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的情怀

访问人：你如何看待毛泽东？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王蒙：1957 年反右以后，我陷入那样一种处境，当然没有可能和毛泽东接触，但即使没有给他汇报工作或接受他的教育的机会，也总有一种感觉存在，这种感觉除去大家都知道的他作为总体在历史上的作用外，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拥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情怀，他的诗歌是浪漫主义的，他的书法也是浪漫主义的。

访问人：就是说比较有气势。

王蒙：有气势，不受约束。他的思想非常自由奔放，不受条条框框的束缚，也喜欢说些比较惊人的话，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有时他把一些大事说得很小，“天塌不下来”这是他喜欢说的，还有“文革”中也说过的这样的话“无非是死几个人”。

访问人：50 年代未他在提到不怕原子战争时，也曾说过无非死几个人，即使死一半，还有一半继续革命。

王蒙：这个特点最突出。他批评王明教条主义，用的方式也是非常轻松的惊人的方式，说他们无非就是不知道几个事情：第一不知道人要吃饭，第二不知道打仗要死人，第三不知道路要一步步地走。（大意）你看他讲得多么轻松，好像是很小的事情，但实际上抓住了要害。教条主义搞了许多高深的理论，反倒回避了生活，其实革命包括战争是最实际的东西。教条主义的要害不在于用理论比较理论，那很难鉴别，不容易驳倒，我在解放前就看过王明的《为中共党的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光看书，王明也是一套一套的，不能看出他有什么错误。毛泽东用三件事来批驳玉明，是抓住了他最要害的地方。

他的有些做法，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比如他最喜欢游泳，就进而在全国掀起了一个高潮，游泳本来是国家体委的任务，最多由荣高棠抓也就够了。可他亲自抓。

访问人：他给游泳赋予了政治方面的意义。

王蒙：不仅是政治方面，还有哲学方面的意义，后来变成一条语录，“大风大浪并不可怕⋯”。“文革”中的红卫兵拉练，是最典型的毛泽东方式，既解决了实际问题，又给它一种浪漫主义的色彩。实际问题是红卫兵到处串连，都上火车，火车受不了，整个铁路的运行秩序已经一塌糊涂，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叫红卫兵不坐火车，徒步拉练，用这种浪漫的方式解决了实际问题。还有金门打炮中提出“单日打炮，双日不打炮”。都是不可思议的，非常富有想象。

访问人：似乎像猫玩老鼠，给人一种游刃有余的感觉。

王蒙：1958 年大跃进中批评所谓右倾保守，他引用了枚乘《七发》，这个事例一方面说明了他的才气，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独树一帜，不能什么事情都从第三国际的条文里或《联共党史简明教程》里去找根据。

访问人：就是说，他有中国气派。

王蒙：中国气派，非常独特的。这种浪漫主义和他作为一个革命家的自信、自负有关系，同时也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关系，他从一个很普通的山拗里出生的农民子弟，到一个师范学校的学生，再到一个最一般的图书管理员；在党内，一开始的地位也很低，可到最后，他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的领导人，并成功地领导了中国革命。这种浪漫主义，还和中国革命根据地所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有关系，军事共产主义是很平等的，顶多分为大灶、中灶、小灶，区别很小。官兵关系、军民关系、上下级关系都很密切，在人们中有种精神的力量，所以毛泽东实际上喜欢强调精神的作用。

访问人：他非常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

王蒙：很注意精神，比如那段著名的吃苹果论，提出“不吃苹果是很高尚的”，多么形象、深刻。用这种浪漫主义和军事共产主义结合起来，在解

决一些革命任务时他获得了非凡的成功。包括“山沟里出马克思主义”这种说法，也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因为这很难从理论上作出细致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本身并不是出在山沟里，而是现代工业，起码是近代产业革命之后的并且积累继承了一个长远的文化传统的产物。但他讲山沟里可以出马克思主义，因为中国革命的依据恰恰是在山沟里，所以他这样讲是有道理的，并且是反驳王明对山沟的不敬。在指导战争中他提出的许多军事思想，既是非常实际的又是很浪漫的，几大战役的策划、总体上的以少胜多具体上的以多胜少，都成功了。

