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陈之间的异同

访问人：陈独秀是毛泽东的导师，是陈独秀导引着毛泽东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但最后的结果，毛泽东坚持了马克思主义，陈独秀则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什么原因呢？他们之间有什么异同吗？

唐宝林：陈独秀和毛泽东都是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渴望中国强大富强，同时又都是有独立思想的人，都主张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但由于二人在理论创造性上的差异，前者失败了，后者成功了。由于失败，陈独秀最终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由于成功，毛泽东才始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两个是否善于结合，决定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旗帜的典型。

访问人：您能具体谈谈“理论创造性”上的差异是指什么？

唐宝林：建党初期，由于“二七”惨案的结果，党中央企图在中国照搬十月革命模式直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计划失败后，陈独秀一度产生“二次革命论”的思想，认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先进行由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协助的民主主义革命，在这样的思想指

导下，再加上接着进行的国民革命由国民党来实施领导，而国共合作的形式由于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共产党实际上处于次要的服从的地位；而当资产阶级反共时，共产国际又命令中共不许反击，只能让步，结果导致大革命的失败。失败之后，他又不能像毛泽东那样，正确总结经验，找到正确的道路，而是转向托洛茨基主义。这种理论上极“左”（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行动上极右（当前没有革命形势，不能进行武装斗争，只能在城市里进行国民会议运动）的理论，又导致陈独秀领导的托派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不断地失败。由于他们一直标榜托洛茨基主义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所以陈独秀晚年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动摇。这也是符合社会思想规律的，一般来说，只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不断胜利，才能巩固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总是失败，自然就会产生动摇情绪。相反，对于毛泽东来说，他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不能领导革命，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民，所以他在大革命失败后就引导党下到农村去，领导农民开展武装斗争。实践的结果虽有曲折，但总的来说是不断地取得胜利。所以他越来越坚信马克思主义，这就是他们两个人的差异。同样道理，毛泽东晚年搞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由于不断地给党和人民带来灾难，终于被人们所否定；而邓小平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所以能取而代之，获得人民衷心的拥护，是因为它能指导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胜利。由此可见，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还是维护一种理论得到人民信仰的唯一根据。

访问人：我们还考虑，陈独秀与毛泽东两个人的差异还与经验有关系。陈独秀纯粹学者出身，学者闹革命就要带很多的书生气，缺少灵活精神。毛泽东虽然学生出身，但他更注意了解中国国情，更具有政治家的素质，这似乎也是他们两人很重要的一个不同点。

唐宝林：这是一个重要的不同点。我认为，毛泽东是政治家，没有书生的迂腐气。陈独秀有学者的风度，但缺少政治家的品性。这样完全不同的两类人物一起放到革命的风浪中去检验，最后的赢家肯定是毛泽东。一般来说政治家在政治斗争中能正确估计形势，审时度势，确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采取灵活的策略，善于妥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达到自己既定的目标。毛泽东这方面十分出色，表现出非凡的才能，不愧为伟大的领袖。相对来讲陈独秀在政治上却是个矮子，他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往往不能正确估计形势，提不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时又不能团结人共同奋斗，最后成为孤家寡人，共产党离开了他，托派离开了他，他还以“终身反对派”为荣，宣称“不怕孤立”，自然不可能成功和胜利。他晚年在文章里两次承认，自己奔波一生，政治上失败了。但是，作为学者则不然，他这种为真理而执着奋斗、能自圆其说、自成一家、创造一种学说而不怕孤立的精神，往往会取得很高的学术成果。所以，他在学术上是个强者。然而，如果用这种学者品性去从事政治斗争，往往会转化成书呆子气，固执已见，迂腐，不能照顾全局，不能团结大多数。书生从政，这是陈独秀政治上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由此也给他带来一个优点，即不会搞阴谋诡计。有些政治家为了保持自己不败的地位，塑造自己“一贯正确”的形象，往往耍政治手腕，搞阴谋诡计，诸如翻云覆雨、文过饰非之类。陈独秀由于是书生，不会这一套。于是，他在政治上失败的同时，个人品格却高大起来。所以李维汉说过：我党早期的领袖中只有两个人不搞阴谋诡计，陈独秀一个，

