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1857—1859 年印度民族起义

英国的殖民统治。民族矛盾的激化 英国侵略印度,始于十七世纪初。1600 年成立的“东印度公司”是英国殖民者侵略和掠夺印度的主要工具。1757

年 6 月普拉西战后,英国占领了孟加拉,这是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的开端;

到 1849 年英国殖民者吞并旁遮普,整个印度都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了。

从普拉西之战到印度民族大起义的一百年间,英国对印度进行了大规模的殖民掠夺。从剥削方式上看,既有以暴行为基础的赤裸裸的抢劫,也采用倾销廉价商品的办法进行经济剥削。从征服和统治的手段上看,既参与王公的内讧,或进行伪善的结盟,或实行公开的欺诈、贿赂和勒索;又利用当地不同的民族、部落、种姓、宗教信仰和土邦间的矛盾,进行挑拨离间,制造纠纷。在征服后,还采用“分而治之”的办法进行统治,以继续保持印度各地区的分散性和孤立性。

征收高额土地税是英国殖民者增加收入的主要来源。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的一些地区实行了几种征收土地税的办法。例如在马德拉斯和孟买等地实行农民租佃制,农民成了英国殖民者的佃农,必须向殖民当局交纳全年收成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土地税。在孟加拉实行“柴明达尔制”,柴明达尔(包税者)变成拥有土地的地主,向农民征收地租,向殖民当局交纳土地税。印度广大农民在英国殖民者和本国地主、高利贷者的双重压榨下,挣扎在死亡线上。据统计,普拉西战役后的五十八年间(1757—1815 年)英国就从印度榨取了十亿英镑的财富,其中三分之二是以土地税的形式从农民的身上榨取来的。英国殖民者的残酷掠夺,使印度农业衰落,土地荒芜,饥馑频发,人口锐减。1770 年的大饥荒就夺去了孟加拉地区三分之一的生命。“饥荒是印度著名的产物,是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后的普遍现象”。

1813 年,由于英国资产阶级反对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贸易垄断,英国取消了公司对印度的贸易垄断权。自此以后,英国工业品向洪水一样地涌入印度,对印度的经济发生了毁灭性的打击。举例说,1824 年英国输往印度的棉布为一百万码(一码等于三呎),1837 年猛增到六千四百万码。印度的纺车和织机迅速为英国蒸气机所摧毁,手工业工场纷纷倒闭。纺织业的著名城市达卡,过去有十五万居民,1840 年就减少到二、三万,城内长满荆棘,疟疾流行,由一个繁华的城市变成了一个贫穷的小镇。仅此一例,就足以说明英国殖民者摧残印度的程度甚至超过了战争带来的恶果。广大手工业者和农民,深受国破家亡之苦,他们很自然地成为反英起义的主力军。

十九世纪中叶,英国殖民者为了适应本国工业发展的需要,从 1848 年戴贺胥任印度总督以后,颁布了取消王公特权和兼并土地的政策。他制定了“丧失权利制”,不承认封建统治者的立嗣权,剥夺了他们的恤养金,兼并了詹西、奥德等十多个邦,大约使土邦的面积减少三分之一。这激起了王公们的不满,其中有些人后来参加到反英起义队伍中来。

英国殖民者出于“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政策,从当地的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中招募了二十万士兵,作为镇压两亿印度人民的力量,同时由四万英籍军官监视和控制这二十万印籍军队。当英国利用土兵征服整个印度以后,对土兵也改变了政策:干涉他们的信仰,触犯他们的种姓,削减他们的薪饷, 驱使他们远离家乡到阿富汗、缅甸、伊朗和中国为殖民者卖命。这都引起印度土兵极大的反感。这些受尽英籍军官欺凌和压迫的土兵,是当时印度人民

群众中唯一的有组织、有训练、有武装的力量。因此,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了反英民族大起义的先锋。

英国殖民者大大强化殖民统治,使印度人民“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悲惨的色彩”。任何民族压迫都势必引起全民族的反抗,印度民族起义日益酝酿成熟了。

