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伊朗和土耳其的资产阶级革命

二十世纪初，亚洲各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新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进一步壮大，一些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形成，日益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强，民族危机的加深，改良主义运动失败的教训， 各国资产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只有走领导工农群众进行革命的道路。当时工农群众运动的高涨，1905 年俄国革命的爆发以及沙俄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更加鼓舞了他们夺取胜利的信心。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二十世纪初的亚洲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第三次高潮。伊朗、土耳其、中国等半殖民地国家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殖民地的印度、印度尼西亚出现了资产阶级领导的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在越南，潘佩珠领导的“国民革命党”进行反法的武装发动，在朝鲜形成了全民性的抗日起义——义兵运动。尤为可贵的是亚洲各国革命者在组织上进行了联合斗争的尝试，1907 年夏，中、印、缅、朝、越、菲等国革命者在日本成立了“亚洲和亲会”，宣布各国革命应竭尽全力，相互援助。

在这次革命高潮中，土、伊、印的革命运动，特别是中国的辛亥革命影响最大。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提出了“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等激进纲领，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制，在东方的一个大国宣判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死刑，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

1905—1911 年的伊朗资产阶级革命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伊朗因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丰富的石油资源愈来愈成为帝国主义各国，特别是英俄两国竞相争夺的对象。英国通过不平等条约取得架设电报线，修筑公路，开发森林，开办银行等特权，垄断了伊朗三分之二的石油。1889 年开设的波斯帝国银行控制了伊朗的财政。沙俄则在北部取得了各种同类的特权。由于沙俄毗邻伊朗，多次发动侵伊战争，割去了大片伊朗领土。沙俄还为伊朗国王建立了一支哥萨克式的近卫军，作为控制伊朗政府的工具。到二十世纪初，伊朗南部成了英国的势力范围，北部则受俄国的控制，甚至王位继承权也决定于彼得堡。腐朽反动的恺加王朝对内实行封建专制统治，对外屈辱投降，出卖主权，完全成了俄英帝国主义的走狗。

外国资本家与本国封建主占据了全国大部分土地。恺加王朝的一个王子占有二千个村庄，阿塞拜疆一个俄国地主占有一百九十二个村庄。苛捐杂税和封建地租夺去农民收成的九成，致使农业破产，成百万农民死于饥饿。沙俄大使也不得不承认，“外国人在波斯把一切都控制到手，而波斯本地人不得不求乞为生”。伊朗工人处境也十分恶劣，工作日长达十五一十六小时， 工资相当于欧洲工人平均工资的十分之一到十五分之一。二十世纪初，北部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离乡背井，到俄国巴库、梯比利斯等地做工，每年达十五万至二十万人之多。他们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参加当地俄国工人的斗争，回国后传播革命思想，参加革命斗争，成为革命的重要力量。

这一时期，伊朗资产阶级也产生了，但主要是商业资产阶级和自由派地主。外国商品的倾销和封建王朝的苛捐杂税迫使他们走上反帝反封建的道路。

伊斯兰教在伊朗影响很大，高级阿訇本身就是大封建主，是封建王朝的重要支柱。但是国王夺取寺田，取消阿訇审判职务以及西方基督教的传播都

威胁了他们的特权地位。因此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他们也可能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甚至有时被革命浪潮推到革命领导者的地位上。

二十世纪初，由于连续的农业歉收，全国群众性反抗浪潮愈来愈高涨。1903—1904 年在德黑兰、大不里士等全国主要城市都发生了“饥饿暴动”， 暴动的群众捣毁米店、肉铺和仓库，反对提高食品税和出卖民族利益的关税协定，要求罢免贪污卖国的首相阿扎姆。一位鼓动家赛义德·扎马尔说：“在波斯自古相传一条法律，就是犯了盗窃罪要砍掉他的手，但是这条法律只用在穷人身上。凭良心讲，如果公平合理地实施这条法律的话，难道不是上至国王、下至小吏的手都该砍掉吗？然而大家不这样作，这就是波斯所以不幸的缘故。法律对一切人都应该是平等的”。国王慑于群众运动的压力，撤销了阿扎姆的职务，但政策依然如故。革命形势还在继续发展。严重的民族危机和阶级矛盾终于导致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

