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杜能的《孤立国》

吴易风

（一）

约翰·海因里希·冯·杜能（Johann Heinrich von Thunen）是德国早期一位重要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1783 年 6 月 24 日出生于奥尔登堡耶弗兰的卡纳林豪森。早年丧父。继父是一个数学爱好者，杜能在这方面受到他的影响。1799 年，杜能开始学习经营农业。后来曾在位堡附近弗洛特贝克农业学院求学，院长是施陶丁格尔。据杜能自述：“在青年时代，当我在汉堡附近弗洛特贝克施陶丁格尔先生的学院中学习农业时，关于孤立国已有最初的雏形，以后我总觉得有一种责任感，将我们看到的农业和国家经济方面的、可作为孤立国基础的观念的问题，加以条理化”。（本书第 326 页）1803 年， 杜能在策勒结识了德国著名的农业理论家阿尔布雷希特·特尔，特尔的四卷本专著《合理的农业原理》是德国的农业理论从官房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科学的标志。杜能在谈到特尔对自己的影响时说：“我所尊敬的老师⋯⋯特尔先生⋯⋯对我所研究的整个农业方向及我的造就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第 303 页）1803 年秋，杜能人戈丁根大学读书。后来，他来到梅克伦堡的施韦林，购置并经营特洛庄园。杜能亲自管理帐目。凡是能登记和合乎计算目的的，他都详细而精确地加以记载和计算。这种日常的经营业务，为他以后写作《孤立国》一书提供了丰富的感性材料。关于这一点， 杜能后来回忆说：“在我开始作为田庄主的务农生涯时，我就精细地治理会计，力求获得在不同谷物产量和不同谷物价格时农业成本和纯收益的计算数据。这类数据经五年的汇集，我获得了一个概貌，以此作为基础开始我的、也就是第一卷中所叙述的研究工作。”（第 326 页）

1826 年，杜能的《孤立国》一书出版。此后，杜能逐渐闻名于德国。1830 年获得罗斯托克大学赠予的名誉博士学位。1842 年《孤立国》再版时，杜能考虑到“与本书讨论对象有关的资料颇为丰富，可以另成第二卷”，因而“把已经出版的著作的第二版，称为第一卷（第 17 页）”。1848 年，杜能被选为法兰克福议会议员，但因年迈体衰，未能出席议会。1850 年，《孤立国》第二卷问世。

1850 年 9 月 22 日，杜能因脑溢血死于特洛。墓碑上镌刻着他用以表示

自然工资的数学公式： 。

杜能的《孤立国》一书写作时间很长，它的历史背景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来叙述。第一个时期是十九世纪初期，第二个时期是十九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

在十九世纪初期，普鲁士政府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关于农奴制改革的法令，其中主要有 1807 年颁布的《十月法令》，1811 年颁布的《调整法令》， 1821 年颁布的《义务解除法》和《公有地分割法》。这些法令，对农奴制进行了若干有限的改革。从普鲁士开始，农奴制改革的浪潮逐渐波及德国的其他许多公国，改革给德国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农业中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推动了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例如，人造肥料的使用，

使土质得到 F 了改良，新的三区农作制和轮栽作物制的推广，使粮食和饲料的供应得到了增加。在城市，行会制度逐渐削弱，经营工场手工业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但是，整个德国的分裂和割据状态仍很严重，关卡林立，税收繁多，严重阻碍着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农作制、地租、谷物价格、自由贸易、税收等问题，自然就成了杜能 1826 年出版的《孤立国》一书讨论的主要问题。

杜能写作《孤立国》其余部分的历史背景是十九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德国的经济和政治状况。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德国资产阶级越来越迫切地要求取消各邦之间的关税壁垒。二十年代后期，北德、南德和中德先后成立了关税同盟。1834 年，这些关税同盟合并成德意志关税同盟。同盟促进了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从三十年代起，德国开始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生产在工农业中迅速发展起来。但是，德国的劳动群众不仅受资本主义发展之苦， 而且受资本主义不发展之苦。城市工人要求改善贫困生活，农村劳动者要求彻底摆脱封建压迫和封建义务。工农群众的反抗情绪不断激化，全国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三十年代初由于政治迫害流亡英法和瑞士的工人、手工业者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不少受到法国空想共产主义思潮的影响。他们在国外成立了共产主义联合会组织，并同国内建立联系。共产主义逐渐成为德国众目所瞩的问题。1836 年，德国流亡者的先进分子组成秘密政治团体正义者同盟，这是一个带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德国最早的工人组织。空想共产主义的传播和正义者同盟的建立，标志着德国工人运动的萌芽。1844 年 6 月， 德国爆发了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1847 年春，马克思和恩格斯应邀参加正义者同盟，并把它改组为共产主 F 义者同盟。受同盟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并于 1848 年 2 月发表了《共产党宣言》。1848 年 3 月，德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在这场革命中发挥了独立的政治作用。对工人运动怀着恐惧感的德国资产阶级，在革命紧要关头同封建势力妥协，以对付无产阶级。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自然成了杜能注意的中心问题。在《孤立国》第二卷和遗稿中，杜能集中注意力从经济角度考察阶级矛盾，研究工资和剥削收入的关系，幻想通过提高工人工资、改善工人受教育的条件等改良措施来缓和日趋紧张的阶级矛盾，防止革命的发生。

《孤立国》一书的全名是《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共分三卷。1826 年出版的《孤立国》的副题是《关于谷物价格、土地肥力和征税对农业影响的研究》，包括三章三十八节，1842 年再版时定为第一卷。第二卷分两章，都以《自然工资及共同利率和地租的关系》为副题。1850 年出版的

