关于这一问题，将德国和北美作一比较是颇有兴味的。

在德国，如果日工资为 12 先今，黑麦每斗价格为 1 塔勒*12 先今，凡是一人一日劳动仅得 1/5 斗黑麦的地方，工作就可以进行，不良的土地就可以耕作。

在北美，根据最适中的报告，一人一日劳动至少值 32 先今，而 1 柏林斗

黑麦的价值在中部地区几乎还难以达到 1 塔勒。因此，那里任何农业劳动， 如果一人一日劳动的产品达不到 2/3 斗黑麦，则必然有亏损。

仅这一点两国农作情况就有巨大的差别：

北美某报刊登过一篇谈论移民最佳发展的文章，文章说： “学府出来的经济学家在这里最不幸运，因为在我们这里关键的问题不

是向土地多索取百分之几的产品，而是要节省宝贵的劳动。”

这一批评对目前的农业学是很中肯的。因为真正的科学的研究应当有能力正确地判断一切情况，防止这类错误。如果科学研究在目前情况下效果刚好相反，那末这就证明科学的不足。

人们历来有这么一种幻觉，以为人类社会有一个对一切发展阶殷都适用的农业理想，似乎任何较低级的农作制，即粗放的、节省劳力的农作制就是实地的田庄主知识贫乏的证明，这种观点在我们的农业著作中总也不能避免。

俄国政府近年来常常派遣一些多半没有实际农业知识的年轻学者来到德国学习经济，在农业学院听课。他们获得的是在每平方英里拥有 3，000—6， 000 人的人口稠密的土地上如何合理地经营农业的知识。如果学院的讲课不涉及劳动的价值和费用的关系，那末这些年轻人对这一问题仍然一无所知。在他们回到自己的祖国以后，如果把所学的知识用于辽宽的土地，那里每平方英里仅 500—1，000 人，谷物通常须运输 30 英里才能销售（而欧洲其他国家遇歉收才有这种情形），那末他们所获得的知识只能导致他们的破产，他们的例子不会诱人仿效，却成为所谓合理经营农业的一种可怕的情景。

即使在德国，急于实行轮栽作物制而以失败告终的也不乏其人。 “最后雇用的那个工人的劳动的价值也就是他的劳动报酬（工资）。” 从上面考察所得出的这一命题对社会生活非常适用，所以我们可以中断

我们研究的系统过程，可以暂时舍弃拥有可耕荒原和人口处于静止状态的孤立国，而从事实际的考察。

实际生活中企业家普遍地在作努力，使他们雇用的工人的数量不断增长，直至继续增长他们觉得无利可图时为止，这就是说，这时工资等于劳动的价值。出现这种情形的原因就是事物的本性，根据就是企业家的利益。

最后雇用的这名工人所得的工资，必然是同等技术和同等能力的全体工人的标准，因为同等工效不能付以不等的报酬。

如果现在工资实际上已经达到劳动的价值，而国民仍然处于困苦境地， 那末怎么样可能予以救济呢？

公正人起草一小时文件所得的报酬相当于雇工 12 小时繁重的劳动，蒲鲁东（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哲学》一书中）对此感到很不乐意。此外，这位

著者还认为，工厂的监工的报酬高于搬运工人也是不公平的。

我们要问，工厂主为什么给监工以较高的报酬。这么做是不仁慈、不友爱的。如果工厂主可以不要监工，如果监工带给工厂主的效益从最低限度说还不能抵偿监工的工资，那末工厂主会立即把他们解雇。由此可见，工效的价值就是报酬的标准。

如果不谈劳动的价值，而愿意将劳动时间的长短作为工资的标准，这就是幻想。

如果工人在他的工资中得到的是他的劳动价值，那末，工人的困境就不是地主和工厂主唯利是图造成的，因为地主和工厂主——这里不谈慈善布施

——不可能对劳动支付超过劳动价值的报酬，所以劳动阶级困苦的原因必须到别处，到更深的地方去寻找。

然而有人可能提出下列责难： “虽然最后雇用的那些工人的生产不能超过他所得工资，但是以前雇用

的工人却能为企业家提供一个非常可观的剩余，这一剩余使企业家有办法支付较高的工资，企业家不这么做，只不过是缺乏改善工人命运的善良意愿而已。”

然而，这一责难是把道德责任与营业责任相混淆了。

从国民经济角度看，任何劳动，如果不能抵偿费用，都不允许进行，因为劳动本应创造国民财富，否则将会减少和耗尽财富。由于国民资本的削减， 国民将越来越贫困。

富人所负的缓和穷人困苦的道德责任，不能以这种办法，而只能以其他办法见诸行动。

工厂主从事得不偿失的工作，如果别人不这么做，他将徒劳无益地牺牲自己的财产。即使是集合全国所有的工厂主为追求这一目的，也是办不到的， 因为工厂须向国外销售产品，或者在国内须同外国人竞争，从事得不偿失的工作将使工厂倒闭，工人将完全失去面包。

