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林—山—— 延安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前后林一山

林一山，1911 年生，山东文登人。193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 年后任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水利部党组成员、顾问，水电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顾问，六届全国人大常委，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等职。

时间已经跨越了半个多世纪，当时的热血青年，今天已是耄耄之年。回

顾起那一段历史，老人有着很多的感慨！

访问人：林老，您好。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的 1937 年 5 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我们知道您参加了这次大会，想请您谈谈会议前后的情况。

林一山：那次会议，会场上红布横幅上写的是中国共产党苏区党代表会议。后来在党的正式文件中，称为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会议开始时， 毛主席在大会上说，我们苏区党代表会议，实际上是全国党代表会议，为什么不这样叫呢？是为了减少对国民党的刺激。因为我们正在举行国共合作谈判。会议是 1937 年 5 月 2 日至 14 日在延安召开的，我参加了全部会议。这次会议之后，接着又开了白区党的工作会议，因为有其他情况，我只参加了开幕，没等会完，就回了北平。

访问人：你是作为会议代表参加的吗？

林一山：是的，我们一起参加会议的北平地下党的同志，还有黄敬、杨学诚、李昌，共 4 位。黄敬是北平地下党的书记，杨学诚是清华大学党支部的书记，我是北师大中心党支部的书记，李昌是北平民先总队的队长，我们4 人是一起走的。

在走以前还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 1936 年 12 月 12 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由于我们党的和平主张，事变得到了妥善解决，准备放蒋介石。这个消息传到北平，我们的朋友斯诺和他夫人知道后很着急，尤其是斯诺夫人（即尼姆·韦尔斯）更是睡不着觉，她找到黄敬，说全世界的共产党我最爱的是中共，而你们第一次同他合作时上了大当，好不容易这次抓着了，又要放，你们中共又要吃亏，我睡不着觉，看来也活不成了。黄敬和她讲了很多道理，从我们党为什么主张放蒋介石，到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说了半天，她仍不信，还是认为我们党放蒋介石是放虎归山。黄敬没办法，只好说我说不服你，有机会你去陕北，听听毛主席的意见。这样，地下党就准备让我陪她去陕北，我一听心里有点急，一个中国人带一个洋女人， 那时的斯诺夫人又年轻又漂亮，带个洋人走路是很显眼的，还有保密问题也很难办。国民党特务可不讲这一套，走到半路出事怎么办。我当时很担心这个问题。后来斯诺亲自坐车到北师大来找我，赶巧我不在，他就留了一张英文名片。别人也奇怪，怎么一个外国人来找林一山。斯诺找我也是商量送他夫人去延安的事。到我们走时，组织上也感觉让我带斯诺夫人不合适，因为我不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我若是燕京大学的，斯诺是燕大的教授，那还好说， 我的公开身分是北师大的学生，要让国民党特务抓去，怎么辩也辩不通。好在到走时没叫我带。黄敬我们一起走的。后来据说委托东北大学校长玉卓然通过燕京大学这个关系带斯诺夫人去陕北了。

我们原来开会的地点不在延安，是瓦窑堡。当时延安由东北军占着，我们刚到，开会地点临时变了。为什么呢？因为东北军和我们党订了协议，他

们把延安让了出来。这就是有名的红军跑步进延安。我们到延安时，环境还都没有来得及清理，满街的摊贩，不少是卖鸦片烟、鸦片枪的。

在进延安之前，从西安出发一过渭河，住旅馆，一进门也是鸦片盘子， 黄敬当时很风流，他见到拿起来就抽，看起来还很内行的样子。

访问人：你们在延安见到斯诺夫人了吗？

林一山：斯诺夫人先我们到了，我们是在大街上看到她的，戴着红军帽， 穿着红军的衣服满街走，非常显眼。我原来在燕京大学见过她几次，斯诺已经访问过陕北，见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张闻天、彭德怀等，照了很多红军的照片，当时英美反对日本独占中国，燕京大学校长是司徒雷登，他支持斯诺采访红军，对我党的抗日政策也同情。在司徒雷登办公室中间悬挂的白银幕上，曾放映过斯诺拍摄的红军纪录片，还有彭德怀等人的人头像，斯诺夫人作讲解，还开玩笑说，这个头值多少钱，以讽刺国民党悬赏杀共产党人头， 引得大家

都笑。因此我们都是熟人了，见面后我们另一位同志问她，你思想通了吗？她说完全通了，毛泽东说得对，应该放蒋。

访问人：这时她见过毛主席了？

林一山：她一到延安，当天就和毛主席谈了一个通宵，她提的问题，毛主席都给予了解答。看她当对的样子，很满意。

访问人：你们没有和她一块见毛主席？

林一山：没有，她单独见的。我们是去开会的代表，时隔不久，就开会了。

访问人：《毛泽东选集》记载，会议是从 1937 年 5 月 2 日至 14 日开的。

林一山：5 月 2 日开幕，第二天，即 5 月 3 日毛泽东就作了报告，这个报告就是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上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听完毛泽东的报告，就分组进行讨论，讨论过程中毛主席曾到我们白区党的小组来听讨论情况，我向他提了一些问题。