《孤立国》第二卷第一章，共二十三节。杜能去世后，遗稿由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海尔曼·舒马赫①等整理和加工，其中有关自然工资及共同利率和地租的关系的内容作为《孤立国》第二卷第二章，有关地租决定原理和其他问题的内容作为《孤立国》第三卷，于 1863 年在罗斯托克出版。第二卷第一、二章共二十七节，第三卷分三章二十五节。现在的这个中译本是根据德国耶

① 海尔曼·舒马赫（schumacher-Zarchlin,Hermann l826 年左右—1904 年）在 1863 年出版了杜能遗著之后， 于 1868 年出版了他撰写的杜能传记，题为《约翰·海因里希·冯·杜能。研究者的一生》。马克思在 1875

年 9 月 21 日致海尔曼·舒马赫的信中说：“我感谢您来信和寄来杜能著作的第一卷，然而我还要十分不客气地请您把您所推荐的杜能的传记也给我寄来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中译本， 第 338 页。）

拿古斯塔夫。菲舍出版社 1921 年的版本迻译的，包括杜能《孤立国》1842

年再版的第一卷和 1850 年版的第二卷的内容，但不包括杜能的遗稿。

杜能的理论体系主要由两部分内容构成。一部分是一般经济理论，一部分是农业和农业经济理论。就思想来源而论，杜能的一般经讲理论较多地受到亚当·斯密的影响，而农业和农业经济理论则较多地受到阿尔布雷希特·特尔的影响。杜能说：“在国民经济学方面亚当·斯密是我的师表，在科学的农业方面则是特尔先生。他们两位是两种科学的创始人，他们的不少学说将永远是无可非议的科学基础。”（第 325 页）但是，杜能并不满足于斯密和特尔的理论。他说：“在我看来，这两位伟大人物的学说有来完善的地方， 这些地方难以满足我的探求真理的需要，因而迫使我自行研究”。（第 325 页）杜能对斯密和特尔深表尊敬，同时又对他们持某种批判态度。

（二）

在德国，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政治经济学一直是外来的科学，它作为成品从英国和法国输入。当政治经济学处在古典时期时，在德国的现实中没有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而当这种经济关系在德国出现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质和日趋激化的阶级矛盾已经不再容许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他们的阶级视野内进行不偏不倚的和公正无私的研究。因此，在十九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形成学派的德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只能是庸俗经济学。以威廉·罗雪尔为首的“历史学派”是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典型。用马克思的话说，“他们同时也就是这门科学的坟墓”。（《马克思恩格斯 F 全集》第26 卷 III，中译本，第 558 页）历史学派否认客观经济规律的存在，否认政治经济学应当研究客观经济关系，否认经济研究中的科学的抽象法，宣扬所谓“历史的方法”，企图用对经济现象和零碎历史事实的简单罗列和描述来取代理论分析。

在十九世纪上半期的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杜能可以说是一个例外。从方法论来看，“他有德国人的思维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 卷，第 525 页）。杜能反对简单描述经济现象，主张运用抽象法来探讨客观经济规律。他说：在研究过程中，“不将实际抽象难以达到科学的认识”

（第 330 页）。只有借助抽象，才能“排除一切偶然的及非本质的因素”（第

326 页），得出“普遍有效的结论”（第 330 页），找到“普遍规律”（第

48 页）。杜能这样说明了自己的方法的特点：“几何学家在考虑‘点’时是不计面积的，考虑‘线’时是不计宽度的。两者在实际中是找不到的，同样， 我们在考虑一种主导力量时可以排除一切枝节和偶然因素，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认识主导力量在我们所见现象中占多少比重。”（第 12 页）杜能对庸俗政治经济学鼻祖萨伊单纯描述经济现象的方法采取了批判的立场，他指出：“竞争只不过是深奥原因的外表现象，我们不能象萨伊那样，以把握外表现象为满足，而必须努力研究原因。”（第 424—425 页）

在罗雪尔等人用庸俗的历史方法反对科学的抽象法的时候，杜能坚持运用抽象法，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是，杜能对抽象又表示某种忧虑。他说：“对实际的抽象有双重危险：1.人们在思想时，将事物的相互作用切断，2.我们的结论都根据各种前提条件，而我们对这些前提条件认识不清，所以无法阐明结论；因此，我们所认为 F 普遍有效的结论，仅仅是在这些前提条件下才

有效。”（第 330 页）杜能的这种担心，暴露出他对科学的抽象还缺乏正确的了解。他不懂得，抽象有科学的抽象和非科学的抽象。所谓“对实际的抽象有双重危险”，只适合于非科学的抽象，它们同科学的抽象是没有关系的。在经济科学中，抽象的规定是对客观事物的直观和表象加工的结果。抽象的规定形成之后，在思维行程中，又导致具体的再现。杜能提到的事物的相互作用以及前提和结论的关系等等，都要在思维中再现。其实，杜能有时虽然是不自觉地然而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例如，在《孤立国》第一卷中，他作了一系列假设，以便得出一些抽象的规定。在第二卷中，他又取消了那些假设，以便观察所得到的抽象规定同现实符合到什么程度。杜能的抽象，既有科学的抽象，又有非科学的抽象。当他比较正确地运用抽象法的时候，他把资本主义竞争表现出来的现象加以舍弃，深入到现象背后寻求事物的内部联系，因而得出了一些有学术价值的成果。例如，杜能的生产布局理论和地租理论就是如此。但是，当他运用非科学的抽象法的时候，他错误地把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撇开，去观察事物的所谓自然状态，然后再把关于自然状态的结论搬到资本主义现实中来。例如，杜能的工资理论和利息理论就是如此。杜能常常迷恋于这种抽象，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地方，竟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条件都抽象掉。这样，杜能就无可避免地掉进他曾经自我警告过的“有双重危险”的深潭之中。

在经济研究中，杜能运用了一些具体方法。马克思把杜能运用的具体方法归结为“借助观察、微分学、实用会计学等等”。（《马 F 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第 525 页）。杜能在自己的著作中试图把实验科学的观察方法、经营农业的会计核算和高等数学结合起来。在这里，我们着重说一下杜能的数学方法，特别是他的增量分析法。