为了弄清这一问题，现在我们来考察工资涨落的必然作用。

假定工资上升而工人的数量并不减少，那末最后雇用的那些工人从地主和工厂主那里所得，将超他们劳动的所值。于是地主和工厂主根据自己的利益——这不能说不公平，经营上非得如此不可——开始解雇工人，一直解雇到最后留用的那名工人的产值刚好等于提高了的工资。经过这么一番周折， 许多工人失去了面包。为了免于饥饿，这些工人不得不决定重新为原有工资而工作，这就是说，在上述情况下提高工资是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如果劳动阶级的人口增长，而耕作的土地和资本维持原状不变，那末后来增加的工人即使愿意接受原来的工资也没有人肯雇用。因为这一工资已为最后雇用的一名工人所得，以后雇用的工人只能提供较少的产品，所以，如果以原来的工资额雇用新增的工人，企业家势必有亏损。唯有这些工人愿意接受较低的工资，企业家才能雇用他们，让他们工作，因为他们的生产力等于已经降低了的工资。

尽管工资在下降，如果工人人数仍在不断增长，那末工资必将继续下降， 因为能够给予他们的工作的产值越来越低。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如果劳动的对象越来越不丰富，劳动的土地越来越贫瘠，试问工资的下降有没有止境？

工资下降的最后限度在于：劳动的生产力低到劳动产品恰好等于 a，即

恰好等于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因为工资如果低于工人必需的生活费用， 则无人能为之劳动。

然而，实际上每个人的体力、健康和技能并不象孤立国所假设的那样， 是完全相等的，而是一切方面都不相等。因此要问，这些工人中哪些人的工资可以下降到等于 a。这一问题的回答又取决于谋求工作的人数。如果人数过多，那末只有体格最臆壮、体力最强的人才能得到雇用，其余的人则失去餬口的面包。人在一生的不同阶段体力是不等的，在老年体力衰减，所以， 最有技术的工人唯在青壮年时期为人雇用，到了老年则为人摒弃。

然而宗教和人道主义以及各国政府，都把救济失业者以免饥馑死亡一事，视为自己的职责，因此凡是其劳动产品不足以弥补必需的生活资料的那些人必将仰给于济贫所。需要救济的人数最后将不断增加；多到富有的人感到不堪负担。

当前*爱尔兰的情况就是如此，尽管英国民众慷慨向兄弟民族提供 5，000 万至 6，000 万塔勒的巨大援助，然而仍有成千人死于饥饿。

爱尔兰目前的灾难是由于马铃薯和谷物同时歉收造成的。但是肯定可以预见，如果人口毫无顾忌地持续增长，几十年以后，虽有不小的丰收，这种灾难仍将出现，那时将无可救治。

出现这些观念有一个前提条件，即是在人口增长的同时资本和耕作面积保持原状不变。即使资本和耕作面积也有增长，但是如果不及人口增长迅速， 那末同样的灾难只不过晚些时候出现而已，这一点要求得证明并不困难。

和平带来小康生活，小康生活造成人口过剩，人口过剩则带来贫困。人们怎样才能摆脱这种魔境呢？

我们不得不问，在每次经历短期的和平、养息和欣欣向荣的生活以后， 人类的增殖是否必定要再次遭遇贫困呢？

难道造物主就是这样安排的：地球上人口越来越多，前景就越来越暗淡， 痛苦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可避免么？

当然不是。

那末造物主造福人类的条件又是什么呢？

这实在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大问题，我们仅仅是在这里提了出来，还未能深入进行研究。

只要正确理解这里所讨论的问题，就能驳斥社会党人建议中的一些谬论。社会党人乐意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倾注于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上，如果能办到的话，他们将真正改善工人的命运。

但是我们不可忽视，这里所说的劳动价值不是固定不变的，不是与其他因素无关联的，因为劳动价值取决于劳动对象的收益性。劳动对象在收益阶梯上所处地位的高低，取决于劳动力供给的多少。劳动力供给多，劳动价值和劳动报酬可能下降，直到仅够工人必需的生活资料这一数量的界限。

所以劳动的价值、劳动的供给和工人的生活必需品之间有一个连锁关系。

比我们略早的一些国民经济学家仅仅看到这一锁链的最后两个环节，因此对混淆工资概念却起了不少作用。*

• 即劳动剩余 y 所得的租金。——译者

• 根据本卷第六节之五所述，a 代表工人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十二节表 B 中并没有涉及 a 的内容。这里的 a，

这些经济学家在下列问题上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即把三个因素中只看到的两个因素所构成的劳动工资，视为合乎自然的工资，由此得出结论说， 在造物主除了给工人以生存所必需之物以外，别无其它等等。

社会主义者所理解的使命比较高，他们提出工人不仅能生存，而且还应有生活享受和受教育购机会。

施泰因在他的思想很丰富的著作《今日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中关于社会主义和国民经济学的关系。说了下列一段话：