1905 年 12 月克尔曼和德黑兰的官员和军队毒打僧侣和商人的事件成了革命的导火线。全国各城市群情激愤，罢工罢市，游行集会，抗议官员的暴行。12 月 14 日德黑兰的阿訇率领神学院的学生、市民五千多人去近郊的清真寺“藏难”，发表宣言，谴责国王政府是各族人民一切灾难和不幸的祸首， 要求召开议会，实行改革。军队也拒绝执行镇压群众的命令。一场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了。

面对群众运动的怒潮，国王被迫让步，1906 年 1 月宣布召开议会，进行改革，接着又任命自由主义者纳斯罗拉汗为首相。10 月召开了第一届议会， 二百名议员中多是阿訇、贵族、自由主义地主、商人、官吏，也有少数手工业者。议会相继通过《基本法》和《基本法补充条款》。这是伊朗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性的宪法。它规定伊朗为君主立宪国家，议会为最高权力机关， 有权批准法律和预算，不经议会批准，政府不得向外国借款和缔结条约，不得将专利租让给外国人。它还规定了公民的人身、住宅、财产不受侵犯，人民有受教育、集会、结社、出版、言论自由等权利。它规定伊斯兰教为国教， 设立由高级阿訇为主的常设委员会，根据伊斯兰教义审查和否决议会的一切议案，这实际上确立了阿訇的特权地位。颁布宪法是这次革命的重要成果， 但这部宪法有很大的妥协性。它虽然限制了王权，但未根本触动封建势力； 虽然规定了人民的民主权利，但广大工农仍然无权，农民的土地问题更未涉及。真正得利的是由高级阿訇、自由派地主和商业资产阶级等立宪派。

立宪派参加政权，取得有限权利之后，认为革命任务已经完成，不愿革命继续向前发展。他们由革命力量变成了保守力量。而广大的工人、农民、贫民和小资产阶级却带着自己的要求力图把革命推向前进。1906 年以后，从北部阿塞拜疆、吉兰到南部的克尔曼、俾路支等省农民运动方兴未艾，抗租抗税，拒服劳役，袭击庄园、开仓分粮，夺取土地。城市的群众运动更为猛烈。1906 年德黑兰工人举行总罢工，印刷、电报、渔业、搬运工人都进行了罢工，要求缩短工时，提高工资。德黑兰出现了伊朗第一个工会组织。北部各城市还相继成立了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革命组织“穆扎希德”（意为为正义而斗争的战士），提出更激进的纲领，要求实现民主的选举制度和言论、出版、集会、罢工自由，主张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累进税。另外还建立了群众性的革命武装“费达伊”（即敢死队），参加者多是工人、手工业者、农民和低级僧侣、商人。这个组织成了这一时期北部各省革命运动的主要领导者。

工农群众运动的高涨，使立宪派惊恐万状，他们竭力压制人民的革命积极性。为了镇压革命，英俄帝国主义也勾结起来，1907 年 8 月，签订了瓜分伊朗的协定，分别在伊朗南北部划分了势力范围。在俄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 新即位的穆罕默德·阿里国王以哥萨克人为核心，调集军队于 12 月发动政变。首都的群众性政治组织领导人民群众和各省费达伊进行了坚决反击，反革命政变遭到了失败。1908 年 6 月 23 日阿里发动第二次政变，是日晨沙俄军官利亚霍夫指挥哥萨克近卫军，炮轰议会大厦，逮捕议员和群众组织领导人，解散议会，屠杀革命群众。政权落入封建贵族之手。列宁痛斥哥萨克“在波斯建立镇压革命的功勋”，俄国又一次“充当国际刽子手的角色了”。①

在国内外反革命势力进攻的严重形势下，立宪派已不能领导革命，革命的领导权转移到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手中。革命中心转移到北部的大不里士和吉兰。那里的群众性政治组织号召保卫宪法，召开议会，驱逐外国干涉者。1909 年 7 月，吉兰的费达伊和南部部落反国王的部队共同向首都进军，推翻了穆罕默德·阿里的统治，国王逃往俄国。伊朗革命获得了第二个回合的胜利。

