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青铜器的分期

殷代铜器传世不多，且容易识别，在铜器本身及作为史料的研究上没有多么大的难题。而在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周代铜器，虽然容易认为周代之物， 但周代年限太长，前后绵亘八百年，在这儿仅仅以“周器”统括之，实在是一个莫大的浑沌。因而周器的断代研究便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时代性没有分割清白，铜器本身的进展无从探索，更进一步的作为史料的利用尤其是不可能。就这样，器物愈多便愈感觉着浑沌，而除作为古玩之外，无益于历史科学的研讨，也愈感觉着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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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上说来，殷、周的青铜器可以分为四个时期，无论花纹形制文体字体，差不多都保持着同一的步骤。

第一，鼎盛期：从年代上说来，这一期当于殷代及周室文、武、成、康、昭、穆诸世。在这一期中的器物最为高古，向来为骨董家所重视。器制多凝重结实，绝无轻率的倾向，也无取巧的用意。花纹多全身施节，不则纯素。花纹种类大率为夔龙、夔凤、饕餮、象纹、雷纹等奇怪画案，未脱原始的风味，颇有近于未开化民族的图腾画。文体字体也均端严而不苟且。

第二，颓败期：这一期大率起恭、懿、孝、夷诸世以迄于春秋中叶的几何图案，异常潦草。前期之饕餮雷纹等绝迹，而夔龙夔凤每变形为横写之 S 字形。铭文的文体及字体也均异常草率，如欲求篆可于此期中得之。文字每多夺落重复。古者同时造作各种器皿，每每同铭，比较以观，故能知其夺落重复。但这一期的铭文，平均字数较前一期为多，而花纹逐渐脱掉了原始风味，于此亦表示着时代的进展。

第三，中兴期：自春秋中叶至战国末年。一切器物呈出精巧的气象，第一期的原始风味全失，第二期的颓废倾向也被纠正了。器制轻便适用而多样化，质薄，形巧。花纹多全身施饰，主要为精细之几何图案，每以现实性的动物为附饰物，一见即觉其玲巧。铭文文体多韻文，在前二期均施于隐蔽处者（如在鼎盛之腹，或爵斗之鋬阴），今则每施于器表之显著地位，因而铭文及其字体逐成器物之装饰成分而富有艺术意味。铭文的排列必求其对称，

字数多少与其安排，具见匠心。字体的演变尤为显著，在这一期中有美术字体出现，字之笔画要极意求其美化，或故作波磔，或多加点饰。甚至有“鸟篆”出现，使字画多变为鸟形，其有无法演变者，则格外加上鸟形为装饰。这种风气以南方的器皿为尤甚。

第四，衰落期；自战国末叶以后，因青铜器时代将告遞禪，一切器物复归于简陋，但与第二期不同处是在更加轻便朴素。花纹几至全废。铭文多刻入，与前三期之出于铸入者不同。文体字体均简陋不堪，大率只记载斤两容量，或工人自勒其名而已。这样的分期的说明，自然是只能得到一个梗概。假使要详细的追随，从这儿是可以发展出无数的研究出来的。例如以文字言， 某一字在何时始出现，或某一字在何时欲废弃了，一字的字形演变在这四期中经过如何的过程。一字的社会背景和涵义的演变，如向这一方面去追求， 不用说便可以丰富文字学或“小学”的内容。又例如就花纹去研究，某一种花纹在何时始出现，某一种花纹在何时废弃了，一种花纹的形式演变经过了怎样的过程。花纹的社会背景和寓意都同样可以追求，在这一方面便可以丰富美术史的内容。又例如器制，也是同样。有的器皿如爵斗等饮器仅在第一期中有之，以后便绝迹。有的器皿在第三期时始出现，如书鬲之类，到第四期又见隐匿了。这里可见当时社会的风尚，殷人好饮酒，故酒器多。簠鬲之类，殷墟中已有陶制器发现。簠以盛稻梁，鬲以供烹煮，以陶竹制之即可使用。制之以铜，仅示奢移，故仅如昙花一现而已。再如鼎类，则可以自始至终清理出它的全部发展史。我且把这一项为例，略加叙述。