《国民经济学本来的任务仅仅是认识产业和劳动之间的现存关系，甚至深究这种关系的原因和规律；国民经济学能预言这种关系的未来情况，但不能予以规定，因为国民经济学并不具备不服从其他原则的最高原则。然而社会主义则在人类命运的思想中提出这一点，从而把自己置于国民经济学之上，并想利用及控制它；国民经济学本质上是可以掌握的，社会主义目前正在形成之中。”

这里对国民经济学所作的责难，我不能认为毫无理由。然而它只限于经济学的现状，而不是经济学的本质。因为任何东西都阻碍不了经济学吸取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并据为己有。我发现——下文将详细讨论——深究“什么是合乎自然的工资？”这一问题，最后必将直接引向关于人类命运的问题。

在我看来，我们唯有将两种学术的研究融合在一起，才能接近真理。经过这样的融合，社会主义者的幻想，以及他们的由于不认识国民经济学的规律而提出的建议，便不攻自破了。

蒲鲁东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哲学》一书中也持这样的观点，他希望通过改造国民经济而解决社会主义老提出的任务。

现在言归正传，我们再来讨论孤立国。

资本本身是个无生命的东西，如果没有人的努力是不会产生什么东西的。

在欧洲的气候条件，一个人仅拥有一些衣著、粮食和器具等小资本是难以从事生产的。

劳动产品 P 是劳动和资本的共同产物。

这两项因素在其共同产物中各占多少比重，应怎样计量？

资本的作用我们可以从一个人因使用的资本增量从而获得劳动产品的增量中求得。这里劳动是常量，资本是变量。

如果我们仍用这项方法，反之把资本视为常量，而劳动人数视为增量， 那末即使在大规模的经营中，劳动的作用可以从因增加一名工人从而总产品获得的增量中求得，亦即是在产品中求出劳动所占的比重。

假定某一企业使用资本等于 nq 年劳动量。企业经营者根据他的利益将不断增添工人，直到最后雇用的工人所增加的产品等于他的工资数量时为止。

试问最后雇用的这名工人的产品有多少？

如果雇用工人为 n 名，每名工人使用 q 年劳动量的资本工作。每名工人的产品＝p，他的工资＝A，雇用 n 名工人的企业经营者所得的租金，亦即是n（p—A）。

疑是 c 之误。根据本卷第八节所述，一个工人（包括其家庭）一年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为 S，S 的百分之一为

C。——译者

如果解雇一名工人，那末还有 n—1 名工人，其中每名工人使用 n  q

 n − 1

年劳动量的资本工作。我们把这一资本称为 q′，这里的 q′大于 q。使用 q

′年劳动量的工人的劳动产品，我们称之为 p′。工人劳动所使用的资本有了增长，他的劳动产品也将增长，所以 p′同样大于 p。两者之间的差别，或者说 p′—p＝γ；亦即是 p′＝p＋γ。于是总产品＝（n—1）p′＝（n—1）

（p＋γ）

工资的支出，如果工人人数为 n—1，则＝（n—1）A。

因此，企业经营者所得的祖金为（n—1）（p＋γ）—（n—1）A。

如果企业经营者合理地不断增雇工人，直到最后被雇用的一名工人的生产还能抵偿他的工资，那末企业经营者雇用 n 名工人或 n—1 名工人，他所得的租金必定相等。因此

np—nA 必定=(n-1)(p+γ)-(n-1)A, 或 np-nA=np-p+(n-1)γ-nA+A,

即 o=-p(n-1)γ+A,

即 A=p-(n-1)即

现在设 n 为无穷大，那末 1 相对于 n 来说微不足道。于是A 将＝p—nγ。

n

如果令 n 无穷增长，则资本，与

q = q

1 1 + 1

 ，与

q + 1 q

n − 1

1 + n + n2

n 3 

1

n 值可以任意相近。然而我们在第十八节中说过，因资本发生 n 年劳动

1

量的变化，产品便有β的变化。这里我们发现，资本 如有 n 年劳动量的变化，

1

那末劳动产品的变化便为 p′—p＝γ。如果资本很小，仅为 n 年的劳动量，

产品的变动为β，那末这种变化在微小资本为 q 时即为βq，亦即是γ＝β ｑ，由于我们在上节假设 nβ＝a，所以 nγ＝aq，因此 A＝p—nγ＝p—aq。

在上节中我们也曾获得同样的结果。

这就是说，通过两种不同的方法我们求得了： 1.增加投资所得的增产的租金量，

2.总资本不变，最后雇用的这名工人所增加的产品决定的工资量。两种方法求得的工资都有一个相同公式，即 A＝P－aq。

然而，我们在上节中看到，只有在 P－aq＝ 时，投资创办新田庄的

利益才能与增加相对的国民资本的利益相均衡，稳定状态才能实现。

因此，根据这里应用的方法所求得的劳动工资 p－aq，在四境为可耕的

荒野所包围的孤立国，必然同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