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俄国的资产阶级改革

农奴制度的危机 十八世纪末年，俄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十九世纪上半期，资本主义因素继续发展。1804 年，全国共有手工工场二千四百多个， 工人二十二万五千人；到 1825 年，手工工场增至五千二百多个，工人三十四万。工场中的雇佣工人也不断增加，例如在加工制造工业中，1804 年雇佣工人占工人总数的 48％，1825 年提高到 54％。在棉纺织工业中，1825 年雇佣工人已达工人总数的 94％以上。从三十年代起，俄国开始了工业革命。手工生产逐渐为机器生产所代替，手工工场逐渐转变为工厂。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也比较迅速。运河的开凿，把内河与波罗的海、黑海连接了起来，轮船取代了帆船。1851 年，莫斯科和彼得堡之间的铁路开始通车。工业和交通的发展促进了国内外贸易的发展。

新的生产力与封建农奴制的生产关系发生了冲突。发展工业需要更多的自由劳动力，可是大部分农民仍然被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已经在工业生产中劳动的雇佣工人，大多数是向地主缴纳代役租的农民。地主有权随时召回他们。所以，他们只是在对企业主的关系上是自由劳动力的出卖者，还不是真正的近代资本主义雇佣工人。因此，他们的劳动积极性不高。由于他们随时可能被地主召回，使得工业生产很不稳定。发展工业还需要更为广阔的国内市场和原料来源，可是农奴制度下的自然经济和农民低微的购买能力很难提供这些条件。很明显，从十九世纪初期开始，封建农奴制度已经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在农业生产中，封建农奴制关系也已开始瓦解。在俄罗斯中部黑土地带和其他土壤肥沃的省份，地主为了获得更多的收成，不断缩减，甚至全部收回农民的份地，把农奴变成家奴，每月发给他们口粮。在北部非黑土地带，那里土质比较贫瘠，地主主要通过提高代役租来增加收入。这就促使农民进城做工或经商。有的地主还允许农民以重金赎取自由。

经济领域中资本主义因素的出现和农奴制度的危机，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得到了反映。早在十八世纪末年，著名作家拉吉舍夫（1749—1802 年）就写了《从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记》一书，号召人民起来推翻农奴制度。从十九世纪起，俄国的先进人士进一步看到了农奴制度的腐朽，要求进行变革。最早起来斗争的是一批受过教育的贵族青年军官。他们由于出国作战和通过阅读外国书刊，受到西欧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1821 年，一些军官在乌克兰建立了“南方协会”，领导人是佩斯捷尔（1793—1826 年），提出了推翻专制，建立共和，解放农民并无偿地给予他们土地等要求。1822 年，在彼得堡成立了“北方协会”，领导人是军官穆拉维约夫和诗人雷律耶夫（1795

—1826 年），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废除农奴制度，但土地仍归地主所有。1825

年 12 月，十二月党人在首都举行的武装起义，由于全国的客观革命条件还未成熟和贵族革命家的脱离群众，没有成功。但是它唤起了更多的人来进行反对农奴制度和沙皇统治的斗争。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于 1825 年 12 月死去，继位的尼古拉一世（1825—1855 年）以维护摇摇欲坠的农奴制度为己任。为了防止革命运动的再起，他在思想文化方面实行严密控制。他把神学列入大、中学校的必修课程，还建立了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他指使教育大臣提出了一种所谓“正统国民精神”的理论来麻痹人民。这种理论认为，“东正教、专制制度和国民精神”三者是紧密不可分的，俄国人民从来就是拥护教会和服从沙皇的，这就是俄国的国

