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第一国际

1848 年革命失败后的马克思和恩格斯 1848 年欧洲革命失败了，反革命势力在整个欧洲取得了明显的胜利。这一胜利以巴黎无产阶级 1848 年“六月起义”的失败开始，以德国革命失败和匈牙利起义被镇压而登峰造极，由路易·波拿巴的政变而固定下来。欧洲工人运动受到残酷镇压，被迫转入低潮。

1849 年 8 月和 11 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流亡到英国。他们在伦敦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其他领导成员亨利希·鲍威尔、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等一起，恢复了同盟的活动。①他们通过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和新成立的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加强对伦敦的德国工人进行工作。他们同法国的布朗基主义者、英国的宪章派和匈牙利的流亡者联系和合作。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工人政党决定政治路线时，一定不能凭主观愿望， 而只能依据革命条件；要把现实关系而不是意志看做革命的动力。他们根据当时的客观的政治经济形势，认为共产主义者不应当准备立即进行一次革命，而应当不辞辛苦地为未来的革命积聚力量，首先是总结革命经验、发展和宣传科学共产主义、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干部。他们写了一系列著作，其中主要的有《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他们在这一系列经典著作中指出，无产阶级的利益和任务就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为止。马克思在总结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详细地考察了法国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产生、作用和变化，从中得出了结论，第一次表达这样的思想，即无产阶级在革命胜利以后，不应该接过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而是必须把它“打碎”。他还指出，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以后，无产阶级必须立即建立自己的国家机器，以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这个结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成为其中的基本内容。此外，他们指出，工人和农民必须在反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联合起来，论证了工农联盟的必要性。恩格斯还论述了武装起义是一种艺术，要起义取得胜利，就必须选择适当的时机采取攻势的战术，有斗争到底的决心，有革命组织的领导。

马克思和恩格斯刻苦钻研，为革命从事理论工作，对于在伦敦的其他一些积极的共产主义者是一种激励。威廉·李卜克内西、弗里德里希·列斯纳、埃卡留斯等都利用业余时间努力学习，汲取有用的知识，为革命作准备。他们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下迈出了成为无产阶级宣传家的一步，在以后几十年里为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作出了贡献。后来，李卜克内西回忆马克思督促他们苦学的时候说：“学习！学习！这就是他经常向我们大声疾呼的无上命令。这句话之所以成为无上命令，就在于他以身作则。这位不停的顽强工作的智者哪怕只是看你一眼，你都会觉得他在命令你学习。”

形势的转变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把经济情况和政治情况辩证地联系起来。1850 年夏，他们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作了清醒的分析，认为从 1848 年开始，资本主义世界就处于一次世界经济繁荣之中，革命运动暂时处于低潮， 这次繁荣则是重新抬头的欧洲反动势力的经济基础。他们据客观情况估计形势，既防止了“左”倾盲动，又对未来抱有信心。马克思明确指出：“新的

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象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①

那些年，确是资本主义经济蓬勃高涨的年代。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占有世界第一工业国的地位，成了“世界工厂”。在法国和德国，工业革命在加速进行。但是资本主义即使处在这样一个蓬勃高涨的时期，也摆脱不了它的根本矛盾，因此也不能摆脱周期性的经济危机。1857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长期以来预言过的而且期待已久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了。这是一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首先出现在美国，波及英国，然后蔓延到欧洲大陆。在美国， 1857 年就有四千家企业破产，工业生产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造船工业几乎下降了一半。在英国，冶铁和造船工业下降得最为显著。在欧洲大陆，生产同样萎缩，企业大批破产。这次危机造成了大批工人失业。在美国，仅纽约一地就有四万工人失业。危机又造成工人状况的急剧恶化，在德国一些地区，纺织工人的工作日竟长达十多小时。

这次经济危机促成了政治上的全面活跃，欧洲的反动时期已经接近尾声了。在欧洲许多国家，资产阶级革命过去没有完成的任务又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在德意志和意大利，按照资本主义在那里的发展进程，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越来越感到必要。在沙皇俄国，农民起义日益频繁，革命民主主义运动日益强大，农奴制到了非废除不可的时候了。在法国，人民群众对拿破仑三世的反动统治愈来愈不满，工人们又着手建立自己的组织。英国的工会联合会又开始争取普选权的运动。

