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节 地租税

如果田庄主必须将田庄带给他的地租的一部分交给国家，那末这一点绝不会改变农业经济的形式和范围。地租几乎等于零的那些田庄，交纳地租税很有限，离城市最遥远的田庄或田地最劣的田庄完全可以免税。所以这项税收很少会对农作范围、人口的数量、投资以及产品的数量发生不利的影响。即使是全部地租都被地租税征尽，但是土地的耕作则一如既往，不会变化。从另一方面看，不论地租归于君主，或是地主和资本家，对于民族的幸

福都无关紧要，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地租通常是不用于生产的。

地租落入资本家之手往往比落入地主之手多许多，地主徒有虚名，当地主负一定的债时，地租的较大部分便作为利息转入资本家之手。

不论是资本家和富有地主，穷奢极欲地消费地租，用以盛养大群家仆和马匹，享用奢侈品，还是国家占有地租，用以维持军队，对国民财富都没有实质性的影响。

地租不是劳动和投资的产物，而是田庄所处的位置和土地性质的偶然优势带来的，因此也可予以剥夺，这么做并不会妨碍或减少投资和劳动。

在孤立国中，我们是把农业看作稳定和均衡状态的，并假定一切田庄的经营者知识相等，经营的合理性相同，以此作为先决条件。

这两种情况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于是不禁要问，这里所谈的地租是指什么而说的，地租量如何计算的。

现在经营农业的活动和知识并不相同，那末位置相同和土地相同的田庄可以有根不相同的纯收益。然而我们不能评定说，经营不良的田庄的价值和地租比其他田庄低。造成区别的原因仅仅在于经营者的个性，一旦更换了经营者，田庄的区别就消失了。规定田庄价值和地租的是田庄永久性的东西， 即位置和土地的性质，而不是偶然的和暂时的东西，如经营者的个性。

所以，各个田庄的地租不是该田庄的纯收益决定的；但是地租只能出自纯收益，因为地租无非是扣除投入营造房舍和购置田庄其他有价物品的资本的利息以后的纯收益。

今有一个田庄，实行当地普通的农作，既不过细，也不特别粗放，田庄主的知识才具中等，我们可以把这个田庄所得的或者说能够获得的纯收益定为地租的标准。

然而，一般的农作劳动和知识才具的水平，则只能由全国或全省农民的劳动的产品量来决定。

全国一切田庄的纯收益总额，扣除房舍等价值的利息以后，即得地租的总额，地租总额根据各田庄土地的性质和位置的情况进行分配，可以求得各田庄的地租量。

由此可见，要算出一个田庄的实际地租量，必定是多么困难，所以，如果我们发现，在实践中几乎所有这类试验都没有取得成功，这也并不奇怪。但是，人们在作评议地租时往往从错误的原则出发，因此事情就更糟了。人们不相信，实际上存在着不付地租的耕地；却认为，4 平方丈或 6 平方丈最劣的农田，其价值等于 1 平方丈最优农田；6×0 不会等于 1，因此 6 乎方丈最劣土地的价值不可能等于 1 平方丈最优土地。此外，人们往往混淆地租和农业投资的利息的差别。一个田庄，如果它提供的剩余没有超过房舍、农具器材价值和经营资本等的利息，那末即使田庄主有收入，田庄也完全没有地

租。如果误以为这种田庄有地租，而向它征税，那末对土地耕作的危害，不亚于征收人头税和牲畜税。

由于征税，如果须要详细和正确地规定地租量，那末就应当聘请对这一门科学颇有研究的专家从事工作，然后他们毕生不再献身于别的工作。因此要确定地租量是颇耗费用的，地租税的征收费用本来低于极大多数其他税收的征收费用，但由于计算地租量的困难，这种优越性部分被抵消了。

实际上地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经常变化的量，因为当地农作制、产品的价格和利息等等的任何变化，都能深深地影响地租。如果地租税一经规定永远不变，如果地租上升而征说不变，那末一百年后征收税额与实际地租和国库需要不成比例。如果税收和地租同时上升，那末这就要求经常对各田庄重新作出评议，这是颇耗费用的；而最糟的是，农民由于害怕征税的提高，不敢进行革新，这就阻碍了农作的进步。

在孤立国中我们假定土地的产量是一成不变的，全部地租归于国家，这对土地的耕作不会起不良的作用。然而，实际上为增产而作的努力或多或少总是存在的，达到增产的可能性几乎到处可以得到证明。改良土壤以提高产量，几乎总是颇耗费用的，在不少场合，改良土壤投资的利息几乎等于田庄所提高的那部分纯收益。

如果土壤经过改良，效用经久不衰，而不是短暂的，那末田庄的地租必将增长，永远保持不变。然而，这一增长的来源与原有的地租很不相同，原有的地租是由于土性的优越和田庄的位置产生的（为地主不劳而获），而改良土壤所增长的地租肯定是投资的结果。

有许多改进办法，一旦实现便不能再取消，因此不能免税（就如原来的地租），例如，掺以粘土以改良土壤的物理性能，或者如开沟排除沼泽的积水等等。如果征税不再破坏这些工程，那末征税便是无害的。然而，如果征税使人们不敢继续革新，那末征税的危害作用是极大的。

投资改良土壤改进农作为整个国家造福极大，因为上文讲过，在孤立国中土地的产量由 8 斗增至 10 斗，那末城市中人口大约能增长 50％，而谷物的价格并不需要上涨。

由此可见，一国福利的增长，实力和人口的增长与土地的精耕细作程度的增长有直接关系，所以土地税如不能长期——至少一百年——不变，而是随着土地提供的租金增长和下降，那末改良土壤也须纳税，这会阻碍改良。在一切税收中，也许土地税是最阻碍国家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