民精神。

尽管尼古拉一世加强了反动统治，要求废除农奴制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尼古拉一世在位三十年间，全国共发生了六百多次农民起义。1830—1831 年波兰人民反对沙皇统治的起义，蔓延到了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革命思想在全国更为广泛地传播。十九世纪上半期反对农奴制度的杰出的革命思想家是赫尔岑和别林斯基。赫尔岑（1812—1870 年）出身于贵族地主家庭， 青年时代就深受十二月党人的影响，立志要废除农奴制度。在莫斯科大学学习期间，积极参加革命学生运动。1847 年亡命西欧。1857 年在伦敦创办《钟声》杂志，大力宣传反对农奴制度。他曾经认为可以通过改良的道路来解放农民，但是在现实生活的教育下他终于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1811—1848 年）出身于平民知识分子家庭，是新的一代革命思想家的先驱。他早年受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提倡知识救国，后来转向唯物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他通过撰写文艺批评文章宣传革命思想。他在 1847 年写的《致果戈理的一封信》，不仅是对果戈理本人的批评，而且有力地揭露和鞭笞了农奴制俄国的黑暗和腐朽，号召人民推翻沙皇专制统治。这封信成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俄国革命派的战斗宣言。它的秘密传播有力地推动了反对农奴制度的斗争。

1861 年的资产阶级改革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新的生产力和封建农奴制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阶级斗争空前加剧。在农奴制度的束缚下，资本主义工商业难以继续发展，农业生产也面临巨大的危机。沙俄在 1853—1855 年克里木战争中失败，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同时全面暴露了农奴制度的腐败和落后，使得全国民怨沸腾。广大农民不堪忍受日益增长的剥削，纷纷揭竿而起。1858 年全国共发生农民暴动八十六次，1859 年增加到九十次，1860 年达到了一百零八次。农民不仅拒绝给地主服劳役和缴纳代役租，而且提出了废除农奴制度的要求。他们的斗争，有力地威胁着沙皇和贵族地主的统治。地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特别是北方非黑土地带的一些地主（他们因经营土地收入不多而兼营工商业），也感到需要进行适当的改革，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和统治。1855 年，尼古拉一世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猝然死去，其子亚历山大二世（1855—1881 年）继位。1856 年 3 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对莫斯科贵族的一次讲话中公开声称：与其等待农民自下而上地起来解放自己，不如自上而下地解放他们为好。从此就开始了农奴制改革的准备工作。

在贵族地主阶级内部，对如何进行改革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大部分地主力图把土地保留在自己手里，因此主张在解放农民时不给土地，或只给一小块园地，以迫使他们在改革以后租佃地主的土地，继续处于对地主的经济依附地位。也有一部分地主主张对农民作较多的让步，甚至主张连同土地解放农民，但农民必须为此而缴付巨额赎金。这后一部分地主就是所谓的自由派。自由派主要反映了北方工业较发达省份地主的利益。尽管有这种分歧，地主阶级各个不同集团的基本利益是一致的，这就是通过改革来防止农民革命， 维护整个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

广大农民要求彻底废除农奴制度，无条件地获得地主的全部土地。活跃在当时政治舞台上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就是农民利益的代表。他们主张通过农民革命，推翻沙皇专制统治，实现农民的要求。十九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革命民主派的领袖是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 年）。他出生在一个牧师的

家庭，毕业于彼得堡大学，是一位唯物主义的思想家和知识渊博的学者，又是一位不屈不挠的革命家。1853 年，他参加了革命杂志《同时代人》的编辑工作，不久就成了它的实际领导人。他在该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文章，揭露沙皇政府进行改革的虚伪和不彻底性，宣传革命民主派的改革纲领。他还写了

《领地农民同情者致领地农民书》等一系列秘密传单，号召农民举行武装起义，推翻沙皇政权。

1861 年 3 月 3 日（俄历 2 月 19 日），亚历山大二世签署了关于废除农奴制度的《宣言》和《关于脱离农奴依附关系的农民的法令》。法令宣布农民有人身自由，包括有权离开土地，有权拥有财产和有权以自己的名字进行诉讼、立约等活动。法令规定，全国土地仍归地主所有，农民在得到自由时可以获得一块份地的使用权（份地的数额由各地的法令规定）。为了获得人身自由和份地，农民必须和地主订立契约，并缴付巨额赎金。在订立赎身契约前，农民如需使用原来使用的份地，必须和原来一样服劳役或缴代役租。在赎买份地以前，农民即使已经取得了人身自由，仍要为地主承担各种“临时义务”。农民在改革中获得的份地数额很小。他们原来使用的大量好地被地主夺去，这部分土地称为“割地”。在全国，一。在黑土地带，割地的情况更为严重。此外，地主还霸占了以前与农民共用的水塘、牧场和森林等。上述法令实施以后，沙皇政府在上层建筑领域也进行了一系列资产阶级