访问人：您提了些什么问题？

林一山：一个是同国民党合作的问题，一个是关于三民主义的问题，一个是苏区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总结问题，还问了一个林彪的短促突击论对不对的问题。为什么我提这些问题，因为当时我想研究中国的苏维埃运动、红军战史和毛泽东军事思想，这时我已经看了很多材料，而且还有许多绝密的材料，脑子里有许多问题，那时年轻，思想又单纯，想什么就说什么，好不容易见到毛主席就向他提了出来。关于同国民党合作的问题，当时党内也有不同意见，也有一些混乱思想，有的同志就不赞成同国民党合作抗日，当然这还是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我认为应该同国民党合作，因为形势变了，全国人民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但同国民党合作要提高警惕，要防止蒋介石叛变。在北平时，我就将自己的意见写成书面报告送给中央，到延安后，中央同志对白区来的同志很重视，博古、张闻天都单独找我谈过。博古同我谈得很好，他赞成我的意见。不想在和张闻天谈时，发生了争论，可以看出来他不同意我提出的在统一战线中对蒋要警惕的意见。张闻天问我，这个报告是你写的，我说是的，他说，你这个意见是不对的，是个小老婆思想。我反驳说，这怎么成了小老婆的思想，我这是列宁主义的意见。他说，你主张今天跟这个合作，明天跟那个合作，这不是小老婆吗。我说，列宁主张跟同路人合作，尽可能争取同路人走到底，就是不能走到底也要尽量把路走远

一些，中途有退出的可以允许，退出后再来的也欢迎。我说这是列宁的主张， 怎么成了小老婆。他说，我们跟国民党合作就是跟蒋合作。我说从总的方面这样说可以，蒋介石还不敢轻易叛变，但他也可能叛变，我们思想上要做这个准备。我们还是力争他不叛变，相信他不敢随便叛变，但也要做另一手准备，如果他叛变了怎么办？到最后我问他，谁敢保证蒋介石不叛变？他没话说了。这次辩论我也得罪了他，以后在东北，又有几次我也对他提过不同意见，从此有积怨，他对我一直不好。当然那时不知道后果。

访问人：这个问题你向毛主席提过吗？

林一山：毛主席来参加我们的小组会我就向他提了，毛主席同意我的意见，说我的观点同中央是一致的。毛主席说，万一蒋介石叛变了，无非再打10 年，我们党比国民党年轻，我比蒋介石年轻十岁。我又问了三民主义的问题，认为三民主义问题有群众性，是个大问题。毛主席回答说，在三民主义问题上我党是有教训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群众中是有相当影响，而且它本身也是有进步意义的。但从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我们党把三民主义的旗子丢掉了，而蒋介石却把这个旗子打起来了。那么怎么办呢？我们方针是你打三民主义的旗子，我打得比你还高，说到这儿，他很形象生动地把手举起来， 表示把三民主义的旗子举很高。毛主席在他的报告中也专门讲了三民主义的问题，提出“重新整顿三民主义的精神”，并阐述了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的关系，重申：“我们不但不拒绝三民主义，而且愿意坚决地实行三民主义， 而且要求国民党和我们一道实行三民主义，而且号召全国人民实行三民主义。⋯⋯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这些话， 我当时都亲耳听过，至今记忆犹新。

访问人：刚才您说向毛主席还问了林彪发表的论短促突击的问题，他是怎样回答的？

林一山：这也是我在小组会上向毛主席提的，为什么我提这个呢？刚才我说了，我想研究红军战史，看了一些材料，包括绝密的第五次反“围剿” 的军事总结，我向主席说，这是我们红军的宝贝。毛主席说：就是敌人拿去了也不能用，这些东西他学不会，但到了蒋介石手里总是对我们不利。接这个话题，我提到林彪的短促突击论，因为这篇东西我是从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印发的小册子上看到的，据说是从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转载的，想知道是不是真是林彪写的。毛主席很严肃地回答说“那是错误的”。那时林彪的威信很高，同时在党内一般的高级干部中不能随便讲另一个人的缺点错误， 毛主席这样回答，当时给我的印象是这个问题太严重了，他是提醒我不要上当。但为什么错，他没有细说。直到后来我更多地了解了红军在江西的 10 年奋斗史，才知道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

访问人：听说在那次全国代表会议上，你们从白区来的同志对毛主席的报告有不同意见？

林一山：这里指杨学诚和李昌的发言，我们在听了毛主席开幕时作的报告后，在小组会讨论时，他俩对毛主席报告中的第一句话，即“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表示不同意见。其实这是个很幼稚的意见。那时我们都年轻， 20 岁左右，脑子里想什么就说什么。杨学诚不仅在小组会上说，还到大会上去发言，这就引起了争论。毛主席搜集了一些意见，又在会议结束时作了结论性报告，回答和反驳了错误意

见。这个报告也收入了《毛泽东选集》，这就是那篇《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文。

访问人：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结束后，又接着开了白区党的工作会议，您参加了吗？

林一山：我只参加了开幕，后来的会议没有参加。因为当时我们 4 人中， 黄敬、李昌已不是学生，没有学籍，我和杨学诚还在念书，有学籍。学校是有规定的，每年请假不能超过多少时间，超过就要开除。我和杨学诚说，白区党的工作会议还不知开多长时间，我们的假期快到了，索性留中央党校学习算了。当时罗迈（李维汉）是党校校长，成仿吾是教育长，我们去过那里， 他们很欢迎。我这样说，杨学诚也同意。但跟中央一提，中央不同意，说那可不行，红军经过长征减员不少，白区党的干部更宝贵了，苏区想派都派不出去，你们有关系，有职业掩护，生了根，怎么能离开白区呢，赶快走。所以，过了开幕式，听完少奇的报告后，我和杨学诚就回了北平。回到北平， 已是 6 月份。时隔不久，七七事变就爆发了，形势急转直下。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式开始了。

访问人：现在看，那次会议确实解决了许多问题。

林一山：这是在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关头开的，非常及时，也非常重要。它统一了全党的思想，特别是澄清了一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的糊涂观念，统一了步调，为我们党从国内革命战争顺利转入抗日战争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1993 年 3 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