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打下来了，但他的日子并没有好过多少

访问人：那么，毛泽东是什么时候卸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

黄允升：那是在 1931 年 12 月底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抵达中央苏

区中心瑞金之后，经过叶坪会议。这里还需要介绍一点情况： 1932 年 1 月上旬，中央苏区中央局召开会议，讨论贯彻执行临时中央要红一方面军“首取赣州”和反对主要危险右倾的决议。毛泽东不赞成打赣州。他根据以往攻打赣州的经验发言指出：赣州是敌军必守的坚城，三面环水，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于我不利；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朱德也不赞成打赣州。但是，多数与会者执行临时中央指示，主张攻打赣州。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议再听听红军前线主要指挥员的意见。前线主要指挥员回到瑞金，表示执行临时中央指示，坚决主张打赣州，并拍拍胸脯说，打赣州包在我身上，在 20 天内打下来。10 日，中央军委发布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规定中央红军坚决夺取赣州，以赣州为中心向北发展，争取革命在江西省的首先胜利；任命彭德怀为攻赣前敌总指挥。接着，开始赣州战役，红三军团担任主攻，红一军团担任策应，红五军团担任预备队。这样，毛泽东就成为不执行临时中央“进攻路线”及攻打赣州城市的人了，中央局代理书记不能再继续了，于是有个叶坪会议。

访问人：叶坪会议是什么时间开的？毛泽东会议主持人的身分中途被换，是吗？

黄允升：叶坪会议是 1932 年 1 月中旬开的。当时作会议记录的同志回忆：在叶坪，毛泽东先主持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报告三次反“围剿”的情况和九一八事变后的全国形势。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大举侵华，势必引起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国内阶级关系必将发生变化。中央代表团有的成员贯彻王明“武装保卫苏联”的主张，不同意毛泽东作这样的分析，指责说：“日本占领东北主要是为了进攻苏联，不作此估计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我们必须提出武装保卫苏联”，不这样提出口号，“就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以沉默来抵制，一声不吭。会议中途，因毛泽东“太右”，另选了主持人。会后不久，毛泽东就向苏区中央局请病假，到瑞金郊外东华山休养去了。

访问人：毛泽东不同意的赣州战役，到底打得怎么样？据说主攻部队反被敌军团团围住。

黄允升：中央红军攻打赣州，历时 33 天，不仅城未攻克，反遭很大伤亡，不但没有为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增添光彩，反而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后果。

这次打赣州，担任主攻的是红三军团，他们虽然打得很英勇，但仍然久攻不下，反而被敌人援军团团围住，造成严重危机。攻赣前线指挥部急电毛泽东中止休养，火速赴前线决策。毛泽东不计较自己主张被否定和批评，而是顾全大局，停止休养，带病冒雨下山，日夜兼程，赴前线决策解围。他雄才大略，知人善任，掌握团结改造红五军团情况，致电前线，建议大胆起用

作为预备队的红五军团。前线指挥部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把红五军团从预备队位置调到前线参战，将其中的第十五军开到赣州城外，恰遇敌军从城内出击。红十五军在董振堂同志指挥下跑步前进，手持大刀与敌人展开肉搏战，杀得敌军尸横遍地，逼使敌军仓皇退入城内，扭转了战局，使红三军团中被围的这个师转危为安。当毛泽东赶到赣县江口前线指挥部，朱德告诉他：按照你在瑞金复电的意见，把预备队红五军团拉上来，杀向敌军，红三军团一个被反包围的师已经解围脱险。随后，毛泽东经过调查，提议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前方开会，总结、检查打赣州的问题。在这次中央局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指出，攻打赣州是错误的。

访问人：实践证明毛泽东反对打赣州是正确的，5 月 11 日的苏区中央局会议，毛泽东又受到批评是怎么回事呢？

黄允升：这件事与项英到上海临时中央汇报工作有关。他汇报了中央代表团对一些问题的处置和赣南会议情况，同时认为反右倾还不够。临时中央对这位工人出身的干部意见特别重视，于是有临时中央对苏区中央局的连续批评。4 月 5 日一封信，4 月 14 日又一封信，说：“右倾机会主义是各个苏区党面前的主要危险”，对“革命形势估计不足”、“忽视反苏联战争的危险”等，这封信要求苏区党组织领导军民“进行坚决的革命的进攻”，强调对“右倾作最坚决无情的争斗”。对于这封信，毛泽东和苏区中央局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毛泽东是在漳州前线看到这封信的，他联系实际，于 5 月初复电苏区中央局，指出：“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改组后的苏区中央局于 5 月 11 日开会讨论，否定和批评了毛泽东的意见，表示同意和接受临时中央的指示和批评，承认中央局“自去年三次战争胜利以来对于目前政治形势的估量，犯了极严重的一贯右倾主义错误”；“须彻底纠正中央局过去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右倾机会主义是苏区党内的主要危险”。当时毛泽东在漳州，未出席这次会议。毛泽东后来说，他被缺席审判，一审终结，不许上诉。访问人：据了解 5 月 20 日临时中央还有一封信，批评了苏区中央局，是吗？黄允升：是的。5 月 20 日临时中央又电示苏区中央局指出：苏区党代表大会（赣南会议）“一般的接受了中央的指示”，“对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及进攻的路线，缺乏明确的肯定的指示”。指示电还指责赣南会议以反对所谓狭隘的经验论，代替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就是说，临时中央认为赣南会议对毛泽东批评得还不够。6 月 17 日苏区中央局开会，讨论中央 5 月 20 日电示，承认中央的批评是正确的，这就预示着王明“左”倾路