起义的爆发和德里起义政权的建立十九世纪中期,印度到处弥漫着对英国殖民者的不满情绪,社会各阶层都在秘密酝酿起义。从 1856 年起,作为起义的信号的薄饼在农村传送,红莲花在土兵中传递。在德里和马德拉斯等大城市不断出现公开号召起义的文告,一些揭露殖民罪恶的传单也在各地张 贴,这些迹象表明,一场反英大起义的火山即将爆发。

1857 年初,殖民当局发下涂有牛脂和猪油的新子弹,使用时必须咬破包装纸。信奉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土兵认为这是侮辱他们的宗教,拒绝使用。因为按照宗教习俗,印度教徒禁食牛肉,伊斯兰教徒忌食猪肉。3 月在加尔各答附近的一个驻地,一位名叫曼加尔·潘迪的土兵号召同伴不接受涂油子弹,并开枪打死三个英国军官,被判处绞刑。但是,屠杀并不能制止起义, 反而加速了起义的爆发。

1857 年 5 月 10 日,驻在德里附近的米鲁特的土兵首先发难,这可贵的第一枪点燃了印度民族大起义的烈火。起义的印度土兵和以后的起义者鉴于大敌当前,放弃了宗教偏见,用他们曾经拒绝使用的涂油子弹来回击英国殖民者。土兵本来是英国殖民者用以统治印度人民的武装队伍,现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人类历史上存在着某种类似报应的东西,按照历史报应的规律,制造报应的工具的,并不是被压迫者, 而是压迫者本身。”

米鲁特解放后,起义军向德里挺进,5 月 11 日清晨,进抵德里城下。城内军民纷纷响应,严惩英国军官,烧毁殖民者的住宅,打开城门迎接起义军。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面对民族敌人并肩战斗。德里的反英斗争进行了六天,5 月 16 日,起义者完全控制了德里。在德里正如在米鲁特一样,城市市民和郊区农民支持了起义。

德里收复后,起义者把莫卧儿王朝末代皇帝巴哈杜尔·沙赫二世(1837

—1857 年在位)推上王位。同时成立了由六名军官和四名文官组成的行政会议,掌握了实权。行政会议发表文告,号召人民不分宗教信仰,团结对敌。行政会议还颁布命令,废除“柴明达尔制”,取消贫民捐税,对地主、富商和高利贷者征收特别税。

德里起义政权的建立具有重大的政治影响,它意味着起义者取得了全印的政治中心,增强了起义的全国意义,使敌焰下降,民气大伸。起义的烽火很快就燃遍了整个印度,北起尼泊尔边境,南至德干,东起孟加拉,西到西北部的旁遮普,尤其是北印度恒河中上游两岸的城镇,起义更加风起云涌。5 月末,阿赫马德·沙领导的奥德人民起义,不到十天时间就彻底清除了英国殖民者的行政机构。6 月初,在那那·萨希布和坦提亚·托比领导下,康普尔的军民把殖民军打得落花流水,举起白旗投降。在朱木拿河南岸的詹西土邦,女王拉克西米·巴伊率众起义,并于 6 月恢复了被英国人吞并的詹西。与此同时,各地农民也展开了反封建的斗争,他们拔掉地主土地上的界标, 焚烧地契,废除债务,驱逐地主和种植园主,夺取他们的财产,积极配合、支援土兵,或直接参加武装战斗。

为民族自由的浴血战斗 印度民族起义的风暴震撼了英国的殖民统治。起义爆发后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印度这块英殖民帝国侵略亚洲的奠基石, 就被起义人民动摇了。当起义群众团结一致向殖民者勇猛冲击的时候,那些平日骑在印度人民头上跃武扬威的殖民分子却表现得惊恐万状,窘态百出。在英国总督府的所在地加尔各答,英国官员犹如惊弓之鸟,坐立不安。总督肯宁,在风暴刚一来临的时候,感到住在加尔各答有危险,于 6 月的一天夜晚,仓皇地溜到英国军舰上去了。当加尔各答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时候, 肯宁要求英国政府速派援军,运送武器,并赶忙调回以前派往伊朗的英军, 截留派赴中国的侵略军,把他们投放到起义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以德里、勒克瑙、詹西等几座大城市为中心的主要战场。在这些战场上印度军民英勇杀敌, 给予英国“讨伐军”以极其沉重的打击。但是,随着革命的深入,斗争更加艰巨而复杂了。

