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辩论

反对托洛茨基集团的斗争 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逐步完成，在苏联党和人民面前出现了一个急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即苏联今后发展的道路问题。当时，资本主义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世界革命转入低潮。苏联国内不仅生产水平低下，而且存在着大量的个体小生产，资本主义因素还有一定势力。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下的苏联能否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些重大问题在共产党内部引起激烈的辩论和斗争。

关于苏联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辩论，早在 1923 年列宁病重的时候已经开始。当时国内有一百多万人失业。工业品价格比战前上涨了一倍，而农业品价格仍停留在战前的水平上面。工农业产品价格上剪刀差的存在使许多工业品卖不出去。一些工厂发不出工资，有些地方发生罢工事件。党内民主生活也存在着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于 1923 年 10 月 4 日和 8 日两次写信给党中央，说党内缺乏民主，党的机关“官僚化”，“脱离群众”。10 月15 日，他又纠集同伙向党递交了《四十六人声明》，说继续执行政治局多数派①的政策将会给全党带来严重的危害”，苏维埃政权将面临着“严重的普遍经济危机的前景”。声明还说“党内建立的制度是完全不能容忍的”，要求消灭“派别统治”。为了讨论“信件”和“声明”，党中央和中央监委于10 月 25—27 日举行联席会议，并邀请“声明”的十三名作者参加。会议以压倒的多数肯定了政治局的路线，谴责了托派分子的活动。会议决定不公布反对派的文件，以避免党内斗争的尖锐化。12 月 5 日，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提出要扩大党内民主，要同官僚主义作斗争。托洛茨基认为这是他个人的胜利，决心扩大事态向政治局进一步施加压力。12 月 8 日， 他写了一封《给党的会议的信》，并在莫斯科一个区的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宣读了。接着，托洛茨基又在《真理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后来，他把这些文章汇编成书，标题是《新方针》。托洛茨基在信件和文章中，说“党的官僚主义几乎到处横行，有使党陷入绝境的危险”；说中央执行的旧方针是错的，它“把重心放在机关上”，用党的机关“代替党考虑和决定问题”， 而这种作法“最终会使党遭到蜕化的危险”。托洛茨基提出要实行新方针， 要发扬党内民主，并说“青年是党的最可靠的晴雨表，对党的官僚主义反应最敏感”，而“老近卫军的蜕化在历史上发生过不止一次”。托洛茨基的言论，特别是关于老近卫军蜕化的说法引起多数干部的反对。在全党争论中， 托派虽然在高等院校得到不少人支持，但是，在全国他们并没能争取到多少支持者。争论的结果， 98.7％的党员都表示支持中央的路线。1924 年 1 月， 俄共（布）召开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严厉批判了托洛茨基的观点，指出它“具有十分明显的小资产阶级倾向”。

列宁逝世后，托洛茨基发表了《论列宁》、《十月的教训》等文章。他篡改历史，把自己描绘成十月革命的最主要的领导者，说他领导下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在 10 月 22 日决定拒绝把卫戍部队调往前线，实际上已经决定了“四分之三”的结局，而列宁领导的武装起义“只具有补充性质”。托洛茨基说， 二月革命后，列宁立即反对“工农民主专政”的旧口号。言外之意，列宁放弃了自己的理论，接受了托洛茨基关于俄国民主革命应直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托洛茨基还点名批评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说他们在十月革命的前夜，“在所有的基本问题上采取了实质上是社会民主党的立场”。同

时，美国托派分子伊斯特曼把列宁批评斯大林的信件①公布于世以打击斯大林的威信。

斯大林奋起捍卫列宁。1924 年 11 月，他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发表演说，揭穿托洛茨基关于他在十月革命中起过特殊作用的自我吹嘘，并且指出：“托洛茨基最近发表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斯大林著作的实质”是企图“用托洛茨基主义顶替列宁主义”。①1925 年 1 月，党中央召开全会。托洛茨基因病没有出席会议。他在给中央的信件中，否认要修正列宁主义和贬低列宁的作用，但没有另作辩解。全会批判了托洛茨基的言论， 并决定解除他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职务。同年 4 月，俄共（布）召开了第十四次全国代表会议。会议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不是指最后胜利）是绝对可能的”。②这一决议指明了苏维埃国家的光明前景， 得到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