性质的改革，其中主要的有以下几项：

一、1864 年成立县、省两级自治机构，包括自治会议和它的执行机构自治局。1870 年，城市也建立了类似的自治机构——城市杜马和自治局。这些机构在名义上都由选举产生，实际上则分别由贵族地主和富裕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包办，绝大多数农民和城市居民根本无从表达自己的意志。自治机构的权力很有限。它们只是地方政府的辅助机关，主要是管理地方经济、卫生保健和一部分国民教育方面的事务。

二、1864 年进行了司法改革，建立了统一的各级法院。全国所有的人都在统一的法院内按照同一法律和同一审判程序受审。审判公开进行，有陪审员参加，允许律师辩护。

三、1874 年进行了军事改革，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年满二十的青年不分等级，都要应征入伍，一部分人服现役，一部分人服预备役。服役期由二十五年缩短至六、七年。革新部队装备，提高军官的训练水平。

1861 年的农奴制改革和随后的一系列改革是沙皇和贵族地主阶级的政府进行的，但就性质来说则是资产阶级的。它们是在封建农奴制社会内部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在西欧一些先进国家，这种改革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而且还伴随着革命。在俄国，由于经济发展落后和资产阶级软弱，就由农奴主阶级自己来进行。因此，改革极不彻底，保留了大量封建农奴制残余。土地仍然掌握在地主阶级手中，国家政权仍然是专制的沙皇统治。这种情况，对于以后俄国历史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1861 年的改革，是俄国历史上一个重大转折点。改革以后，虽然保留了不少封建农奴制度的残余，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开始占据统治地位，俄国由一个封建社会逐步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资本主义工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大工业生产急剧增长。从 1860—1890 年，生铁产量增加了两倍，钢铁产量和棉纺织品产量各增加了三倍，顿涅茨矿区的形成使煤的开采量猛增了十九倍。出现了一

些新的工业部门，如机器制造工业和石油工业。欧俄地区机器制造工厂总数从 1860—1890 年增加了两倍半。在改革以前，全国石油年产量不足一万六千四百吨，1890 年增加至将近四百万吨。巴库是新兴的石油工业中心。八十年代初，工业革命基本完成，主要的工业部门已普遍使用机器生产。铁路线在1861 年仅有一千六百公里，改革后的二十年间增长了大约十四倍。产业工人队伍不断扩大。1890 年，在采矿、铁路部门和其他大工业中劳动的工人达一百四十三万余人。

在农村，由于阶级分化，大批贫苦农民沦为农业无产阶级，而一些富裕农民则不断增加自己的财富。富裕农民不仅购买贫苦农民的土地，而且购买和租佃一部分地主的土地。到了八十年代末，占农村人口 20％的富裕农民占有了全部耕地的将近一半。他们按照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组织形式，办起了不少大农场。与此同时，有一部分贵族地主，为了取得更多的收入，在自己的领地里开始使用雇佣劳动，同时引进新式农具和农业技术，使地主经济逐渐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化。不过，这种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是比较缓慢的。到八十年代末，在欧俄四十三个农业省份中，地主经济的资本主义经营占优势的只有十九个省份。由于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雇佣农业工人总数在九十年代初达到了三百五十万。农业生产的商品化程度也显著提高。从 1876—

