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掌握世界工业霸权的英国

英国——“世界工厂” 1851 年 5 月 1 日，英国女王维多利亚（1837

—1901 年）主持了伦敦博览会的开幕式。这个博览会展出了一万三、四千件展品，包括汽锤、水压机、工作母机、铁路设备、望远镜、照相机、形形色色的纺织品、各种贵金属，除英国产品以外，还展出了外国产品。从 5 月到

1. 月，参观博览会的人数在六百万人以上。这次博览会显示了英国工业革命的成果，标志着英国已从十九世纪上半期的扰嚷不宁的局面中摆脱出来，进入了它作为“世界工厂”的时期。当时，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不列颠的贸易达到了神话般的规模；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工业垄断地位显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巩固；新的冶铁厂和新的纺织厂大批出现，到处都在建立新的工业部门。”①

作为“世界工厂”的英国，不仅拥有发达的纺织工业，而且煤铁工业、机器制造工业、造船工业都发达起来了。这里举几个数字：

1850 年，英国棉纺织工业加工了世界半数的棉花。从 1850 年到 1870 年， 英国的动力织机从二十九万余台增加到六十一万余台。

从 1854 年到 1870 年，英国的煤炭生产从六千四百多万吨增加到一亿一千多万吨；生铁生产从三百余万吨增加到五百九十六万吨，在世界上一马当先。

英国的机器制造业产品越来越占显要地位，它的机器、机床和机车畅销许多国家。从 1845 年到 1870 年，英国的机器输出量增加了九倍。

在造船业方面，英国为各国造船。它是第一个由用木材造船改用金属造船的国家，轮船制造业得到了广泛的发展。1850 年，英国造成并登记的船舶吨位为十三万四千吨，1870 年达三十四万三千吨（都不包括根据外国订货造成的船舶吨位）。

由于工业生产的迅速增长，英国能够大规模地扩大它的对外贸易。从1850 年到 1870 年，英国的输入额和输出额都增长了两倍。英国的经济发展有赖于输入原料、粮食，输出工业产品。以工业产品的收入支付原料和粮食的支出大有盈余，从而增加了资本的总量，造成了资本主义英国的繁荣。

十九世纪中期，英国大量向外国倾销工业产品，又向外国输出技术和资本。五十年代，西欧许多铁路由英国人承包建造，一部分筑路资金由英国提供。1857 年的经济危机以后，英国进一步对殖民地进行经济渗透，例如开始在印度大规模地兴建铁路，倾注资本。殖民地既是英国的原料产地，又成为它的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十九世纪上半期，英国资本投向全世界，但投入殖民地的甚少。五十到七十年代，投入殖民地的资本集中增长。1850 年，英国的国外投资，三分之一在美洲，其余的主要在欧洲。1854 年，英国的国外投资总数约为三亿英镑， 1860 年约为六亿五千万英镑。1868 年左右，仅投入印度铁路的就达到七千五百万英镑。1870 年，在总数七亿五千余英镑中， 四分之一以上作为债款贷给殖民地政府。

由于英国是“世界工厂”，它成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关键因素。由于英国占有世界工商业的垄断地位，它的财富急剧增长。英国有产阶级是越来越富有了。对他们说，当时的确是一个黄金时代。

政治生活 在革命的 1848 年，英国并不是平静无事的。当 1848 年革命在欧洲大陆爆发以后，英国宪章派受到革命的鼓舞，再一次掀起了运动的高

潮——最后的一次高潮。他们计划在 4 月 10 日在伦敦的肯宁顿广场举行群众大会，然后举行示威游行，到英国议会递交请愿书，要求政府实现《人民宪章》早已提出的要求。英国政府禁止举行群众大会，号召有产阶级公民组成特别警察。4 月 10 日，肯宁顿广场仍然聚集了大批群众，但是由威灵顿公爵指挥的十七万特别警察封锁了通往议会的道路。当日的示威游行被破坏了， 宪章派领导人送交议会的请愿书又被搁置起来没有结果。伦敦以外一些城市发生的零星的革命运动也被镇压下去了。宪章运动由此日趋衰落，逐渐销声匿迹。英国经济的繁荣成了促使群众运动退潮的重要因素。