护宪运动胜利后，阿萨德汗为首的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 建立了临时政府，宣布恢复宪法，召开议会，废黜阿里，立十四岁的王子为国王。但是，新议会比前届议会更保守，它公然宣布取缔群众政治组织，解散费达伊，封闭进步报刊。尤其严重的是幻想依靠美国抵制英俄，聘请美国的摩根·舒斯特为财政总监。1910 年底，伊朗政府向美国聘请财政顾问，改组伊朗财政制度，美国于次年 1 月派出摩根·舒斯特等五人作为顾问到达伊朗。伊朗拱手奉送了财政大权。

新议会的反革命政策分裂了革命力量，给封建王朝以可乘之机。1911 年7 月废王阿里在沙皇支持下，率领三万反动武装在里海沿岸登陆向德黑兰进犯。1911 年 11 月，英俄军队也分别从南北两路进攻。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进攻又一次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潮，他们提出了“不是独立，就是死亡” 的口号，奋勇抵抗。当人民群众浴血奋战时，阿萨德汗叛变革命，在沙俄筹划下，于 12 月在德黑兰发动政变，包围国会大厦，解散议会，恺加封建王朝又一次复辟，延续六年之久的伊朗革命被帝国主义绞杀了。

1905—1911 年伊朗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英俄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其次是革命领导者阿訇、自由派地主、商业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他们依靠人民的力量进行斗争，稍获胜利就调转枪口镇压工农，给敌人以可乘之机。革命的失败还由于未能充分发动广大农民，而城市斗争又很分散，都被各个击破。但是，这次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政体，建立了君主立宪政体，打击了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群众政治组织和费达伊的出现显示了伊朗人民的革命创造性，为后来的革命斗争提供了经验。伊朗的革命斗争在中国引起了反响。1910 年 2 月 1 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高度赞扬伊朗人民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精神，驳斥康梁保皇派害怕革命、反对革命的谬论，还表示了要效法伊朗人民进行革命的决心。

1908-1909 年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 土耳其曾是一个地跨欧亚非的多民族的军事封建帝国——奥斯曼帝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十七、八世纪以来，帝国内部危机四伏，衰弱破败，它的广大领地早为西方国家所觊觎。十九世纪晚期，瓜分“奥斯曼的遗产”更成为帝国主义国家斗争的焦点。1878 年的俄土战争和柏林会议是第一次国际大分赃，英、法、俄、奥等瓜分了它

在地中海和巴尔干的大片属地。1881 和 1882 年，英法先后占领了突尼斯和埃及，帝国面临被彻底瓜分的厄运。帝国主义还通过各种不平等条约，在土耳其攫取了各种经济政治特权，控制了交通运输、贸易信贷和矿产资源。1881 年英、法、奥、意等国组成的“奥斯曼帝国债务管理局”掌握了全国的烟、酒、盐、印花税等重要税源和财政命脉，俨然成了国中之国。1903 年德国取得了从柏林经伊斯坦布尔到巴格达铁路（即所谓三 B 铁路）的建筑权。土耳其完全沦为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

土耳其各族人民不仅外受帝国主义宰割凌辱，而且还受国内“血腥素丹” 哈米德二世封建专制主义的残暴统治。1876 年，哈米德借“新奥斯曼党”立宪运动登上王位，但两年以后他就发动政变，解散议会，废除宪法，流放并杀害了首相——新奥斯曼党的领袖米德哈特，把立宪运动淹没在血泊之中。他为了维护反动统治，对外屈膝投降，对内残暴无比。“特种骑兵队”血腥镇压各族人民，特务网密布全国，人民稍有不满，就有杀身之祸，书报审查极苛，“自由”、“革命”、“弑逆”等词一概禁用。