批判托洛茨基之后不久，又出现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1924—25 年，党中央为解决销售危机问题，降低了工业品价格，减少了农业税，并确定了农业雇工租地政策。这些措施促进了农业发展，也使农村富余阶层势力有所增强。季诺维也夫等人不相信苏联一国能建成社会主义。他们极力夸大富农危险，说中央政策有“富农倾向”。他们建议增加对富农的赋税，另外还征收十亿卢布农业税以发展工业。这个建议显然是错误的， 它将使刚有好转的农业问题重新严重起来。

1925 年 12 月，联共（布）召开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斯大林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新反对派反对这一报告。他们控制出席大会的列宁格勒代表团， 并拉拢其他一些代表共同推出季诺维也夫在大会作副报告。加米涅夫则提出对斯大林的信任问题，建议撤销斯大林总书记的职务。新反对派的进攻遭到回击。大会肯定了中央的路线，通过了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决定把苏联“从农业国变成能自力生产必需的装备的工业国”①。大会之后，列宁格勒各基层党组织纷纷集会，97％的党员表示拥护大会的决议。1926 年初，列宁格勒省代表会议撤销了季诺维也夫的职务，选举基洛夫（1886—1934 年）担任省委书记。

新反对派不甘心自己的失败。1926 年夏，他们同托派分子勾结一起，组成“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托—季联盟）。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过去曾激烈指责对方是机会主义，现在却彼此“大赦”，相互吹捧，共同把攻击矛头指向斯大林。托洛茨基在一次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公然宣称，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是“臭名远扬的理论。我们拒绝相信斯大林的这种理论”。同时，托洛茨基极力宣扬他的“不断革命”论。按托洛茨基本人的说法，这是由“互相联系的三个方面构成的”。第一是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由于农民不能起独立作用，根本谈不上什么工农革命民主专政，“落后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任务可以直接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第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无产阶级掌权后，不仅要反对资产阶级所有制，而且将不得不甚至更为深刻地侵犯整个私有制”，因此，执政的无产阶级必然会同个体农民发生“敌对的冲突”和“战争”。第三是国际革命的“不断性”。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资金的积累只能来自农民。这样作必然要引起占人口多数的农民的反抗。因此，“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唯有西方无产阶级取得胜利才能保障俄国免除资本主义复辟和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斯大林等中央领导人

发表文章和演说批评这一理论，指责它低估农民的革命性，不相信无产阶级有力量团结农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否定社会主义可以在苏联一国首先取得胜利。斯大林认为托洛茨基的理论是用“左”的词句掩盖的机会主义。

托—季联盟根据“不断革命”论提出自己的政纲。他们指责中央对富农等资本主义势力斗争不力，要求成倍地增加富裕农民和私营企业主的捐税， 要求向富农和富裕农民征借一亿五千万亿普特的粮食，以扩大出口，换取外汇，增加建设投资。托—季联盟的这一纲领实际是要用剥夺农民的办法实现工业化。它将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极大危害，因而被否决。托—季联盟还说， 资本主义势力已影响到党和国家，使“工人国家的官僚主义化发展”，提出要“批判斯大林派制度”。这一要求受到更严厉的指责。

托—季联盟肆无忌惮地进行着各种派别活动。1926 年 6 月，他们在莫斯科郊外林中秘密召开会议，煽动到会人员组织起来反对中央领导。他们到处发表演说，把自己的政纲拿到党员大会上讨论，企图迫使全党进行新的争论。他们的活动受到广大党员的抵制，托、季等人被迫在 10 月发表声明，承认自己的派别活动。1926 年下半年，联共（布）先后召开了中央全会和第十五次代表会议，决定把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开除出政治局。随后， 共产国际召开了执委会，解除了季诺维也夫的共产国际主席的职务。

1927 年 4 月，中国革命遇到挫折。5 月，英国宣布同苏联断交。托洛茨

基等八十三人于 5 月底联名上书联共（布）中央，攻击中央的内外政策。他们把这份政纲秘密印刷几千份，在党内外散发，要求中央宣布新的全党争论。1927 年 10 月，党中央公布了将在代表大会上讨论决定的各项问题的提纲， 并宣布全党进行讨论。《真理报》出版了辩论专页，把反对派的文章也刊登出来，供大家鉴别。经过全党辩论，最后投票赞成中央路线的有七十二万四千党员，而追随托—季联盟的只有四千多人，占党员总数的 0.5％。