1891 年，国内贸易中六种主要谷物的数量增长了一倍多。

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较晚，而且是在大量农奴制残余的条件下发展的。因此，在改革后的三十年间，尽管速度较快，但在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等方面还远远落后于欧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农劳动群众的状况更为恶化。受苦最深的是贫苦农民。农奴制改革带给他们的不是他们世世代代所盼望的土地和自由，而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剥削和压迫。于是，他们便起来反抗。七十年代初期，俄国革命运动经过一段短期的沉寂以后又开始活跃。七十年代革命斗争中的主要领导力量是民粹派。他们要求推翻沙皇专制统治，彻底消灭农奴制残余。他们同时又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是一种偶然现象，也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因而也必须加以阻止和反对。他们否认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认为俄国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直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七十年代初，在彼得堡、莫斯科和基辅等地建立了第一批民粹派革命组织。在民粹派看来，农民有一种本能的社会主义要求，只要知识分子去加以领导就会爆发革命。因此，他们于 1873—1874 年发动了“到民间去”的运动。大批知识分子换上了农民的服装，深入各地农村，向农民宣传民粹主义理论，号召他们进行革命斗争。但是，他们的活动并没有得到广大农民的理解和支持，而是遭到了沙皇政府的镇压。1876 年，民粹派建立了一个秘密组织——“土地与自由社”， 要求把全部土地分给农民。它的创始人是亚历山大·米哈依洛夫。普列汉诺夫是其主要成员之一。这个组织在农村开展了宣传活动。1879 年，“土地与自由社”分裂为“黑土重分社”和“民意党”。前者基本上坚持原来的路线； 后者主张采取个人恐怖手段，完全脱离了群众。革命民粹派运动的失败，是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和缺乏正确的斗争方式。他们的失败表明，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俄国农民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

十九世纪沙俄对外侵略扩张 从十九世纪初期开始，由于农奴制度危机日深，沙俄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愈益增强，它渴望掠夺更多的土地，开拓更大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以便满足贵族地主的贪欲和资本主义发展的需

要，从而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

首先是对高加索的兼并。高加索位于黑海与里海之间，不仅战略地位重要，而且资源丰富。这里原是许多大小不一的部落和封建汗国，其中有些汗国分别处在伊朗和土耳其的统治之下。1801 年，沙俄经过多年的军事入侵和政治渗透以后，终于宣布兼并东格鲁吉亚。1810 年，西格鲁吉亚也遭沙俄吞并。在这以后的二十年里，沙俄多次进行对伊朗和对土耳其的战争，结果夺得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地区，从而掌握了整个南高加索。对北高加索山民的征服，由于土耳其和英国的阻挠，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

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开始，沙俄政府在哈萨克草原上修建堡垒，加紧镇压哈萨克人。从三十年代起，沙皇政府进一步向中亚细亚扩张。它主要采取蚕食手段，或通过军事入侵，或以“自愿归顺”为名，逐步占领了中亚北部的草原地区。六十年代初，美国爆发南北战争，向俄国输出的棉花骤减。这就刺激了沙俄急速占领盛产棉花的中亚南部地区。十八世纪以来，那里有三个大的封建王国，即浩罕汗国、布哈拉汗国和希瓦汗国。它们经常彼此打仗， 而国内人民又苦于剥削，穷困不堪。1865 年，沙俄派兵进入中亚中南部的浩罕汗国，占领了首府塔什干。1876 年，沙皇政府宣布把浩罕汗国并入帝国版图，称为费尔干纳省。1868 年和 1873 年，又先后进攻中亚南部的另外两个汗国——布哈拉汗国和希瓦汗国，迫使它们臣服俄国，并且割地赔款。1887 年和 1899 年，沙皇政府分别将这两个汗国割让的地区命名为撒马尔罕省和外里海省，使两汗国名存实亡。1877—1885 年，沙俄征服了中亚最后一个地区土库曼。

欧洲仍然是沙俄侵略扩张的重点。十九世纪初期，在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中，沙俄遇到的劲敌是法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5 年）于 1805