线要对毛泽东进行更严厉的批判和斗争了。所以怪事也就出来了， 1932 年

4 月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身分率红一、五军团攻克漳州，缴获两架飞机和大量军用物资，并筹集了大批款项，为反击敌军“围剿”奠定了物质基础。但是，当红一方面军恢复番号时，苏区中央局只任朱德为司令，毛泽东的总政委职务就没有恢复。

访问人：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不明白，中央反复指示苏区中央局要坚决执行进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中央局也因此一次次地作出决议，要贯彻执行。那么，中央局的同志的态度是诚心诚意接受中央指示，还是服从组织原则呢？为什么只有毛泽东站出来顶？

黄允升：这不是一句两句可以说清的问题。简单他说，既有和中央思路比较一致的一面，也有服从组织的一面。应该说当时的毛泽东是看得准的，所以他顶起来就比较坚决。因为思想认识的不一致，反映到红军的行动问题

上，必然产生分歧。在红军打下漳州后，关于红军的作战，一段时间内大家的思想还比较一致。项英从中央汇报回来以后比较神气，好像掌握了临时中央的精神，连中央局书记也要同他协商办事。后来周恩来去前线，在他力荐的情况下，毛泽东才又担任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他可以名正言顺的指挥打仗了，这对毛泽东来讲，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访问人：可是好景不长，在作战方向问题上，很快就和后方中央局的同志产生了分歧。

黄允升：是的。8 月上旬苏区中央局会议在兴国召开，接受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主力在赣江以东北上作战，先消灭乐安、宜黄之敌，再打南城、南丰等地来援之敌，进而威逼和夺取吉安、抚州，以配合鄂豫皖、湘鄂西红军反“围剿”的建议。

访问人：这次会议的精神，8 月 8 日中央军委发出了训令，是说首先消灭乐安、宜黄之敌，进而威胁与夺取吉安、抚州、南丰、樟树及南昌附近的较大城市。实际上这还是一种积极进攻的姿态，这自然也是毛泽东的意见了？黄允升：你们想想，在那样一种环境下，他不以进攻大城市为前提，毛

泽东的意见能被采纳吗？仔细琢磨，毛泽东很讲究策略，在他看来，只要大家同意消灭乐安、宜黄等地的敌人就行，至于像抚州、南昌那样的大城市打不打，那是以后的事情，先打了小的和可以打的地方再说，不然他恐怕连发言权也没有了。因为毛泽东打乐安、宜黄的意见被通过，红军立即采取了迅速果敢的行动，从 8 月 17 日至 22 日，一周之内就连克乐安、宜黄、南丰三

城，歼敌 5000 多，给抚州、南昌、樟树之敌以极大震动。本来按原定计划还要打南城，因为红军在乐安等地的胜利，敌人重新调整了驻防部署，南城一下子集中了 17 个团的兵力，工事坚固，不可能再行进攻。这样就和中央局产生了分歧，中央局对他们不乘胜进攻南城很不满意，要求他们立即找寻机会与敌人作战。毛泽东等认为“出击必须是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严重错误。” 这样来回反复定不下来，中央局认为他们贯彻的不是中央关于积极进攻的策略，是在延缓作战时间，这顶大帽子底下，毛泽东等前线同志解释：我们是在贯彻积极进攻的路线，只是必须寻找合适的作战机会，不能鲁莽从事。正在争执不下的时候，苏区中央局收到临时中央关于中央红军行动方针的指示电：说蒋介石由武汉回庐山，召集在赣将领开会，即将倾全力向我中央苏区及赣东北取进攻之势，我方须立即紧急动员警戒，并以最积极迅速之行动，择敌人弱点击破一面，勿待其合围，反失时机，望即定军事动员计划。9 月26 日毛泽东、朱德又正好发了一个红一方面军的训令。这个训令不是积极寻找敌人作战，而是就地发动群众，准备反“围剿”战场，无疑这是正确的，后来的第四次反“围剿”也是在这里打的。但却使中央局火了，立即致电说，这个训令“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对这种离开原则的观点，要“给以无情的打击”。因为原来前后方意见不一致，前线曾提议后方的中央局到前线开会讨论决定，他们没有同意。待接到临时中央关于军事行动指示电和毛泽东、朱德的训令，中央局立刻命令前线暂时停止行动，他们立即到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并把中央指示电转发给前方。因此就有了 10 月上旬的宁都会议，就有了毛泽东又丢兵权，回后方做政府工作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