杜能重视在经济研究中应用数学方法，并在著作中广泛借助代数学和微分学来分析经济问题。他认为，数学方法有助于准确地认识规律性的东西， 要是反对在经济学中应用数学，那就很难改变这门科学的落后状态。他说： “在非用数学不能求得真理的地方，使用数学是允许的。如果人们在其他知识门类象农业和国民经济学一样有厌恶数学的倾向，那末我们现在仍处于对天文规律完全无知的境地。”（第 459 页）。

杜能是第一个把微分学应用于经济研究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在不少场合，特别是在考察生产费用和运输费用的变化同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时， 比较多地运用了微分学。借助微分学对经济变量的增量进行分析，这种方法可以叫作增量分析法。在西方经济论著中，这种方法经常被叫作“边际分析法”。

对于杜能的数学方法，国外学者存在着意见分歧。德国学者海因里希·文蒂希在为《孤立国》1910 年新版本写的序言中批评说：“杜能好用代数式表达，又迷信数学在经济学中应用的功能。英国学者埃里克·罗尔在《经济思想史》（1973 年版）中则赞扬说：由于杜能运用边际分析，并且肯定资本具有生产性，因此，他的著作在形成现代经济学上成为重要的有贡献的成分。苏联学者阿尼基在《科学的青春》（1979 年版）一书中从另一个角度对杜能的方法表示欣赏，他说：杜能更加广泛而彻底地把边际方法用来研究经济 F 现象，他经常用这种方法来说明某种均衡状态或最佳状态的逐渐接近，这是一种富有成效的方法，联邦德国学者列曼在《李嘉图和杜能在古典劳动价值

理论上的边际分析法》（《经济学杂志》1976 年第 1 期）一丈中则认为，应当区分古典边际分析法和庸俗边际分析法，他说：在庸俗经济学边际分析法同古典劳动价值论有关的类似分析方法之间的差别，当时还没引起多大注意，现在，当经济现象的最佳化与马克恩主义价值理论之间的联系在社会主义经济学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的情况下，这种差别就特别重要了。列曼认为杜能的方法属于古典边际分析法。

批评杜能迷信数学在经济学中应用的功能，这未必中肯。杜能尽管在著作中广泛运用了数学方法，甚至有时在用文字叙述时实际上还是用的数学语言，然而他恰当估计了数学方法在经济研究中的作用，正确地指出这一方法只“为我们提供了辅助手段”（第 48 页）。杜能没有把数学方法看作经济研究的主要方法，更没有看作唯一方法。

赞扬杜能的边际分析法，可能出自不同目的。杜能把微分学首次引进经济学，并且借助微分学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对以后的经济学家提供了一种新的有益的启示。从这一方面说，杜能确实有值得赞扬之处。但是，西方经济学家赞扬杜能，往往是出于另一目的。他们认为，杜能的“贡献”主要在于提出了边际要素生产力论，特别是边际资本生产力论。

应当指出，增量分析只是一种方法，它本身并不是一种经济理论。这种方往既可以为科学的经济理论服务，也可以为庸俗的经济理论服务。作为方法，不存在古典增量分析法和庸俗增量分析法之分。增量分析法可以用来说明古典的级差地租理论，也可以用来说明庸俗的边际效用价值理论。增量分析法和所有其他的数学方法一样，所推导出的结论是否正确取决于赖以出发的前提条件。从正确的前提出发，可以推导出正确的结论。反之，从错误的前提出发，必然得出错误的结论。事实上，在杜能那里，这两种情况都可以见到。一方面，杜能借助增量分析法建立了有独到见解的生产布局理论和地租理论；另一方面，他又企图用增量分析法“论证”他的庸俗的最后生产力分配理论，包括劳动最后生产力工资理论和资本最后生产力利息理论。

（三）

杜能是现代西方工业布局理论的先驱者。他认真地研究了孤立国的生产布局：不仅充分讨论了农业、林业、牧业的布局，而且也考虑了工业的布局。

成本和价格是孤立国确定生产布局的决定因素。在成本项目中，运输成本是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杜能常常把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并列，以强调运输成本的重要性。因此，产品的生产地和消费他的距离问题便成了孤立国生产布局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研究生产布局时，杜能提出了一些假设条件。他假定，有一个与世隔绝的孤立国，全境的土地全是沃野平原，土壤肥力完全相等，都适宜于耕种。全国只有一个城市，位于乎原中央，没有可通航的河道。矿山和盐场都位于城市附近。除了这个城市之外，其他地方都是农村。离城市最远的地方是尚未开垦的荒野。城市所需的食物由农村供给，全国所需的人工产品则由城市供给。杜能的这些有趣的假设，是他长期经营庄园的经济环境在理论上的表现。正象马克思说的那样，“杜能是有一些动人的东西的。梅克伦堡的这个容克⋯⋯，把他的特洛庄园看作农村，把梅克伦堡的施韦林看作城市”。（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第 525 页）

从上述假设出发，杜能得出了生产布局的原则和措施。他主张，孤立国全境的生产布局以城市为中心。运往城市所需费用大的产品，安排在城市近郊生产。易于腐烂的鲜货也安排在近郊生产。离城市越远，产品的运输费用越大。因此，以城市为中心，在生产布局上形成许多有规则的、界限相当明显的同心圈境。每个圈境都有自己的主要产品。相应地，每个圈境也有自己的耕作制度。