工人运动冲破了 1848 年革命失败以后的反动政治局面，重新高涨起来。

1859 年 7 月，伦敦建筑工人为了要求缩短工作日举行罢工。企业主宣布停业， 解雇了二万八千多名工人。不同专业的建筑工人统一行动，其他行业的工人起来声援。英国各地工人和法国工人都募捐支援罢工工人。他们的支援使这次罢工几乎坚持了一年之久，建筑工人终于赢得了胜利，工作日从十小时减到九小时半。六十年代初，美国北部和南部各蓄奴州之间的内战开始了。为黑人的解放进行斗争是同工人阶级有切身利害关系的事。英国政府本来准备进行干涉，帮助南部种植园奴隶主。英国工人积极反对，阻止了这次干涉。在这同时无产阶级的国际联系加强了。1862 年，伦敦举行国际博览会，三百多名法国工人和二十多名德国工人前去参观。他们在那里会见英国工人，讨论了工人阶级状况，表达了国际工人阶级必须联合的思想。1863 年初，波兰人民奋起，举行了反对沙皇俄国统治的民族起义，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热烈支持。英国和法国的进步工人也热情声援波兰人民。欧洲掀起了工人阶级波澜壮阔的声援运动。一系列的事件表明，建立一个国际性的工人组织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 1863 年 11 月，英国工会联合会致书法国工人， 呼吁国际团结；邀请法国工人组织派代表到伦敦参加一次国际性的会议，声援波兰人民反对沙皇俄国压迫的斗争。呼吁书里沉痛指出，每当英国工人为改善自己的状况而罢工的时候，资本家总是从国外雇来工人，破坏了罢工。因此，“为了工人大众的事业，各国人民必须团结一致。”法国工人广泛地讨论了英国工人的呼吁书，派出代表前往伦敦。1864 年 9 月 28 日，在伦敦一所大厅圣马丁堂举行大会。法国的代表宣读他们的答复书，表达了国际工人应该团结一致的感情，并且呼吁：“全世界渴望自由的工人们！该轮到我们自己召开大会了。”出席圣马丁堂大会的不仅有英法的工人，还有德国、

意大利、波兰等国的工人。马克思以德国工人的代表应邀出席了大会。

那天晚上，圣马丁堂挤得满满的，将近两千人在这里集会。大会热烈赞同法国工人的“旨在促进工人的团结”的建议，决定成立国际工人组织；又选出一个临时委员会，负责制定这个组织的规章，并“享有为自己补充新委员的全权”。被选人临时委员会的有英、法、德、意等国的工人代表，马克思作为德国的工人代表当选。这个组织在 10 月间正式定名为“国际工人协会”（简称国际）。①由于圣马丁堂大会通过了建立国际工人组织的决议， 选出了领导机构，所以被公认为是第一国际的成立大会。

圣马丁堂选举出来的临时委员会，在 1864 年 10 月初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英国工会联合会的领导人、制鞋工人乔治·奥哲尔当选为委员会主席，英国木工和细本工联合协会的创建人之一的威廉·兰德尔·克里默尔当选为书记。马克思名义上只是委员会的委员、德国的通讯书记，实际上“一直被公认为该协会的领袖”，几乎国际所有的纲领性的文件和决议草案，都出自马克思的手笔或是体现了他的思想。但是马克思极其谦逊，从不显示自己在国际中的领导作用。恩格斯当时住在曼彻斯特，没有直接参加国际的工作。但是他同马克思保持密切的联系，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批评国际中的马克思主义的敌人。

马克思受文件起草委员会的委托，起草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

《国际工人协会临时章程》。11 月 1 日，已被确认为“国际”领导机关的临时委员会①批准了这两个文件。

在成立宣言里，马克思以大量确凿的事实，说明从 1848 年到 1864 年资产阶级的财富空前增长，工人阶级的贫困却丝毫没有减轻。他指出，英国资产阶级报刊在 1850 年曾经预言，只要英国的进出口贸易增加 50％，这个国家的贫苦现象就消除了。事实是从 1843 年到 1863 年，英国进出口总额增长了两倍，而那些处境贫困的人们依旧贫困。在欧洲大陆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各国，也象在英国一样，财富的增长完全局限于有产阶级。马克思令人信服地得出结论说：在现行制度下，“不论是机器的改进，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 交通工具的改良，或是新的殖民地的开辟，向外移民，扩大市场，自由贸易， 或者是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贫困。”宣言进一步指出，占有社会财富的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一定利用政治特权来维护他们的经济利益，至死不放，“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宣言又强调说，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必须组织起来，团结合作。这个宣言也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作为结束语。

