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成就

农业集体化的实现 联共（布）批判了布哈林之后，决心加快农业集体化的进程。1929 年 6 月—9 月，全国有九十多万农户加入集体农庄。这个数字等于革命后十二年中加入农庄的总户数。斯大林指出，这个新现象说明“中农加入集体农庄了”，它是农业发展中的“大转变”。

1930 年 1 月，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集体化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办法》的决议，规定了实行农业集体化的政策。决议根据各地区的不同情况把全国分为三类地区，分别要求在 1931 年春，1932 年春和 1933 年完成。决议指出，当时占多数的共耕社形式，只把土地使用权和少数农具、牲畜公有化，它已经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农业集体化的基本形式应当是， 实行土地使用权和主要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劳动组合，即集体农庄。决议还要求在集体化运动中坚持自愿参加的原则。

在全盘集体化的基础上，开始了消灭富农阶级的斗争。1928 年，全国有富农一百多万户，占农户总数的 4—5％，他们的粮食播种面积占全国的十分之一，提供了全国商品粮的五分之一。政府对富农采取非常措施后，他们就缩小耕地面积，变卖生产资料，隐藏资金。全盘集体化运动开展后，他们的反抗愈加激烈。为了保证集体化运动的顺利开展，苏联政府于 1930 年 2 月通过决议，废除以前颁布的关于土地租佃和雇佣劳动的法律，并决定没收富农的财产，把它转交给集体农庄。对富农本身分为三类处置：对进行反苏维埃活动的富农，采取逮捕镇压政策；对大富农，把他们迁徙到国家北部和东部地区，从事伐木、采矿、开荒等劳动；对其他富农则迁出农庄地界，安置在本区的边缘，专门拨给他们土地耕种。从 1930 年初到 1932 年秋，一共有二十四万户富农被迁徙到西伯利亚等边远地区。

在党的号召下，农业集体化运动迅速开展起来。1930 年 1 月 20 日，加入农庄的农户为全国农户总数的 21.6％，一个月后就达到 52.7％。运动无疑取得了成绩，但同时也出现了严重的错误。不少领导人为了追求集体化速度， 公然违背自愿原则，用“剥夺选举权”、“清算”等威胁手段，强迫农民加入农庄。有时被清算者竟达 15％，而被剥夺选举权者达 15—20％。有的地方越过劳动组合，直接组织公社，把住宅、小牲畜、家禽等都收为公有。这些过火行为违反了党的政策，侵犯了中农的利益，引起农民的极大不满。富农乘机破坏捣乱，唆使农民在加入农庄前杀掉牲畜，个别地方甚至煽起反苏维埃的叛乱。所有这些问题严重地影响了运动的正常开展。1930 年 3 月 2 日， 发表了斯大林写的《胜利冲昏头脑》一文，3 月 14 日公布了党中央《关于反对歪曲党在集体农庄运动中的路线》的决议。文章和决议再次阐明了党的政策，帮助党的干部纠正工作中的错误。

农民纷纷申请加入集体农庄随着党的路线的贯彻，集体化运动经过一段曲折之后，又出现了新的高潮。1932 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全国 60

％以上的农户走上了集体化道路，建立了二十多万个集体农庄。同时国家建立了二千五百零二个机器拖拉机站，提供近十五万台拖拉机来为农庄服务。这一年，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播种面积达到总播种面积的 80％。因此，联共中央在 1933 年 1 月宣布，“把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大农业的轨道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①。

集体化运动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它把亿万个体农民引上社会主义道路，

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但是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改造农业没有经验， 而且尊重农民利益不够，经常采用行政命令手段，因此，苏联集体化运动的进程曲折，农牧业的产量明显下降。1931 年和 1932 年，连续发生大饥荒， 有二千五百万人受灾。1932 年的粮食产量只有六千九百八十七万吨，比 1913 年的八千零十万吨减少很多。牲畜的头数更是大幅度地下降。羊、猪、马的头数只有战前的一半左右②。

五年计划的实施 为了尽快地把苏联建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早在 1927 年联共（布）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就发出关于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

的指示。从 1928 年 10 月起，苏联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到 1932 年底， 提前完成了这一计划。1933 年-1937 年又实行了第二个五年计划。从 1938 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由于德国法西斯的入侵被迫中断。

五年计划首先是一个向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展开全面进攻的计划。在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列宁曾指出，苏维埃国家有五种社会经济结构。第一种是宗法式经济，即差不多完全不从事贸易的自然经济。第二种是小商品经济， 这种经济结构当时包括了大多数居民。第三种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它在新经济政策实施的初期活跃起来，特别是在国内商品流通中占据了 40—50％。富农在农村中也有一定的力量。第四种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主要是租让企业，它没有获得重大发展。第五种是社会主义经济。经过两个五年计划，资本主义经济被排挤出工业和商业领域。小商品经济得到改造。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已有 93％的农户参加了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播种面积达到总播种面积的 99％。社会主义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一切经济部门都确立起来了。