年和 1806—1807 年连续组织了两次反法联盟与法国作战，均遭失败。据 1807 年俄法签订的提尔西特和约，俄国同意退出反法联盟并参加对英国的“大陆封锁”，同时承认法国对战争中取得的领土的占有；法国则允许俄国在瑞典和土耳其有“行动自由”。这就是沙皇“同拿破仑结成了同盟来瓜分世界： 西方归拿破仑，东方归亚历山大！”①根据与法国达成的这一谅解，沙俄于1808—1809 年发动了对瑞典的战争，结果夺得了原属瑞典的芬兰，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在波罗的海的地位。“芬兰大公国”成了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大公”由沙皇兼任。它在名义上是一个“自治国家”，但实际上和被沙俄吞并的其他地区毫无差别。沙俄还通过 1812 年和 1828—1829 年两次对土耳其的战争，强占了普鲁特河与德涅斯特河之间的罗马尼亚领土——比萨拉比亚； 同时取得了对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两公国的“保护权”。

1812 年，拿破仑发动了对俄战争，并占领了莫斯科。俄国人民奋起抵抗， 把法军赶出了国境。沙俄利用这一时机，又一次与英、普、奥等国组成反法联盟。1814 年，联军进入巴黎，拿破仑被迫退位，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拿破仑帝国覆灭以后，沙俄终于取得了欧洲霸主的地位。在此后的将近四十年内， 沙俄一面镇压欧洲各国的革命运动，充当“欧洲的宪兵”；一面采取各种方式在巴尔干地区大肆扩张，主要目标是夺取黑海海峡，以进一步巩固在黑海的地位。沙俄的这种扩张活动，加剧了它与英、法的矛盾。于是在 1853—1856 年发生了克里木战争。战争一开始是在俄土之间进行，土耳其海军在黑海被俄国击败。1854 年，英、法向俄国宣战。在克里木半岛上的塞瓦斯托波尔一战，俄国被英、法打败，就此决定了整个战局。根据 1856 年签订的巴黎和约，

俄国被剥夺了在黑海拥有军舰的权利，并把比萨拉比亚的部分土地归还给土耳其和摩尔多瓦。克里木战争是沙俄对外扩张道路上遇到的一个重大挫折， 动摇了它在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

但是，沙俄的对外扩张并未停止。正是在克里木战争前后，它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1850 年，沙俄以武力强占了我国黑龙江口的庙街。①随后又占领了我国库页岛的部分地区和黑龙江北岸的大片领土。1854—1857 年，沙皇政府派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率兵四次闯入我国黑龙江，擅自建立哨 所，设置村屯，并强占了包括海兰泡在内的一部分中国领土。1857 年，沙皇派普提雅廷出使中国，提出要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为两国界线，遭到清政府的拒绝。1858 年，沙俄乘英法联军侵华之机，又一次派穆拉维约夫率兵抵达爱珲，强迫中国签订了不平等的《爱珲条约》。根据这一条约，沙俄从中国夺走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六十余万平方公里土地，并把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划归两国共管。接着，沙俄又以“调解”中英、中法关系为名，先后与清政府签订《中俄天津条约》（1858 年）和《中俄北京条约》（1860 年），“均沾”列强在华利益，并把《爱珲条约》中规定两国共管的中国领土（约四十万平方公里）攫为己有，而且强行规定中俄西段边界的走向。1864 年，沙俄又迫使清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吞并了巴尔喀什湖以东和以南约四十四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1871 年，沙俄强占中国新疆的伊犁。根据 1881 年中俄《伊犁条约》，中国虽然收回了伊犁，但是霍尔果斯河

以西的地区却被沙俄强行割去。条约还申明中俄西北边界如发现“不妥之处” 可以随时“勘改”。以此为名，从 1882—1884 年，沙俄又抢走了七万余平方公里中国领土。沙俄是侵占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它在克里木战后大约三十年内，共夺取了一百五十余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三个法国或十二个捷克斯洛伐克的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