在《国际工人协会临时章程》里，①一开头马克思就揭示了这些思想： “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章程阐述建立国际工人组织的目的时说：“本协会设立的目的，是要成为追求共同目标即追求工人阶级的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的各国工人团体进行联络和合作的中心”。章程规定了国际工人协会的组织机构，以代表大会为最高机构；大会闭会期间，职权集中于代表大会选出的总委员会；总委员会负责报导各国工人运动的状况，召开代表大会，向大会报告自己的工作，指导参加国际的各组织的活动。章程还强调了各国工人阶级建立自己政党的必要性和建党目的。它说： “工人阶级这样组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②

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要求建立一个国际联合组织，这个要求因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而实现了。国际不仅团结了不同国籍的工人，而且还团结了具有不同思想和政治观点的工人，如工联主义者、蒲鲁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拉萨尔派等等。马克思指出：“成立国际是为了用真正的工人阶级的战斗组织来代替那些社会主义的或半社会主义的宗派。”③因此，国际成立了，而把国际的活动纳于马克思主义的轨道，还须有一个斗争过程。

日内瓦大会 国际工人协会一成立，就积极在各国建立支部。

当时，英国工人具有实力强大的群众组织——英国工会联合会。在国际建立之初，英国工联是它的主要群众基础和支柱，英国人在总委员会中占有多数并不是偶然的。1865 年初，成立了巴黎支部，全部会员都是蒲鲁东主义者，包括昂利·路易·托伦和欧仁·瓦尔兰。由于普鲁士禁止本国人参加外国团体，德国支部在欧洲革命流亡者的中心瑞士建立起来。比利时、西班牙和美国支部也相继建立。1865—1866 年，在法国的里昂、卢昂、马赛、波尔多成立了国际的新支部。到国际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日内瓦大会召开时，已经建立了二十多个支部。

国际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于 1866 年 9 月在瑞士的日内瓦召开。总委员会和各支部的代表共六十人参加。马克思草拟了许多指示，交给总委员会的代表带往日内瓦，他自己忙于著作，没有参加大会。大会议程主要包括：有关劳资斗争的问题，工会问题，合作社问题，缩短工作日问题，女工和童工问题等。大会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都有激烈争论。争论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之间展开。

1865 年，蒲鲁东死去，但是在法国、比利时、瑞士、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小资产阶级比较多的国家里，蒲鲁东主义的信徒较多。当时法国的工人运动基本上被蒲鲁东主义者控制。他们是国际工人协会的发起人，巴黎支部操纵在他们手里。他们派出了以托伦为首的庞大的代表团，包括十七名代表出席大会。他们坚持蒲鲁东的观点，相信用建立合作社和互助会等办法就能解放劳动者。在大会的讨论中，他们处处同马克思主义者对立。大会讨论和批准国际章程的时候，他们反对马克思所提的组织国际的目的任务，妄图把国际降低为一个国际性的交换合作机构，为国际的会员在本国和欧洲各国寻找职业。大会驳斥了他们的主张，通过了马克思原来起草的章程。

日内瓦大会讨论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劳动反对资本斗争中的国际互助问题。马克思拟订的指示指出，反对资本家利用外国工人来破坏本国工人的罢工，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一项主要任务。蒲鲁东主义者却企图证明，在生产中，资本家和劳动者是同样必要的，不主张强调劳资矛盾。这种否定无产阶级斗争必要性的论点被大会否定了。大会的决议明确指出要“保障工人免受资本家在本国工人罢工时吸收外国工人做工、以阻止工人实现自己的要求的阴谋诡计的损害”。

关于工会的性质和作用问题，马克思草拟的指示指出，工会是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中产生的，并且成为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成为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斗争中的一支伟大力量。工会的主要任务是为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而斗争， 应当支持抱有上述目的的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不应当过分地把精力放在工人的日常生活问题上，因而置身于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之外。蒲鲁东主义者否认工会有存在的必要，更反对上述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大会的决议号召各国工人组织工会，肯定了马克思的指示。