鼎是由陶鬲演变出来的。普通的鼎系圆形三足，方形而四足者在第一期中偶见之，乃是变例，可以除外。鬲之三足乃空足，其起源大率由三个尖脚陶瓶（如酉字在甲骨文中即为尖脚瓶之形，与希腊之 Amphora 相类）在窑中拼合而成。鼎为鬲之变，虽已变为三实足，而初期之鼎，其鼎身仍略如三股所合成，一足分配一股，有类于穿马裤的骑士之腿。初期之鼎除此特征而外， 体深，口小而下部略鼓出，质重，脚高，而呈直圆柱形，上略粗。这样的形式到了第二期便完全变了，三股之势全伯，体浅而坦（不及半球），质菲薄， 脚矮而曲，呈马蹄形，匾而不平，外凸内凹。再到第三期，则体复深而宏（超过半球），平盖，颇多新鲜之花样（如有流有柄之类），脚高无定形。到了四期以后，则如常见之汉鼎，复矮塌而不成名器，供盖素身，有纹饰时仅几道圈缐而已。

问题还当更进一步，在青铜器时代中，何以在器物上会显出这样的波动？ 这答案，毫无疑问应该求之于社会的生产方式。

在殷末周初时代是中国奴隶制生产最盛的时侯。那时候有所谓百工，也就是把手工制造割为若干部门，驱使无数的工人奴隶以从事生产，而有工官管理之。这些工官和工奴不用说都是官家畜养的，就到了春秋齐桓、晋文时代，这制度都还没有十分变革。国语告诉我们，齐桓公时，管仲的政策之一是“处工就官府”，晋文公时，晋国还是“工贾食官”。就在鲁成公二年的时候，我们在左傅上还可以看到，鲁国的木工、织工、绣工、缝工都还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当年楚国侵鲁，鲁国“赂之以执斫、执鍼、织任皆百人” 以求和，这分明表示着人工直同牛、马、鸡、豚但这样的情形，自春秋中叶以后便逐渐地改革了，工贾逐渐成为了行帮的组织，脱离了官府的卷养而独立。这便成为后来一直到今天为止的生产方式。

明白了这部社会生产进展的过程，便可以了解，青铜器上无论形式、花

纹、文体、字体所显示出的波动。

殷末周初是奴隶生产鼎盛的时期，故青铜器的制造，来得特别庄严典重。但奴隶制自恭、懿以后便渐渐发生了毛病，一些管理工奴的工官偷工减料以敷衍上方，而把工奴的剩余劳动榨取了来，作低级物品的生产，以换取当时新起的地主阶层（本来的农官）的米穀，于是二者之间便大做其生意。所谓“如贾三倍，君子是识”，所说的便是这回事。献给上层的器皿，既是奉行故事、偷工减料的东西，故在这种器皿上所表示着的便是堕落痕迹。这便是第二期的颓废之所以然的实际。

工官榨取工奴的剩余芝动以事生产，农官榨取耕奴的剩余劳动以事垦辟，在社会史上是平行发展的现象。工官农官逐渐富庶了，成为工头与地主， 无须乎再做低官，也就尽足以成为“素封之家”了。逐渐更加富庶上去，竟闹到“贵敌王侯，富埒天子”的地步。春秋中叶以后，高级的生产不再操纵在官府的手里，而是操纵在富商大贾的手里了。王侯的用品一样是商品，商品便有竞争，不能再是偷工减料的制作所能争取买主的，故在青铜器上来了一个第三的中兴期，一切都精巧玲珑，标新立異。这正是春秋末年和战国时代的情形。那时候的商业是很繁盛的，中国的直正货币的出现，以至其花样之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货币多即表示商务盛，花样多即表示货币之兴未久。当时的货币形式有出人想像之外的。周、秦寰汉，圆廓方孔，为后人所沿用，这自然不足稀奇。但除此之外有三晋的耕具形，所谓方足布、尖足布之类。有燕、齐的刀形，即所谓刀币。有楚国的豆腐乾形，一小方铭为“一两”，四两见方，即十六小方为一斤。钱也是青铜器的一种，钱的大量和多样的出现，也可以说是青铜器第三期的特徵。

但自战国末年以后，青铜器时代整个递禅了，所有各项技巧已经转移到别的工艺品上去了。自然，这儿也有些例外。例如以铜为鉴，是战国末年才行开的。原初的鉴就是“监”，只是水盆，像一个人俯临水盆睁着眼睛（臣字即眼之象形文，即古睁字）看水。在春秋末年有青铜的水监出现，传世“吴王夫差之御监”便是盛水鉴容的镜子。后来不用水而直接用铜，在我看来， 就是水临的平面化。大凡铜镜，在背面不必要的地方欲施以全面的花纹，这是因为盛水之监的花纹本是表露在外面的，平面化了便转而为背面。积羽难除，故于背面亦全施花纹。假使限于铜鉴来说，那是只有第四期才有，而且花纹是十分精巧的。不过这是例外，青铜已经不再是一切器用的主角了。（郭沫若：青铜时代，页 303-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