哈米德还推行泛伊斯兰主义和泛土耳其主义，挑动基督教民族与伊斯兰教民族互相残杀，对属地各民族的反抗则实行民族大屠杀。1894 年亚美尼亚人起义时，竟被杀害六万余人，毁掉村庄三千余座。土耳其成了一座暗无天日的“民族牢狱”。“血腥素丹”统治下的土耳其，一片恐怖破败景象。民族危机深重，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激化。

在帝国主义加紧分割土耳其和哈米德二世进行血腥统治时期，在土耳其国内外积极进行革命活动的主要政党是“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又称青年土耳其党。这个党成立于 1894 年，它的主要领导人是新闻记者阿麦德·李萨。

它的纲领是保持奥斯曼帝国领土的完整，恢复 1876 年宪法，其主要成员是军事院校的学生、下级军官、新闻记者和流亡国外的新奥斯曼党人。1897 年该党在首都发动了第一次政治示威运动，遭到哈米德的血腥镇压之后，实际上陷于分裂瓦解状态。

1905 年俄国革命和伊朗革命鼓舞了土耳其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亚美尼亚、阿尔巴尼亚、阿拉伯地区的民族起义如燎原大火，马其顿、安那托利亚的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军队骚动也连连发生。波浪滚滚的革命高潮鼓舞了青年土耳其党人，为了领导革命，1906 年该党总部由巴黎迁到马其顿的重镇萨罗尼加，次年又召开了各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提出了比较激进的纲领：废黜哈米德二世，恢复 1876 年宪法，实行各民族的平等。大会之后，他们联合了塞尔维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的游击队，积极策动马其顿的驻军进行武装起义。

为了扑灭革命运动，哈米德加紧勾结外国势力，1908 年 6 月英俄协议共谋出兵马其顿，奥匈帝国也企图占领萨罗尼加。帝国主义的加紧干涉加速了革命的爆发。1908 年 3 月，马其顿驻军第三军团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尼雅吉中尉率部起义，二军团起而响应。各族游击队和农民也加入起义队伍，哈米德派去镇压的军队纷纷倒戈。7 月 23 日起义军在萨罗尼加发出最后通牒，要素丹在二十四小时内恢复宪法，并准备进军伊斯坦布尔。哈米德目睹众叛亲离， 被迫于次日宣布恢复宪法，召开国会，解散特务组织，承认各民族的平等权利，革命的初步胜利使青年土耳其党赢得了巨大的威望，同年底的国会选举中，他们获得了多数议席，李萨当选为国会议长。

青年土耳其党人刚刚取得初步成就就认为大功告成，不再前进了。但是

各族人民群众的要求犹未实现，因此革命积极性更加高涨。铁路、码头、煤炭工人进行罢工，要求实现工人立法；农民集会，要求分配土地，取消什一税；属地各族人民要求民族平权。青年土耳其党不加支持，反而是背弃诺言， 镇压工农运动。它迫令马其顿的游击队交出武器，声称土耳其只有一个民族， 根本否认其它民族的存在。这种背叛革命的行径分裂了革命力量，助长了反动势力的气焰，哈米德在英国支持下，依靠近卫军和特务网的余孽，于 1909

年 4 月 13 日发动政变，解散了国会，逮捕青年土耳其党人。

封建买办势力的复辟不得人心。青年土耳其党依靠第二、三军团，重新联合马其顿游击队，从革命的大本营萨罗尼加向首都进军，4 月 24 日攻占伊斯坦布尔，逮捕并废黜了哈米德二世，另立其弟穆罕默德五世为素丹，重新组织政府，恢复国会。这次革命以君主立宪政体的确立而结束。

土耳其革命是一次极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当政的青年土耳其党幻想依靠更富于侵略性的德帝国主义对抗俄英等老牌帝国主义，以致把土耳其变成了德国的附庸。在国内民族压迫依旧。但这次革命毕竟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打击了封建专制制度，激励了境内各族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也为亚洲各国人民的斗争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中国同盟会《民报》指出哈米德反革命政变是土耳其革命“除恶未尽，死灰复燃”的结果，以此痛斥保皇派鼓吹君主立宪是“姑息养奸”。他们还以土耳其军队参加革命为榜样号召清廷军队弃暗投明，倒戈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