在合作社问题的讨论上，蒲鲁东主义者硬把合作社看作改造社会的唯一途径。大会的决议采取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方面承认合作运动是改造社会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明确指出单凭合作社本身不能使工人阶级得到解放，只有国家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里以后，合作社才能起改造社会的作用。在女工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指出，妇女做工是近代大工业发展的结果，工人的任务不在反对妇女做工，而在争取男女同工同酬。蒲鲁东主义者反对妇女做工。在他们看来，妇女的职责应当是照料家庭，服侍丈夫和子女，应当回到厨房里去。在这些问题上，大会的决议同样采纳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蒲鲁东主义者在日内瓦大会上的失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人心。会

后不久，马克思在一封信里肯定日内瓦大会开得好。他说：“我曾经很为第一次日内瓦代表大会担心。可是从整个情况看，结果比我预期的来得好。在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影响是出乎意料的。”他还批评了蒲鲁东主义者，指出他们“满脑袋都是蒲鲁东的空洞词句”，“高谈科学，但什么也不懂”。①从日内瓦大会到巴塞尔大会 日内瓦大会以后，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

每年举行一次： 1867 年在瑞士洛桑， 1868 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1869 年在法国和瑞士交界的巴塞尔。

那时候，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又爆发了经济危机。1866—1867 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加上 1866 年的普奥战争，激起了美国、法国、瑞士、比利时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罢工浪潮。第一国际发动各国支部大力支援了各国工人的斗争。1867 年，伦敦成衣工人要求提高工资，举行罢工。总委员会劝告德国成衣工人不要进入英国，还发动欧美一些国家工人从物质上支援英国罢工工人。这些支援使这次罢工取得了胜利。同年，巴黎铜匠为组织工会遭到企业主解雇，请求总委员会支援。国际发动各支部声援巴黎铜匠的斗争。企业主慑于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声势，被迫让步。1868 年，日内瓦建筑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和缩短工时，遭到企业主的断然拒绝，因此罢工。国际日内瓦支部召开群众大会声援这次罢工，捐款从各地源源汇来。企业主终于不得不把工作日缩短一小时，把工资提高十分之一。国际的威望日益增长，并使许多国际的支部得到很大的发展。

1867 年和 1868 年是国际工人协会历史上划时代的两年，它“在平稳的发展时期之后，它的影响大大增强，以致引起了统治阶级的恶毒诽谤和各国政府的迫害。协会进入了斗争阶段”。②例如在法国，拿破仑三世的反动政府加紧镇压国际的拥护者，1867 年和 1868 年两次迫害国际的成员，对他们中的一些人进行审判，结果，国际的巴黎支部被查封，它的领导人被处罚金。但是，这种迫害并没有达到法国统治者所期望的结果。

从洛桑大会起，关于所有制问题引起了热烈的争论。蒲鲁东主义者主张土地应归个人所有。托伦说：“我的公式是，土地归农民，贷款给产业工人。”还有瑞士个别代表随声附和。托伦的公式概括了蒲鲁东的观点：保存小私有制，又搞信贷银行。洛桑大会重申了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并且决定每届大会都要重申这个主张。但是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代表们建议把它放到下次大会上讨论。1868 年的布鲁塞尔大会作出的决议指出，矿山、煤井、森林、铁路等应当属于全社会所有；土地也应当宣布为国家的财产，由国家分给农业协作社使用。由于蒲鲁东主义者不甘失败， 仍然对土地所有制问题纠缠不休，巴塞尔大会又作出了废除土地私有制的决议。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对蒲鲁东主义的最后胜利。

从布鲁塞尔大会到巴塞尔大会，国际工人协会处在全盛阶段，欧美的会员达到二百万人。在国际内部，蒲鲁东派发生了分化，蒲鲁东主义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日益缩小。以瓦尔兰为代表的蒲鲁东主义者，逐渐抛弃旧观点， 向马克思主义靠拢。他们赞成生产资料公有制，认为工人必须进行政治斗争， 形成了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左派，通称为左派蒲鲁东主义者。

1868 年 9 月，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第四次代表大会，标志着国际工人协会活动第二时期（1869—1872 年）的开始。如果说国际的第一时期（1864— 1868 年）国际内部的主要斗争是反对蒲鲁东主义，那么第二时期则主要是反巴枯宁主义。