德里起义政权建立后,行政会议采取的一些反封建措施,使封建王公、地主和高利贷者惶恐不安。他们与殖民者秘密勾结,叛变投降,造谣惑众, 挑起内讧,并囤积粮食,制造饥馑,从内部瓦解起义政权。1857 年 6 月,英军首先围攻德里。据守德里的四万起义军英勇善战,不断奇袭敌人,致使英军围住德里三个月内不敢攻城。但是起义缺乏统一指挥,没有乘胜追歼敌军。9 月,增援部队到达以后,英国殖民军发起猛烈攻势,用重炮轰破德里城。在城内展开了六天的激烈巷战,英军死亡五千多人,两个英军司令官也被击毙。由于以巴哈杜尔·沙赫二世为首的贵族集团屈膝投降,起义军不得不撤出德里。英军入城后,残酷屠杀,血流成河,尸体满城。

德里失陷以后,起义的中心转移到奥德首府勒克瑙。早在 1857 年 7 月, 起义军就击毙了该地英国行政长官亨利·劳伦斯,控制了勒克瑙和奥德全省。其后又多次打败英军的猖狂进攻。1858 年初,英军集中九万重兵猛攻勒克瑙。这是英国殖民者在印度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进攻,也是印度人民保卫起义中心最富有广泛人民性的一次伟大战斗。当时勒克瑙的保卫者的人数多达二十万,其中土兵只有三、四万人,而绝大多数是农民群众,充分表现了农民主力军的作用。军民浴血奋战,在困难重重、无险可守的条件下坚持战斗二十多天,使英军遭到重大损失。最后,由于缺乏统一领导,掌握领导权的封建贵族屡起内讧,英军趁机攻陷了勒克瑙。殖民军进城后洗劫两星期, 抢走价值五、六百万英镑的财产。

勒克瑙陷落以后,英国殖民军又进攻中印度的詹西。民族的荣誉和自由, 鼓舞着詹西人民。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詹西土邦女王拉克西米·巴伊挺身而出,率领军民誓与英军决一死战。4 月 3 日,英军突入城内,詹西军民在枪林弹雨中进行巷战和白刃战,杀死大量敌人。巴伊临危不惧,手执武器, 骑乘白马,闪电似地驰骋在最危险的第一线。但是,强弱悬殊,寡不敌众, 武器也差,詹西城终于陷落。城陷之时,巴伊身穿男装,腰系养子,带领一支队伍突出重围,后来在一次激战中,坠马阵亡,以身殉国,时年二十三岁。她以崇高的民族气节和不畏强权的英雄气慨而成为印度历史上一位流芳百世的巾帼英雄。

随着詹西失陷,印度民族大起义由城市保卫战转为游击战(1858 年 6 月

—1859 年 12 月)。1858 年底,英女王颁布诏书,“保证”不侵犯印度王公地主的特权和地产。结果,绝大多数王公地主表示愿为殖民者效忠。当时在游击战中坚持斗争的只有昆瓦尔·辛格和坦提亚·托比,前者受重伤牺牲,

后者被瓜辽尔封建地主出卖,从容就义。但各地游击战争一直坚持到 1859 年底。

历时两年之久的印度民族起义,是印度历史上第一次规模巨大的民族起义,是印度人民对英国殖民统治一百年来的大反抗。它唤起了印度人民的觉醒,显示了印度人民争取独立和自由的坚强意志,也沉重打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这次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领导权掌握在土邦王公和封建主手中。当时,印度社会正处在封建主义解体过程中,参加起义的阶层虽很广泛,但还没有形成一股足以领导起义到胜利的革命力量。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暂时表现不甚明显的时候,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才结成反英同盟。然而这个同盟是有条件的,暂时的,不巩固的。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和殖民者采用拉拢封建主的新政策时,这个同盟就分裂了。接着而来的,就是封建王公的动摇妥协,叛变投敌。至于在起义中与人民有联系的、坚持战斗的、甚至献身的领导者,那只是印度数百个土邦王公中的凤毛麟角。从印度民族起义的教训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封建地主阶级决不可能把反殖民主义和反封建制度结合起来,更不可能把民族起义进行到底。民族起义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之手,是决定起义成败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