孤立国共有六个圈境，由内向外依序排列。

第一圈境主要生产蔬菜、水果、牛奶等鲜货，谷物生产处于次要地位。这个圈境离城市最近，产品全部为了向城市出售。圈境内寓城市愈近的地方有利条件愈多，从城市取得肥料和向城市运送产品的费用愈低。这个圈境的地租很高，不容许有休耕地，更不容许有荒地。在这个圈境要多投入劳力， 以最小的土地面积生产最大的产量。这里实行自由农作制，据杜能解释，“作物的种植将轮流交替进行，以术种植每种作物在土地上获利相等；⋯⋯这种情况也就是所谓自由农作，自由农作就是作物的更换种植不按预定的计划进行。”（第 22 页）圈境内离城市愈远的地方运输肥料和产品的费用愈高，在自己生产肥料比从城市购买肥料便宜的地方，就是第一圈境的尽头和第二圈境的起点。

第二圈境主要发展林业生产，向城市出售燃料和木材。在燃料和木材价格已定时，如果它们的产地离城市太远，以致运输费用超过价格，既使生产费用和地租为零，也不可能将这些燃料和木材运到城市出售，因此，林业应当配置在离城市不太远的第二圈境。杜能的这一主张，显然是以原始森林已经绝迹，一切林木都是人工产品为前提的。他认为，只有在燃料和木材的销售价格足够补偿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并支付地租时，这些产品才可能运往城市出售。

第三、四、五圈境主要生产谷物。这些圈境离城市越来越远，向城市运输谷物的费用越来越高，在谷物价格已定时，生产谷物的地方离城市越远， 收益越低。与此相联系，这三个圈境分别采取三种不同的耕作制：第三圈境采用轮栽作物制，第四圈境采用轮作休闲制，第五圈境采用三区轮作制。按照杜能的说法，由城市向外，当距离无止境地增加时，最终必定会到达这么一点，那里谷物的生产费用和运输费用之和同在城市的售价相等，这里的地租即行消失，以运往城市出售为目的的谷物的种植便告终止。这里也就是农业圈境的尽头和畜牧圈境的起点。

第六圈境主要经营畜牧业。在离城市远的地方从事畜产品生产，由于地祖和谷物价格低，生产费用就低。但是，由于离城市远，运输费用就高。当节省的生产费用能够补偿或超过所增加的运输费用时，生产就能进行。畜牧圈境的面积很大，人口稀少。

在畜牧圈境之外，便是荒无人烟的原野。只有一些猎人散居在树林之中， 靠狩猎生活。他们同城市的唯一交往，是用兽皮交换生活必需品。

关于工业布局，杜能提出，不要把所有的工厂和工场都集中在首都，大部分都应设在原料价格最低的地方。杜能先假设孤立国只有一个城市，后来他说，这种假设只是为了使复杂的情况简单化，实际上除了存在一个大城市， 还存在许多较小的城市。在孤立国，“城市的大小及相互间距必须最有利于国计民生”（第 345 页）。

杜能把必须最有利于国计民生看作是工业布局的“最高原则”，他说：

“如果工场和工厂在它们的所在地，能够以最低廉的费用进行生产，以最便宜的价格向消费者提供产品，这就算符合这一原则。”（第 345 页）

在杜能的生产布局理论中，有一些合理的因素。他把生产费用最小和销售价格最低看作是生产布局的最高原则。为此，工农业生产的布局都必须考虑接近消费地的原则，工业布局还必须考虑接近原料产地的原则，以便使运输费用最小。工业不应集中在首都，而应在大城市和较小的城市作合理的分布。城市是经济中心和工业集中的地区，每个城市都应有布局合理的蔬菜、水果、牛奶、燃料、粮食和畜产品等等供应基地，这些基地的分布应力求符合生产费用和运输费用最小、销售价格最低的原则。从现代生产布局的观点看，杜能在一个半世纪以前提出的这些思想因素仍然有积极意义。其实质是， 生产布局要尽可能节约社会劳动，以最少的耗费，生产最多的产品。

（四）

在地租理论方面，杜能是有所建树的。在《孤立国》第一卷中，杜能在尚未读到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情况下，独自构想出一套和李嘉图的颇为近似的地租理论。

关于地租概念，杜能区分了“田庄的收入”和“土地的收益”，或“田庄租金”和地租，也就是区分了土地的租金和纯地租。在这个问题上，杜能先批判斯密，然后提出自己的见解。他指出，斯密由于把土地上投资的利息包括在地租之内，因而使地租这一概念失去了明彻性和规定性。社能正确地认为，只有从田庄收入或田庄租金中扣除投在土地上的资本的利息，才能得到真正的地租。他说：“田庄的收入与土地的收益不同，我们必须仔细加以区别。田庄上总有房屋建筑、垣篱、树木等等有价值的东西，这些东西可与土地分开对待。这就是说，田庄提供的收入并不完全来自土地，部分是投资于上述有价值的东西所生的利息。在田庄收入项下，扣除房屋、树木、垣篱等一切可与土地分开的东西的价值所生的利息，剩余之数属于土地本身，我称它为地租。”（第 28—29 页）

杜能研究的地租是级差地租，更准确他说，是级差地租的第一形式。他说：“一个田庄的地租是由于它的位置和土地比最劣的、但为了满足城市需要又不得不从事生产的日庄优越而产生的。”（第 191 页）杜能的意思是说， 只要一个农庄比最劣的农庄优越，就会产生地租。他所说的优劣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田庄位置的优劣，一是田庄土地的优劣。由此可见，杜能在这里说的地租，就是同土地位置好坏的差别和上质好坏的差别相联系的级差地租。但是，在进一步研究级差地租时，他抽象掉了孤立国全境的土地肥沃程度的差别，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到土地位置即离城市的远近这一因素上，而没有研究土地肥沃程度不同所造成的地租量的差别。因此，他对级差地租第一形式的说明是片面的。

杜能正确地把生产谷物的土地的地租看作是第一性地租，把生产其他作物的地租看作派生性地租。他说：“地租量是由种植谷物决定的，因此现在种植亚麻的土地，地租也不能高于种植谷物的地租。”（第 261 页）这样， 杜能就把对地租的研究归结为对种植谷物的土地的地租的研究。