但这种浪漫主义又有它的缺陷，毛泽东晚年的悲剧就在于他把在革命战争中行之有效的经验照搬到经济工作与治理国家中，特别是用那种浪漫主义的办法来搞经济，遭受了挫折。

访问人：这就是说，当他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者时，他仍把他的浪漫主义运用到这个范围中就容易出毛病。

王蒙：特别是搞经济建设，因为经济生活的很多规律并不浪漫，至少利益原则一点都不浪漫。但毛泽东不信这个利益原则，他动不动就讲我们在延安时如何，没有这套东西不是照样也成功了吗？完全忽略了在掌握政权前，当时还是一个比较小的根据地或革命队伍人数不太多的情况下，人们组成的军事共产主义的关系，和后来掌握了政权以后，面对一个几亿、十几亿人口的国家把社会生活组织起来，这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

访问人：这恐怕是两个规律，也就是说革命的规律、战争的规律同搞建设的规律是不一样的，不能生硬地搬过来。

王蒙：对。但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说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第一的，人怎样生活就怎样思考。延安时期，基本的一条是军事共产主义，顶多分大、中、小灶，胡宗南进攻延安，把中、小灶撤销，全部吃大灶，毛泽东也去吃大灶。但解放后能这样吗？当然了，就是在延安时毛泽东也不可能天天这样，但起码他可以走到农民那里，抱起一个娃娃，和农民随便说上几句话。建国后这些都不可能了，光保卫制度也受不了。所以军事共产主义可以用它来夺取政权，但不能用来巩固政权，特别是不可能发展生产力，因为政权一掌握，老百姓就要求你提高他的生活，否则他就不会拥护你。可见，你如果不能发展生产，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总是一个缺陷。访问人：很多问题就会出现，不尖锐的也变得尖锐了。王蒙：所以他的浪漫主义必然要跌跟头，不重视经济规律、不重视物质利益原则、不重视市场价值，发展到“文革”，他的浪漫主义更达到顶峰，严重脱离了实际。他是想建立一个和所有社会都完全不一样的理想国，可是这个理想国不但没建成，相反的，由于“文革”的发疯，严重破坏了生产，破坏了社会的安定。访问人：“文革”的发动，有理想主义的因素，是不是还有别的动机？王蒙：原因很复杂，有他对社会的理想主义，但又有党内的斗争、人事的关系，国际环境的作用。这问题太复杂了，一时说不清。在经济生活上，毛泽东一直保留着许多他在革命战争中的习惯用语，所以 1958 年他提出的一些经济口号都是当年打仗的口号，什么“钢铁元帅升帐”，“电力、交通是先行官”，“打歼灭战”，砸铁锅也要把钢铁搞上来，一年翻一番等等，这些要用在战争上很可能是行之有效的，但搞经济建设不行。战争可以这样，为打下一座城市不惜一切代价，先控制了再说；经济建设不能为了钢铁产量其他一切都不管了，国民经济的均衡全部破坏，以后用了几年国民经济才慢慢恢复。我有个

感觉，从 1959 年以后他已经不太爱大篇地讨论经济问题，他有点回避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问题。访问人：是不是对于经济问题的心态很矛盾，一方面他从来就不想照苏联的模式走，但他自己搞了一次又不成功，找不到一条合适的路，心里很矛盾？

王蒙：他对苏联的不满是由来已久的，1956 年前后，他是想摸索出一套和苏联不同的路子，他先提出百花齐放，又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要树立一个比较灵活、务实的社会环境，建立一个事实求是的社会主义国家，走一个和苏联不一样的中国独特的道路。但他这样做的结果，在 1957 年后受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压力，一个是他确实受到了某些知识分子给以他确实承受不了的批评的压力，另一个是他受到了党内一些不赞成他的新思路的人的压力。所以 1957 年后，虽然走了和苏联不一样的道路，但恰恰是走了比苏联更“左”的道路，这又是他的悲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