五年计划规定，要高速度发展工业，要提高生产率，用新技术改造各经济部门。广大劳动人民积极响应这一号召，掀起轰轰烈烈的劳动热潮，到处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1935 年 8 月 31 日，顿巴斯矿区的汽钻掘煤手斯达汉诺夫在一班工作时间内采掘了一百零二吨煤，超过普通定额的十三倍多。此后，在全国兴起了学习斯达汉诺夫，掌握新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运动。在各个行业中都涌现出一批斯达汉诺夫式的先进工作者。斯达汉诺夫（右） 像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建成了八千九百个大企业，其中许多是过去从没有过的新型工厂。工业布局有了很大变化。在东部地区兴建了乌拉尔-库兹涅茨克钢铁煤炭基地，新库兹涅茨克钢铁基地，伏尔加-乌拉尔石油基地等。1940 年的工业总产值比 1913 年增加六倍多，超过德、英、法，跃居欧洲第一位，

世界第二位。到战争前夕的 1940 年，苏联年产一千八百万吨钢，一亿六千万吨煤，三千一百万吨石油，四百八十三亿度电。同时，苏联工业每年给农村提供了几万台拖拉机，使机耕地在全部耕地中的比例由 1932 年的 20％增加到 1940 年的 70％，初步实现了耕种的机械化。五年计划的实施使人民生活得到不断改善，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有很大提高。总之，十几年的经济建设使苏联成为一个现代化工业强国，为后来粉碎法西斯侵略奠定了物质基础。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十分巨大，但也有重大缺陷。首先是过分重视发展重工业，甚至不恰当地认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区别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标志。结果，农业和轻工业落后。1937—1940 年的粮食年平均产量只有七千七百九十万吨，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五年的年平均产量七千二百五十万吨增长不多。牲畜的存栏头数还不如大战以前的多。轻工业的产值虽然比 1913

年增加了四点六倍，但品种少，质量差。只有重工业增长最快，达到 1913

年的十三点四倍。这种增长比例既难以满足人民生活的需求，也影响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

其次，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个人的关系上处理欠妥善。斯大林想尽量积累资金发展工业，从农民身上取走的东西太多。1933 年初，苏联实行义务交售制。农民根据播种面积交一定谷物牲畜，但国家付的价格只相当于成本的十分之一左右。此外，国家还有意压低农产品价格，抬高工业品价格， 利用剪刀差又从农民身上取走一部分。结果，农民从集体劳动中收入很低，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损害，农业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经济管理中的另一问题是权力过份集中。苏联长期忽视，甚至排斥商品生产，否定价值规律和市场的调节作用。片面强调生产应按计划进行，而计划多由上面制定，往往不太符合实际情况。经济统得过死，妨碍地方和企业积极性的发挥。此外，还存在着经营管理不善，经济效益差的问题。

新宪法的制定和清洗运动的开展 苏联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为了把社会主义的胜利成果从法律上固定下来，1936 年 11 月召开了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讨论和制定了新宪法。①会上，斯大林作了报告， 宣布“苏联⋯⋯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他指出，在苏联“人剥削人的现象已被铲除和消灭”，“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②。国内只存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根据这些变化，新宪法规定，苏联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政治基础是各级劳动者代表苏维埃。在民族国家体制上也有变化。原来的哈萨克和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由于经济、政治的发展，改为加盟共和国。高加索联邦宣布解散，分别成立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加盟共和国。这样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便由七个增加为十一个。

根据新宪法的规定，1937 年全国举行了新的苏维埃代表选举。1938 年 1 月，召开了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选举加里宁（1875—1946 年）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任命莫洛托夫为人民委员会主席。

在新宪法通过的前后，苏联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清洗运动。

1934 年 12 月，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省委书记基洛夫被刺身亡。

政府毫无根据地指控前反对派领袖是暗杀事件的幕后策划人，并于 1936

—1938 年，对他们进行了三次公开审判，错误地说他们是间谍杀人犯，说他们企图依靠德、日法西斯颠覆苏维埃政权。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人被处死，托洛茨基这时已流亡国外，也被缺席宣判死刑。斯大林明确提出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论点。他说：“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采取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要抓紧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

①在这一错误的思想指导下，全国掀起了一场“揭发和铲除人民敌人”的运动。由于这时存在着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法制经常被个人指示所代替，公安机关也不受党和政府的监督。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等人乘机大搞刑讯逼供，制造假案，使肃反规模达到惊人地步。许多党和国家的著名领导人，党中央和政治局的成员，大多数的元帅、军区司令、军长师长以及难以数计的无辜群众遭到逮捕、流放、处死。大清洗的错误使民主和法制遭到严重破坏， 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不良后果。斯大林在 1939 年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公开承认：“在进行清洗时”“犯过严重的错误”，“所犯的错误竟比原来预料的还多”，②并宣布以后不再进行大规模的清洗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