杜能从经验中懂得，地租是农产品价格超过生产价格的余额。他说：“城市只有支付这样的价格，即至少足以补偿最远地点生产的为城市所需的谷物

的费用和运输的费用，才能得到谷物的供应。”（第 189 页）而他所说的费用，通常都包括普通利润。杜能认为，各圈境的谷物在城市都按统一价格出售，而每个圈境的谷物的生产和运输费用是不等的，离城市越远，费用越高， 离城市越近，费用越低。如果谷物价格大大超过费用，就支付高地租；如果谷物价格只稍微超过费用，就支付低地租；如果谷物价格只够补偿费用，地租就等于零。城市谷物价格是由离城市最远的第五圈境生产和运输谷物的费用决定的。位置最差的第五圈境的谷物价格等于费用，没有地租。第一、二、三、四圈境的位置都比第五圈境优越，因而都存在地租。离城市越近，谷物价格超过费用以上的余额越大，地租就越高。

在论证级差地租理论时，杜能是以先近后远的耕作序列为前提的。在他看来，人们总是先耕种离城市近的土地，随着城市对农产品需求量的不断增长，才耕种离城市越来越远的土地，这样，先耕种的土地就产生地租。杜能说：“如果谷物的消费增长，则现有的耕地不再能满足城市的需求，而市场供应不足将会引起价格上涨。价格的上涨使最远的、历来没有地租的田庄获得盈余，产生地租。”（第 189—19 页）

在一般场合，杜能在理论上否定绝对地租的存在。他总是强调，当农产品价格等于生产和运输费用之和时地租为零。不过，杜能仅凭自己长期经营农业的实践经验也知道，绝对地租的存在是一个事实。因此，他又说，《孤立国》第一卷“对地租起源的解释，并不尽善尽美，因为本书第二卷研究的结论是，如果各个田庄的地力、距离销售市场的远近、以及一切与田庄价值有关的因素完全相等，然而只有在荒地不出代价得不到的情况下，土地才能产生地租。”（第 192 页）因此，杜能提出：“地租的产生除了上述一个田

庄比另一个田庄优越以外，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第 192 页）在这里， 杜能实际上接触到了土地所有权问题，接触到了土地所有者凭借土地私有权垄断取得地租的问题，因为他现在说的地租，不是同“田庄的地力”、“距离销售市场的远近”相联系的地租，而是由于“荒地不出代价得不到”才不得不支付的地租，也就是绝对地租。

杜能提出了剥夺地租的进步主张。他说：“地租不是劳动和投资的产物， 而是田庄所处的位置和土地性质的偶然优势带来的，因此也可予以剥夺，这么做并不会妨碍或减少投资和劳动。”（第 280—281 页）杜能颇有理由地反问：“土地所有者为什么能不劳而得地租？工资为什么不能提高到使历来的地租全部分配给看来要求是很合理的工人呢？”（第 374 页）这些活是当时还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性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敢说的话。

马克思重视仕能的地租理论，指出，杜能“独自构想出李嘉图的地租论。这是可敬的，同时也是可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第 525 页）李嘉图根猾劳动价值理论说明级差地租，论证地租是价值规律作用的结果，使地祖理论带有较强的逻辑性；杜能则根据实践中获得的大量数据，惜助观察法、微分法和会计核算法说明级差地租，使地租理论带有经验的和实验的性质。李嘉图主要考察了在土地肥沃程度不同的条件下由于劣等地的耕种而在优等地和中等地产生的级差地租，杜能则主要考察了在土地离城市远近不等的条件下由于最远的土地的耕种而在最近的和较近的土地上产生的级差地租。他们各自强调一面，而在说明级差地租第一形式时二者应是互相补充的。李嘉图把从优等地到劣等地的耕作序列当作是产生级差地租的必要前提，杜能则把离城市先近后远的耕作序列当作是产生级差地祖的必要前提。

二者形式互异，但错误性质相同，都把级差地租形成的条件当作是形成的原因，都不知道他们认定的耕作序列并不符合历史，也不是级差地租理论所要求的。李嘉图为了逻辑，完全否认绝对地租；杜能由于经验，在否认绝对地租之后，又以另一种方式承认它的存在。这是杜能超过李嘉图的所在。李嘉图认为最坏的土地的地租等于零，杜能不仅认为地租可能等于零，而且认为在特殊情况下还存在负地租，他说：“由于畜牧圈境中最僻远的田庄的地租等于零，因此⋯⋯可推得一个重要的规律，即在近郊（自由农作圈境除外） 从事畜牧，地租必定为负数。”（第 329 页）这是杜能比李嘉图更为可笑的地方。

如上所说，杜能的级差地租理论是在没有读到李嘉图著作的情况下独自构恩出来的。后来杜能看了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反赋税原理》，又看了萨伊的书，他在地租理论上坚决反对萨伊而拥护李嘉图。

（五）

杜能最重视自己的工资理论，生前就请人在他的墓碑上刻上他建立的自然工资的公式。

在工资性质问题上，杜能和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也从资本主义经济的表面现象出发，把工资说成是“劳动的价值”。他也不懂得劳动和劳动力的区别，错误地以为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是劳动，而不是劳动力，因此， 在他看来，只要工资等于“劳动的价值”，就不存在剥削。杜能声称：“如果工人在他的工资中得到的是他的劳动价值，那末，工人的困境就不是地主和工厂主唯利是图造成的，因为地主和工厂主⋯⋯不可能对劳动支付超过劳动价值的报酬”。（第 465—466 页）其实，劳动本身没有价值。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工资征表面上呈现为劳动的价值或价格， 实质上它只是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的价值或价格的掩蔽形式。马克思在致杜能传记作者海尔曼·舒马赫的信中明确指出在工资理论上同杜能、舒马赫的“重大分歧”，他说：“杜能和您本人把工资看作是实际经济关系的直接表现，我则把工资看作是外表形式，它掩盖着同自身表现有本质区别的内容。”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 338 页）