反对派并没有从这次惨败中觉悟过来。1927 年十月革命十周年的时候， 几百名反对派分子走上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街头，高呼“打倒机会主义”，“公布列宁遗嘱”等派别口号，向站在阳台上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欢呼。但是，反对派的队伍很快就被上百万的游行队伍所淹没，广大群众都站在党中央的一边。联共中央认为托—季联盟不仅越出了党章的范围，而且越出了苏维埃的法律范围，因此立即决定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1927 年12 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批准了这一决定，并将其他骨干分子清除出党。托—季联盟的组织被全部粉碎。否定社会主义在苏联一国可以建成的思想也最终被埋葬了。

同布哈林的争论 1928 年初，苏联发生粮食收购危机。全国上一年的播种面积超过了革命前，粮食的产量同战前不相上下，但是，市场上的商品粮却减少了一半，国家收购上来的粮食只及城市需要的 60％。政府在 1928 年不得不实行粮食配给制，解决农业问题成为刻不容缓的事。但是，如何分析和解决这个危机，在联共（布）领导内部却发生重大的原则分歧。

斯大林认为，粮食收不上来是富农反抗造成的。国家不是没有粮食，而是富农囤积余粮不肯卖。他们想以此来哄抬粮价，想用粮食来同苏维埃政权较量。因此，解决危机首先必须对富农采取非常措施。1928 年初，政府决定凡是囤粮超过一定数量又拒绝按固定价格出卖粮食给国家的，一律按法律规定没收其粮食，并判以刑事罪。斯大林认为，造成粮食危机的更深刻的原因是小农的个体生产。革命前，地主和富农提供 70％的商品粮，他们的粮食商

品率达到 47％和 34％。现在，74％的商品粮要靠中小农提供。但是，小农生产率低，提供不了大量的商品粮，商品率只有 11％。因此，解决粮食危机的根本办法是扩大社会化大生产，加速实行农业集体化。

布哈林持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危机是“生产和需求的比例失调”造成的， 是“谷物业的停滞，甚至退化”的结果。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五年计划要求过高，工业发展速度过快，国家用在工业上的投资过多，而对农业投资太少。另一方面是国家为了更多地积累资金发展工业，规定的粮食价格太低，农民不愿在粮食生产上投很多力量所造成的。布哈林认为，造成粮食危机的主要原因是经济政策上的失误。他主张减慢工业化速度，把更多资金投到农业上去，以利工农业的均衡发展。他主张继续执行限制富农的政策， 说对富农的非常措施“加剧了经济状况的恶化”。他认为当时实行集体化的条件不成熟，匆忙进行会导致饥荒。他要求尊重农民的个人利益，调整农产品的价格，发展个体农民经济。农业改造问题“必须在个体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得到解决”。

布哈林的意见得到政治局委员、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和政治局委员、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托姆斯基等人的支持。1928 年 5—6 月，布哈林两次上书联共（布）中央，申诉自己的观点。7 月，中央召开全会，批驳了布哈林的意见，但也承认在执行非常措施时发生过非法搜索等偏差。会后，对富农的态度有所缓和。到了秋天，由于乌克兰等地受灾，国家收购再度遇到困难， 对富农的进攻又重新恢复了。布哈林坚决反对这种作法。9 月，他在《真理报》发表《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公开阐明自己的看法，但受到不点名的批判。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联名写信给联共（布）中央，说中央多数派所奉行的政策是极其有害的，说鉴于中央机关篡夺了他们的权力，故意造成无法工作的条件，所以提出辞职。党中央驳回了这一要求。1929 年 4 月， 中央召开全会，斯大林作《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的报告，全面批判布哈林，指出布哈林的公式是“经过阶级斗争熄灭和资本家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消灭阶级”。布哈林否定这个指责，他说“在过渡时期（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仍然存在着阶级，有时阶级斗争甚至很尖锐”，但这种“过渡的基本路线是矛盾缩小和最后消亡的路线”。至于“和平长入”问题，布哈林主张用经济手段改造富农，他说贫农合作社可以长入社会主义，“富农的合作社窝巢也同样经过银行等等长入这个体系中去”。布哈林并不认为富农可以保留其资本主义本质长入社会主义，但他反对“经过无产阶级的残酷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的公式。

四月全会谴责了布哈林集团，认为他们的观点是右倾错误的，同党的路线不相容。全会决定撤销布哈林在《真理报》和共产国际中的领导职务，撤销托姆斯基的工会领导职务。年底，布哈林被开除出政治局。1930 年 12 月， 李可夫也被开除出政治局，莫洛托夫接替他被任命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在这以后，布哈林等人多次作过检讨，承认错误，并降任次要岗位的工作。

批判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集团之后，联共（布）党最终确立了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并决心运用政权的力量高速度发展工业和迅速实现农业集体化，即选定了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