瞿秋白一个。恰恰瞿秋白也是“书生从政”的典型。陈独秀一生光明磊落。他自己说过：“我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给陈其昌等的信》1937 年 11 月 21 日）可见耿直得可爱。

陈独秀与毛泽东还有两个差异：一、时代的差异。由于年龄上的差距，两人主要的历史功绩产生在两个不同的时代。陈独秀的历史功绩主要产生在1915 年创办《新青年》到 1927 年大革命失败之前，包括领导新文化运动、创建中共、领导早期工人运动、五卅运动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暴动等。这个时代我称之为“陈独秀时代”，因为这时代的任何人的历史功绩都不能与他相比。这时代的特点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时期，打一个比方，是资产阶级把革命领导权的接力棒交到无产阶级手中的接力区，或者说是两个阶级激烈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时期。 1927 年以后，中国革命的

领导权就完全落到无产阶级的手里。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主要在 1927 年以后，

可以延长到 1956 年。同样，这个时期内，没有任何人的历史功绩可以与他相比，我们可以称之为“毛泽东时代”。陈独秀在这个时代里，已经失去了对历史的影响。由于两个人的时代相承而不相叠，两个人的主要历史活动不相混杂和冲突，历史功绩就互不掩盖，再加上毛泽东时代在陈独秀时代之后，这是毛泽东可以坦然地肯定并公正客观地评价陈独秀历史功绩的重要原因。

访问人：您上面讲到陈独秀在学术上是很强的，是否再说得具体些。唐宝林：好的。他不仅汉学很好，还懂得几门外语，学识非常渊博，一

生中，在从事政治活动之余，进行了不少学术研究。我在编写《新论语——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陈独秀卷”一书时，深切地感觉到，他在政治、经济、文化、学术、教育、民主、科学、民族、宗教、伦理道德、人生观、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妇女、家庭、婚姻、人口、法律、中外经济和文化交流、社会主义等广泛的领域都有很深的思考和研究，撰写了大量论著，发表了不少深刻的见解，有的至今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芒。尤其在音韵学、文字学领域，他的学术成果有较高的造诣，撰有约 100 万字的论著，除了台湾出的陈独秀文字学专著《文字新诠》之外，《陈独秀音韵学论集》也将由中华书局出版。

所以，胡适、傅孟真和王森然等著名学者，都曾为陈独秀把过多的精力放在政治上而惋惜，认为他若专心于学术，“当代名家，实无其匹”。王森然在 1934 年得知陈在狱中刻苦读书、潜心著述时评论说：“先生书无不读，又精通日文、法文（更精通英文、拉丁文）。故其学，术无不精；其文，理无不透；雄辩滔滔，长于言才，无论任何问题，研究之，均能深入；解决之，计划周详；苟能专门致力于理论及学术，当代名家，实无其匹。⋯⋯其个性过强，凡事均以大无畏不顾一切之精神处理之。无论任何学说，必参已意以研究之，无迷信崇拜之意。故每当大会讨论之际，其意见迭出，精详过人；常使满座震惊奇绝，或拍掌称快，或呆目无言，诚为一代之骄子，当世之怪杰也。惜仍以指挥行动之时多，精心研究学术之时少，虽有专一、有恒、自信之美德，致不能完成其哲学理论之中心。”（《近代二十家评传》）

所以，在学术上，无论是学识、成果和风度，陈独秀和毛泽东不在一个层次上。

由此看到，政治家与学者犹如鱼与熊掌，不可兼得。陈独秀的悲剧，也许就是人生错位，即“学者从政”，结果“两败俱伤”，最后还是回到“书

生”的本分上来。如他的好友朱蕴山最后赠诗所云：“僵死到头终不变，盖棺论定老书生。”

1993 年 3 月 21 日于北京近代史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