就象在说明地租概念时区分了田庄的收入和地租一样，杜能在说明工资概念时区分了劳动者的收入和工资。他把工人自己的家禽、家畜、家具和小工具看作是工人的“资本”，使用这些“资本”也要付“利息”。杜能认为， 从劳动者的收入中减去这种“资本”的“利息”的余额，才是工资。杜能批判了工资等于最低生活资料的观点，他认为，工资不应只等于必要生活资料， 而应在购买必要生活资料之后还有剩余。他把这种剩余叫作“工人所得的剩余”。杜能用“A”表示工资额，用“a”表示必要生活资料，用 A—C 表示工人收入的剩余。杜能认为，工资的量不仅取决于必要生活资料的量，而且取决于劳动产品（用“P”表示）的数量。也就是说，A 不仅是 a 的函数，而且是 p 的函数。

杜能的工资理论的主要部分就是研究工资的量（A）同必要生活资料的量

（a）和“劳动产品”的量（P）之间的精确的数量关系。他不是从资本主义这种特定的生产关系出发，而是从一个不存在资本和资本家的社会出发来研究工资的决定。他认为，人类的发祥地在热带国家。那里的芭蕉、椰子等可

供人们充饥，芭蕉叶和树干可供人们搭小屋住，芭蕉叶可供人们遮体，树枝可用来制造弓背，芭蕉干和椰子壳纤维可用来制作弓弦和编织鱼网。大自然的馈赠不仅供给人们的必要生活资料，而且还有剩余。杜能从热带国家跳到他的孤立国，他说：“在孤立国可耕平原的边境，无主的土地取之不尽，那里的工资量不是由资本所有者的意志、工人的竞争和必要生活资料决定的， 而是劳动产品本身就是劳动工资的尺度。亦即是说，这里就是自然工资形成之地，这一工资成了孤立国全境的标准。”（第 430 页）按照杜能的看法， 当无主土地不再存在，即当全部土地都被占领并成为个人财产的时候，当劳动生产的资本大量增加的时候，社会上就分为两种人，一种人是资本所有者， 另一种人是受资本雇用的劳动者。杜能提出一个庸俗的论点：这时，劳动产品是劳动和资本的共同产物，所以应在资本所有者和工人之间进行分配。劳动产品扣除归资本的利润（利息）之后的余额为工资。下面的例解有助于了解杜能的自然工资学说。

设总劳动产品为 P，总工资为 A，总利润（利息）为 P—A，利润（利息）

p − A

率为 A 。又设总工资中用于必要车活资料的部分为 a，工人所得的剩余总

p − A

额为 A—a。这个剩余总额 A—a 按利润（利息）率 A 投资，可以获得的收

p − A

入为 A

• (A − a) = p − A − ap + a 。为了求出工资的最大值，必须使

A

 ap 

d

p − A − ap + a 的一阶导数为零，即：

A

 p − A − A + a

dA

= 1 + ap

A 2

= 0 .由此得

到 A2＝ap 即：A= .

杜能说：“这项不是由烘求关系形成的、不是由工人的需要计算出来的、

而是工人自己自由决定的工资 ，我称之为合乎自然的工资或自然工资。”

（第 442 页）按照杜能的说法，自然工资取决于工人必要生活资料量和劳动产品量二者的中间比例数，把用谷物或货币表示的工人必要生活资料量乘以用同一尺度表示的工人劳动产品量，然后将二者的乘积开方，便求出自然工资。

杜能在提出上述自然工资理论的同时，又提出劳动最后生产力工资理论。他说：“工资等于在大规模经营中最后雇用的工人所增加的产品。”（第459 页）杜能认为，“最后雇用的这名工人所得的工资，必然是同等技术和

同等能力的全体工人的标准，因为同等工效不能付以不等的报酬。”（第 465 页）如果工资提高，最后雇用的工人的收入就会超过他的“劳动的价值”。这时，雇主就会解雇工人，直到最后留用的工人的产品价值等于提高了的工资。反之亦然。杜能用下列数字例子说明最后单位劳动的生产力。

从表中的数字可以看出，随着雇用工人数的增加，最后雇用的工人增加的产量是递减的。例如，当雇用工人数从 4 人增加到 5 人时，总产量从 80

个单位增加到 86 石个单位，最后雇用的工人即第 5 个工人增加的产量是 6.6

个单位。当雇用工人数增加到 6 人时，最后雇用的工人即第 6 个工人增加的

产量只有 4.4 个单位。余此类推。杜能认为，工资就是由最后雇用的工人所增加的产量决定的。他说：“企业主，不论是田庄主还是工厂主，他们雇用

工人的数量只能增长到这样的限度，即增雇的工人还能对他们有利，这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因此，增雇工人的界限就在于，最后一名雇佣工人的增产量能够弥补他所得的工资；反过来说，工资等于最后一名雇佣工人的增产量。”（第 461 页）

接着，杜能从他醉心的理想世界转向现实的欧洲，他承认，欧洲的现实情况和他的孤立国完全不同，杜能不否认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立，他说： “这里资本家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不仅是分离的，而且是背道而驰的。”（第483 页）又说：“只要无产者和有产者利益的冲突不曾消除，那未这一对抗

的利益就是双方故意对立和始终不妥协的原因。”（第 483 页）杜能发现， 随着工厂制度的普遍建立，国民收入在不断增长，可是工人阶级井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他甚至承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生产得越多，所受的压迫就越重。杜能简直是在用愤慨的语言揭露这一无可否认的事实，他说： “社会上人数最多的阶级，他们的劳动效率越来越高，创造越来越多，然而却越受压迫，这是反自然的矛盾现象。”（第 401 页）