米哈依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1814—1876 年），出生于俄国一个贵族家里。他当过沙皇军队的军官，因为反对沙皇被放逐国外。他参加过1848 年德国革命，被捕后押回俄国，遭到长期监禁。1861 年，他逃往西欧， 成了蒲鲁东的信徒。但是他放弃了蒲鲁东的通过合作道路消灭国家的观点， 主张以暴力摧毁国家机器。但是他同蒲鲁东一样，不仅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家， 而且反对建立无产阶级的国家，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巴枯宁口头上大谈人民，实际上完全不理解无产阶级在社会革命中的作用，反而把流氓无产者看作真正的革命力量。他反对在人民中间进行有组织的革命准备工作， 幻想在一夕之间暴动起来，实现他的梦想，即国家为“无政府状态”所代替。他在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南部和瑞士部分地区网罗了一批追随者，组织了宗派团体“社会主义民主同盟”。1868 年，他申请加入国际。国际要他解散他的宗派组织。他阳奉阴违，混进了国际。

在巴塞尔大会上，马克思主义者同巴枯宁主义者在继承权问题的讨论上展开了斗争的序幕。巴枯宁主义者硬说继承权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认为消灭继承权是社会革命的起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继承权是私有制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它的起因，消灭了私有制也就消灭了继承权。这次代表大会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决议，但是挫败了巴枯宁钻进总委员会以便篡权的活动。

到 1870 年，第一国际几乎在欧洲各国都建立了支部。它的影响已经遍及广大的工人群众。在国际内部，马克思主义已经战胜蒲鲁东主义，正在同巴枯宁主义斗争。它在斗争中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在群众中日益广泛地传播起来。

《资本论》第一卷出版 洛桑大会期间，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第一卷在德国汉堡出版。布鲁塞尔大会作出了专门决议，指出马克思在经济学家中第一个对资本进行科学的分析，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号召国际工人学习《资本论》。《资本论》的出版，是马克思二十多年辛勤劳动的结果。

早在编辑《莱茵报》的时候，马克思为反对普鲁士当局侵犯劳动人民的利益，第一次遇到要对有关问题发表意见的难事，促使他去研究经济问题。流亡巴黎期间，马克思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解剖资本主义社会，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1848—1849 年，他须全力以赴进行政治斗争，才中断了这项研究工作。五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在研究工作方面实行了某种分工。马克思专攻政治经济学、世界史和欧洲各国的对外政策。恩格斯在军事学、语言学方面，并且后来更加奋发地在自然科学方面进行系统的研究。当时，马克思生活困难，为挣钱维持生活，他得经常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稿，以致如他用于研究工作的时间非常有限。但是，任何困难都阻止不了

他的研究，他日以继夜地工作，在英国博物馆里，埋头钻研有关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那种精神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在科学的入口处，正象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①

1859 年，马克思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重要经济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发现了并且证实了凝聚在商品中的物化劳动的二重性。这二重性就是：商品一方面具有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具有价值—

—凝聚在商品中的商品生产者的物化劳动。这一发现，为解答政治经济学的一连串错综复杂的问题，提供了一把钥匙，并且为他后来在《资本论》中对经济学理论所作的内容广泛的经典论述做了准备。

从 1842 年到 1867 年，马克思的历时二十五年的经济学研究，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为了写这部《资本论》，马克思读了一千五百多本书，做了摘记， 充分利用了这些书。联系到那些年为创立国际工人协会和国际的领导工作， 他付出了多么巨大的劳动。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首先阐述资本与劳动之间，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并且根据经济规律，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斗争将不可避免地使工人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他说明资本是怎样在几百年的过程中增长起来的，它又怎样“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①来到世间的。

为什么资本会产生并且增多，而劳动群众仍然处于贫困地位？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不能解答的问题。马克思根据他揭示的剩余价值学说揭开了这个谜，在《资本论》中系统地阐明了这个问题。具体说，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价值的源泉。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以两个社会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一方面是资产阶级，他们占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他们没有这一切而仅有一种商品即劳动力可以出卖，而他们是不得不出卖劳动力以获取生活资料的。资本家雇用工人生产商品。商品的价值是由商品生产中物化的社会必要的劳动力的价值所决定的。一个人一天、一月或一年的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维持这一天、一月或一年的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数量里面物化的劳动量来决定的。问题在于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不是付给他劳动的全部价值，只是劳动的部分价值，而另一部分价值即剩余价值就落到资本家口袋里了。这就证明了，资本家也同奴隶主和封建主一样，是靠占有他人无偿劳动发财致富的。这就从根本上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使无产阶级认识到他们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给无产阶级的斗争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因此，恩格斯评价《资本论》时说：“自地球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象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