十九世纪中期，英国处于同其他国家不同的特殊地位。英国地处海岛， 又拥有海上优势，不必担心国防安全，用不着在国内布置重兵，因此英国的军事官僚机器比欧洲其他国家弱得多。同时，英国的统治阶级对自己的强盛有坚强的信心，容许英国有较多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工人团体和民主团体可以存在，还有一定的举行公开集会和群众大会的自由。英国为其他国家的政治流亡者提供了避难之地，马克思、恩格斯能在这里居住和工作就是一个突出的事例。

当时活动在英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要有两个政党，即由托利党蜕变而来的保守党和由辉格党蜕变而来的自由党。①保守党代表大地主的利益，也部分代表大船主和殖民地大商人的利益，它的支柱是农业资本家。自由党代表势力日益强大的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它的上层是同资产阶级集团有密切联系的大贵族代表。十九世纪五十和六十年代，自由党在政治上起主要作用。二十年间，自由党单独执政或同其他派别联合执政达十五年之久，而保守党执政仅约五年。自由党的帕麦斯顿是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

亨利·约翰·帕麦斯顿（1784—1865 年）本来是托利党人，后来转入辉格党，从 1810 年起，几乎连续不断地担任内阁阁员职务。从 1830 年到 1851

年，他担任外相职务前后共十六年；从 1855 年到 1865 年，两次出任首相， 前后共九年。帕麦斯顿口头上玩弄自由主义的辞藻，事实上他执行着欺凌弱小国家的政策，使用外交手段和武力为英国商人打开和保证通路。英国对外政策的侵略性赤裸裸地反映在多次殖民扩张和殖民战争上。举例说，1852 年，英国把缅甸很大一部分领土并入自己的印度领地；1854 年吞并了印度以西的大片土地俾路支； 1856 年对伊朗发动了侵略战争，接着又镇压了印度的民族起义。对中国，英国两次发动鸦片战争，把割地、赔款、开商埠的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

1865 年帕麦斯顿去世的时候，在英国政治舞台上角逐的有两个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人物，那就是保守党的迪斯累里和自由党的格莱斯顿。他们从1852 年起交替出任保守党和自由党内阁的财政大臣，从 1868 年到 1880 年又两度交替出任首相。

本杰明·迪斯累里（1804—1881 年）是一个富有蛊惑力而又自相矛盾的角色。他是一个犹太作家的儿子，本人早年也曾写过以当时英国政治为背景的小说，故事迷人，颇有敏感。1834 年，他作为托利党人当选为下议院议员， 表面上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心地里深深钦佩王权和贵族政治。他对英国女王维多利亚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许多英国勋爵也对他表示友好。四十年代， 他在党内因反对领导人的在谷物进口上执行的保护关税政策而出名。

1857 年大选，保守党因反对帕麦斯顿的侵华政策遭到失败，迪斯累里逐渐改变他对帕麦斯顿外交政策的反对，终于亦步亦趋。

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1809—1898 年）早年也是托利党人，1840 年站在反对党的立场，反对帕麦斯顿的发动侵华战争的外交政策。1850 年， 他同一批主张自由贸易的托利党人脱党加入了辉格党，不久入阁，几次出任财政大臣，以善于理财闻名。格莱斯顿也具有一幅伪善的面孔，他指摘那种“我们自己要求权利却拒绝给别人权利的政策”。帕麦斯顿死后，自由党的领导权落到格莱斯顿手里。

迪斯累里和格莱斯顿开始逐角首相职位的时候，争取改革选举权的斗争又成为英国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了。事实告诉工人阶级，议会的议员差不多全是大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的代表人物，议会多次表明它是和工人相敌对的； 工人只有争取得到选举权，才有可能改变议会的成份，使议会民主化，改善工人的处境。马克思也一再向英国工人说明，他们不应仅仅进行经济斗争， 还应进行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同时，小资产阶级的广大阶层以及希望在议会里增强自己地位的工业资产阶级都赞成选举改革。工人阶级组成“改革同盟”。资产阶级激进派也提出了改革的要求。全国各地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1866 年的经济危机震撼了英国各个工业部门，给工人带来了灾难， 加深了社会不安的因素。7 月下旬，在伦敦的特拉法加广场举行了大规模的群众集会，预定在海德公园的集会由于警察的干预发生冲突，那里长达半英里的栏杆也被拆毁了。秋天，在曼彻斯特、伯明翰和格拉斯哥等城市，都举行过二三十万人的集会，要求选举改革。