共产主义学说广泛传播和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使政治神经紧张的杜能感到恐惧。他说：“共产主义者的观点的流传和深入民心，⋯⋯这是颇为令人担忧的事。”（第 355 页）又说：“当前，工人对于自己的地位和权利日益觉悟，未来他们将以不可抗拒之势参与国家和社会的组织。现在提出国民收入的分配如何合乎自然，这个问题成了国家和社会兴亡的问题。”（第 372 页）

至此完全明白，杜能决不是一个只过乡村生活的隐居者，他不是在学究式地探讨什么纯粹的和抽象的工资理论，而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为资产阶级制造工资理论并提出实际建议。他觉得，如果资产阶级没有一种足以蒙骗和麻痹工人群众的理论，阶级战争就将是不可避免的。杜能忧心忡忡地预言： “一旦民众觉悟，提出并试图实际解答这一问题：‘工人在自己的产品中占有合乎自然的份额应该是多少？’那么就可能发生野蛮蹂躏整个欧洲的战争。”（第 353 页）

杜能幻想寻找缓和和消除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途径。他时而认为，无产阶级的贫困的根源在于现行工资低于自然工资。因此，消除贫困的办法在于把现行工资提高到自然工资的水平。杜能说：“只要工资始终＝ ap （这个公式极端重要），那末工人始终不会遭受贫困和饥馑。”（第

482 页）杜能时而认为，无产阶级的贫困的根源在于无产者的人口增长过快。他燥着马尔萨斯的语言，说：“因为这个阶级早婚，繁育很快，以致工人几乎总是供过于求，因此工资降到很低，仅仅够满足最必需的生活品的需要。⋯⋯由此可见，工人劳动所得如此微薄，是自己的过错。”（第 356—

357 页）因此，消除贫困的办法在于限制工人家庭人口的增长。杜能时而认为，无产阶级的贫困的根源在于工人所受的教育太少。由于企业家和工人所受教育的差异十分悬殊，所以企业家收入和工人收入的差距也大。因此，消除贫困的办法在于改进对工人群众及其子女的教育。

杜能提出的缓和阶级矛盾的工资政策建议，主要是适当提高工资。他说， 现在欧洲各国“即使不可能恢复合乎自然的工资，但是，如果工人工资中包含其劳动产品的一部分，那未困境也可经和得多。”（第 485 页）关于不断增长的国民收入的分配，杜能认为，“社会组织只须让工人获得其中五分之一的利益，千家万户就会感到欢欣和满意，如果这样，那末 1848 年春工人要求提高工资而举行的暴动就会中止，从前存在于主仆之间的宗法纽带也就不会撕裂了。”（第 484 页）

杜能并不想掩盖资本主义的弊病，这一点使他同那些用玫瑰色笔调把雇佣劳动制度描绘成美妙的和谐制度的庸俗经济学家有了区别。但是，杜能企图把资本主义的一切弊病归结为分配问题，这一点又使他同那些在资本主义范围内通过改变分配比例以消除一切弊病的庸俗幻想有了共同之点。杜能的典型说法是：“工人与产品相分离是弊病的根源。”（第 484 页）这句话暴露出杜能根本不了解资本主义一切弊病的真正根源。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分离，这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因此，杜能对弊病的揭露，充其量也只是反对结果，而不是反对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分配是由生产决定的。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分离，是工人同生产资料相分离的结果。不消灭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就不可能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杜能研究工资理论所用的抽象法是十分荒唐的。他抽象掉了资本和资本家，抽象掉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抽象掉了资本主义工资产生的一切前提和条件，然后讨论什么是自然工资。这样的所谓自然工资， 既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资，也不是资本主义以前的商品生产者的收入。在前一场合，工资同工人的劳动产品的量没有内在联系，而是取决于由纯生理的要素和历史或社会的要紊构成的劳动力价值；在后一场合，商品生产者的收入就是他的劳动产品，而不是象杜能说的那样是必要生活资料和劳动产品二者的中间比例数。

劳动最后生产力工资论，同下面就要说到的资本最后生产力利息论一起，构成了要素最后生产力论。这种理论是十九世纪末出现的“边际生产力论”的最初形式。它的提出，表明杜能已经陷进了为资本剥削劳动辩护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这一新的庸俗理论泥潭。以后的历史表明，资产阶级十分欣赏这种否认剥削的理论。

尽管如此，对资产阶级来说，杜能的工资理论毕竟包含有不祥之兆。他说自然工资是必要生活资料量和劳动产品量二者的中间比例数，这就无意中承认工人在工资形式上所得到的小于他们在生产中所创造的。也就是说，他无意中承认，工人即使获得自然工资，他们的一部分劳动产品仍然被别人无偿占有。更何况欧洲各国的工资又都远低于自然工资。政治嗅觉敏锐的克拉克赞赏杜能的劳动最后生产力工资论而反对杜能的自然工资论。他从杜能的

自然工资论中嗅出了一种不大对头的味道，说：“杜能对他所提出的最后生产力的公式，远不及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公式那样重视，这个公式他看作是表示正确的、有利于社会的工资标准的公式。⋯⋯杜能的工资理论，显然是剥削劳动的理论。”（《财富的分配》，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第 243 页） 同样，马歇尔也只是欣赏杜能的劳动最后生产力工资论，而把自然工资论看作是从《空想而不现实的假设”中得到的“一个奇怪的结果”加以摈弃。（《经济学原理》下卷，商务印书馆 1965 年版，第 196 页）

