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宁都会议，毛泽东为自己的不公正提出“申诉”，又被否定

访问人：据说还有个第二次宁都会议，是吗？

黄允升：是的。第二次宁都会议是在 1933 年 6 月上旬开的，会议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主持，总结了前段工作。毛泽东出席会议，仍然坚持积极防御路线，认为第一次宁都会议确定红军主力北上、击破敌军一面、粉碎敌军于“进剿”合围之前的进攻任务并未实现，而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采用的仍然是“诱敌深入”、运用大兵团伏击战的办法取得的，于是对上次宁都会议提出批评，对自己受到不正确的批评提出申诉。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不怕压力、坚持原则的韧劲，为当时好多人所折服。但是，博古在作结论中重申前次宁都会议是正确的，说没有前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

的胜利。这样，毛泽东有根有据的批评和正确的申诉又被否定，仍处在挨批的位置上，心情沉重。

好在毛泽东能不断平衡自己，把那些所谓“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狭隘经验论”的观点，当作自己看书学习的“兴奋剂”，下决心看了很多马列著作，比如《反杜林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等等。他联系中国革命实践读，很有心得， 找到了反对教条主义的思想武器，并把《两个策略》一书转给前线指挥作战的彭德怀同志，在书皮上写着：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不久，又把《“左”派幼稚病》一书寄给彭德怀，在书面上写着：你看了以前送去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险性。

访问人：毛泽东在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几年，做了大量工作？

黄允升：是的，他相忍为党，在王明“左”倾路线下做了力所能及的大量工作。比如：中央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政权建设和文化建设等，使错误路线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还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稳定群众生活， 大力支援了前线指战员的战斗。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领导的查田运动。尽管有“左”倾路线的干扰和影响，用博古后来认识的话说，干扰得使毛泽东无法做“查田运动”的领导，但终究还是基本上战胜了“左”的一套。 1933 年 10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和他写的《怎样分析阶级》两个文件，对怎样划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作出明确规定；对劳动与附带劳动的区别、地主与富农的区别、富农与富裕中农的区别、富裕中农与其他中农的区别、贫农问题及地主富农兼商人的问题，都作出了明确的政策规定；纠正了土地斗争中因“左”倾而造成阶级阵线混乱的偏向。这两个文件的贯彻执行，分清了阶级阵线，“查田运动” 健康发展，使广大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更加发挥起来，有力地支援了前线的军事斗争。这两个文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土地改革政策的重要文献。

但是，王明“左”倾路线领导者博古等，对毛泽东的作为更加不满，又要采取组织措施了。博古等主持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把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推进到顶点，同时把毛泽东等整到了最低谷，仅有一点实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也给搞掉了，由洛甫来代替。毛泽东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到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时，毛泽东仅剩下一个挂名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