由于人民群众政治积极性的高涨，统治阶级越来越感到需要进行选举改革，借以避开革命。1866 年在保守党得比内阁中担任财政大臣的迪斯累里看到，改革反正是不可避免的，拖延却有可能使政治局势更加尖锐的危险。他一反前不久对格莱斯顿改革案的反对意见，①决定实行改革，借以抬高保守党和他自己的地位。1867 年 8 月，保守党内阁提出的选举改革案在议会通过。这个法案降低了选民的财产资格，扩大了选民人数，据统计，英国 1866 年的选民为一百三十五万九千余人，1868 年增到二百四十五万五千余人。城镇选区中的成年居民除寄宿的工人以外都取得了选举权，但农业工人和不住在城镇选区的产业工人，包括矿工的大部分，都没有选举权。到 1885 年，英国才把选举权普及到城镇选区和各郡的居民。

工人运动和工联主义 宪章运动衰落的时候，英国工人运动一度陷于停滞状态，但是以团结熟练技术工人为主的工会迅速地发展起来了。这种工会被视作“新模范”，它们的发展壮大，是十九世纪五十、六十年代英国工人运动的一大特色。

第一个新模范工会是 1851 年成立的混合机器工人协会，它是由许多技术工会合并而成的，这些技术工会最有力量的有蒸汽机业、机器制造业的工会。混合机器工人协会拥有一万一千名会员，会员缴纳的会费每周有五百英镑。在以后十年中间，混合机器工人协会成为广泛模仿的榜样，以它为模范而相继成立的技术工会有石匠工会、铸铁工会和混合木工协会，等等。

当时，英国虽然早已取消了禁止工人组织工会的结社条例，但是新模范工会的成立和壮大仍然是经过斗争的。以混合机器工人协会说，1851 年 11 月，它要求取消加班和论件计酬，遭到资本家的联合停产歇业的报复。斗争持续了四个月，最后由于工会基金用尽，无力接济罢工工人，斗争失败了。混合机器工人协会会员一时有所下降。但是三年以内，它的会员增加到一万二千五百人，工会累积的基金达到三万五千镑。1859 年，伦敦建筑工人要求

九小时工作日，遭到拒绝，实行罢工。企业主宣布停业，解雇了两万八千名建筑工人。出乎企业主意料之外的是，各个不同专业的建筑工人统一行动， 其他行业的工人也起来支援。捐款不仅从英国工人并且也从法国工人方面源源而来。这次罢工获胜，建筑工人的工作日从十小时缩短为九个半小时。更为重要的是，伦敦建筑工人在 1860 年建立了混合木工协会。它也成为新模范工会中的一个重要工会。

1860 年前后，从新模范工会的领导成员中形成了一个非正式的领导机构，通常称作“联会”。联会设在伦敦，它的主要成员包括混合机器工人协会的领导人威廉·阿兰、混合木工协会的罗伯特·阿普耳加思、铸铁工会的丹尼尔·盖尔等人，在联会居于重要地位的成员是制鞋工会的领导人乔治·奥哲尔。这些人是六十年代英国工联主义的指导力量。

可以看出，新模范工会并不是各业联合工会，而是一个行业的全国性组织，却又几乎是全由熟练工人组织成的。新模范工会的领导人勤恳工作，诚实可靠，几乎全是自我教育出来的。他们在这些工会组织范围以内发挥了团结一致的精神，但是他们力图使工人运动局限于为“正直的工作，公平的报酬”而斗争。他们并不把工会看作阶级斗争的工具，只是用它来向资本家争取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他们背弃任何暴力行为，甚至认为与其罢工，不如同企业主和平协商。奥哲尔曾经说过：“社会领域的罢工同政治领域的战争是相同的。除非证明绝对必要，二者都是犯罪行为。”否定以推翻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统治为目的的革命的政治斗争，这就是当时风靡英国的工联主义的实质。

英国工人运动中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偶然。由于英国据有大量殖民地，又是“世界工厂”，占有世界市场的垄断地位，英国资产阶级通过贸易和剥削殖民地榨取了巨额利润。这就使他们有可能拿出一部分来收买工人阶级中的上层分子和技术熟练的少数工人，在工人阶级中培养了“工人贵族”阶层。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当时对英国工联怀有失望情绪，恩格斯也说“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①尽管如此，这个时期，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有组织的工人都没有英国那样多，这又是为什么第一国际成立时英国的工人组织成了它的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