（六）

杜能把资本看作是物，看作是牲畜、粮食、机械，而不是看作经济关系。他承认，“资本是劳动的产物”，“资本只能是劳动者所生产的多于他们所消耗的那部分东西构成的”（第 403 页），但是他没有能力说明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产品是怎样和为什么会转化为资本的。他觉察到，作为劳动产物的资本反过来成了统治劳动的力量，而创造资本的工人却从资本的主人变成了资本的奴隶，但是他没有能力揭示其中的奥秘。杜能大惑不解地提问：“如果回头来看看我们在最初研究时曾经指出的⋯⋯资本本身不过是人的劳动的产物⋯⋯那末似乎完全不能理解的是，人怎么会落入他自己的产物——资本—

—的统治下，并且从属于这个产物；然而，因为实际上情况确实如此，所以不禁要问：工人作为资本的创造者，怎么会由资本的主人变为资本的奴隶呢？”（《孤立国》第 2 卷第 2 编，罗斯托克 1863 年版，第 5—6 页。引自：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681 页）马克思对杜能在这一方面的论述的评价是：“杜能的功绩在于提出了问题。他的回答却十分幼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681 页）

杜能没有沿着自己比较正确的说法前进。他的资本最后生产力的错误说法往往使他忘记比较正确的观点。杜能的资本最后生产力论是十九世纪末出现的资本边际生产力论的最初形式。

杜能断言，劳动和资本的关系是“合作”关系，“劳动产品系劳动和资本的共同产物，⋯⋯所以应在资本所有者和工人之间进行分配。”（第 417 页）他声称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存在“共同利益”，这个“共同利益在于提高生产。如果生产下降，双方都蒙受损失；如果生产增长，双方都受益。”（第482 页）

杜能断言资本无异于工人，也有生产力，能作出劳动，并能带来效益。他认为，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资本的生产力从而资本带来的效益是递减的。杜能写道：“在扩充资本时，凡是后投入的资本带来的效益比前投入的要小些。”（第 449 页）他认为，利润（利息）决定于最后投入的资本的生产力。杜能说：“最后形成的或最后投入的一小部分资本——其利率应当由其效益决定——是很小的，确切地说是无限小的。”（第 449 页）又说：“资本的价格，即出借资本所得的租金，并不根据全部资本对借方提供的效益而定。⋯⋯全部资本在出借时提供的租金是由最后投入的那部分资本的效益决定的。这是利息学说的要义之一。”（第 400 页）杜能用下列数字说明资本最后的生产力。

从表中的数字可以看出，随着使用资本量的增加，最后使用的资本增加的产量是递减的。例如，当使用资本量从 5 个单位增加到 6 个单位时，总产

量从 205.4 个单位增加到 223.2 个单位，最后使用的一个单位资本即第 6 个单位资本增加的产量是 17.8。当使用资本量增加到 7 个单位时，最后使用的一个单位资本即第 7 个单位资本增加的产量是 16。余此类推。杜能认为，资本的报酬或租金就是由最后使用的单位资本所增加的产量决定的。由于资本最后生产力递减，所以资本的报酬或租金也递减。杜能由此得出结论说：“由此可见，资本增加则祖金降低，这对工人有好处：提高了劳动的报酬。”（第401 页）

以上就是杜能的资本最后生产力论的基本内容。资本最后生产力论是杜能经济理论中最庸俗的部分，它是为了否认资本剥削劳动而制造出来的。这种理论把资本剥削劳动的关系描绘成资本和劳动平等合作的关系，二者共同参加生产，各自都作出贡献，并按照各自的贡献获得应有份额。杜能的这一理论，实际上是旧的庸俗的“生产要素论”、“资本生产力论”、“生产率递减规律”等等的混合物。按照杜能的这一理论，劳动不仅没有受到资本的剥削，相反，资本的收益有一部分似乎还被工人所无偿占有。克拉克对此是心须神会的，他说：杜能的“资本最后生产力的理论似乎也包含了以前各个单位的资本受到同样的剥削的意思。”（《财富的分配》，第 243 页）

（七）

关于杜能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问题，国外学者的意见极为分歧。他们对待杜能有两种极端的态度，一种是贬低杜能，无视杜能及其著作的历史存在，在经济思想史中不给他以任何地位；另一种是过份地抬高杜能，甚至宣称在经济理论上杜能超越了李嘉图。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多数采取前一态度， 少数采取后一态度。但是在这些少数人当中有马歇尔、熊彼特这样一些很有影响的人物。例如，自称为斯密、李嘉图的后继者的马歇尔说，他“爱戴” 杜能“超过自己所有其他大师”（《马歇尔回忆录》，剑桥 1925 年版，第

360 页）。熊彼特认为，只是由于政策主张的关系，李嘉图的影响才超过杜能。“如果我们完全按照纯粹理论能力的总和来评价他们，那未，我认为， 杜能应置子李嘉图之上，或者说，应置子这个时期的任何经济学家之上”。

（《经济分析史》，牛津 1954 年版，第 465 页）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这些偏颇的观点，决不可能对杜能作出正确的评价。

马克思研究了杜能的《孤立国》，对杜能作出了公正的评论。一方面， 马克思把杜能同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区分开来，指出：“我向来认为杜能在德国经济学家当中几乎是一个例外，因为独立的、客观的研究者在他们中间十分少见。”（《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 338 页）另一方面， 马克思又明确表示自己和杜能之间“存在重大分歧”（《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 338 页）。

杜能是德国早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重要人物，在经济思想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他的经济思想比较复杂，既有某些比较科学的因素，又有大量的庸俗的东西。在他关于研究方法、生产布局、地租等问题的论述中，有一些内容确实丰富了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然而，他的最后生产力分配论却为庸俗的“边际生产力论”开了先河。可以说，杜能的左脚还停留在古典理论的世界里，而他的右脚却已经迈人了新的庸俗理论的世界之中。

本书第一卷、第二卷导言、第一至十五节系吴衡康所译，谢钟准校；第二卷第十六节至二十三节及附录一、二系谢钟准译，吴衡康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