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毛泽东

访问人：您多年从事徐向前的生平和思想研究，对党史、军史也很熟悉。我们想请您谈谈毛泽东与徐帅交往以及他们之间友谊的情况。据我们所知，在十大元帅中，南方籍的有九个，北方籍的只有徐帅，毛泽东和徐帅相识也晚一些。

张麟：是的，他们在 1935 年 7 月才第一次见面，是在长征路上相识的。

不过这之前有段插曲挺有意思： 1927 年上半年，徐向前在中央军事政治武汉分校当少校队长。大革命失败前夕，我党的一位地下交通员，给他一张条子，要他赶快离开武汉，里面写着“找毛泽东”。当时风声很紧，我党已经转入地下，到哪里去找毛泽东呢？没处去找，又不能公开打听，这时武汉又不容他留身，他就到江西张发奎司令部任参谋。张发奎虽然还没有清共，不过那只是迟早的问题，所以徐向前总是觉得不踏实，心里依然想着党的“交通”给他的那张字条：“找毛泽东”。

访问人：这之前徐向前知道毛泽东吗？

张麟：知道，而且还很敬佩。徐向前 1925 年在黄埔军校，就听说过毛泽东的大名。在武汉军校时，毛泽东也在武汉，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在国民党内也有很高的地位，是一个很知名的人物。徐帅说，当时他听人讲过毛泽东，对毛泽东评价很高，他和周围的人也议论过，认为毛泽东是中国有学问的人。所以当党的“交通”，要他找毛泽东时，他是很高兴的。

访问人：但他没能找到毛泽东，可谓失之交臂，是件遗憾的事情。后来张发奎宣布驱逐共产党，徐向前怎么办了呢？

张麟：当时的徐向前犯了难。到哪里去呢？去找毛泽东？却不知毛泽东在什么地方；南昌起义爆发后，他曾想到南昌去，只是既无介绍信，又不知道南昌起义军的去向。他自己回忆说，当时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最后下定决心，还是返回了武汉，去找党的组织。

徐向前到了武汉，找到了那个从前与他秘密接头的交通站，结果交通站已遭破坏。没有办法，他到了上海，到上海找党中央。上海同武汉一样，也是一片白色恐怖，党的组织不是那么好找的。有一天，他正在街上转，忽然碰上了武汉军校的李楚白，李是他在武汉入党的介绍人，真是喜出望外。这样徐向前才和党接上了关系。直到这个时候，“找毛泽东”的那张字条，他还保留着。

访问人：党的地下交通让他找毛泽东，是不是分配他去和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还是别的什么？

张麟：这些都不清楚，徐向前本人也不清楚。他到了上海，先是中央派

他去广东，在工人赤卫队中做秘密工作，领导第六联队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他撤退到东江海陆丰和彭湃一起开展武装斗争。后来海陆丰又失败了，他奉命辗转到了香港。中共“六大”以后，再次回到上海。这一段经历比较曲折。在上海党中央问他准备做什么，他说还是做军事工作。中央说，鄂东北有个红三十一师，师长吴光浩最近牺牲了，你就去那里吧。这是 1929

年底的事情。从 1929 年到 1932 年，徐向前在鄂豫皖由开始是师长，到任军长，到任四方面军总指挥，一路发展比较顺利。后来第五次反“围剿”中，因为敌人重点包围大别山，四方面军突出重围，跨过秦岭、巴山，到川陕建立了苏区。在川陕根据地，四方面军由 2 万人发展到 8 万人，号称 10 万。四方面军也发展到鼎盛时期。

访问人：这期间徐向前虽然一直没有见到毛泽东，随着战争的深入和发展，他是否对毛泽东间接的有了更多的了解呢？

张麟：井冈山时期，朱毛红军，后为中央红军，在全国影响很大，对各个根据地都有影响。大别山红军开始没有电台和中央联系，但从报纸上，从中央派来的巡视员口中，都知道毛泽东和朱德，以及他们的作战情况，像“十六字诀”、“诱敌深入”等等，对各根据地红军是有影响的。特别是毛泽东关于建立根据地的思想，建设人民军队的思想等等，所有这些对徐向前不能说没有影响，当然，徐向前在实践中也有他的创造和发展，如他的游击战术七条原则，他的“围点打援”战术，既与毛泽东的作战方针原则吻合，又有发展。根据我了解的情况，包括张国煮对毛泽东都是比较赞赏的。张国焘在鄂豫皖讲课，当讲到王明一伙上台后的中央时，张摇头，说这些娃娃能搞出什么名堂。私下里和徐向前谈到中央领导人时，张国焘认为毛泽东还是比王明等人高明的。所以徐向前对毛泽东是敬仰的。各根据地其他一些领导同志，我听说一些也是敬佩毛泽东的。

访问人： 1935 年 6 月，当两军会师时徐向前一定很高兴了？

张麟：是高兴的。其实开头包括张国焘也高兴。当他们知道中央红军即将和四方面军会师时，做了大量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提出迎接百战百胜的中央红军，在物质上准备了很多毛衣、毛袜、草鞋、粮食、药品、衣物等等，同时派李先念率 30 军前去迎接，徐向前还代表四方面军领导人起草了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的信，派他的警卫班长亲手交给毛泽东。这表明了徐向前对毛泽东、对中央是很信任的。当时徐向前有个想法，一旦红军会合后，他要离开四方面军，到中央做点具体工作。

访问人：是否他心里有点什么想法？

张麟：心里很不舒服，老婆都被当成 AB 团杀了，张国焘对他一直是“用而不信”。他与张国焘、陈昌浩虽一起共事多年，但在许多问题上说不到一块。他这个人比较实际，对那些吃洋面包培养的教条主义者，有许多事是格格不入的。分歧多，心情总不那么愉快。

访问人：当徐向前见到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时发生了什么事呢？

张麟：两军会师的时间是 1935 年 6 月，徐向前因为在前方指挥打仗，一

直到 7 月 12 日在芦花才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这期间发生了许许多多曲折的

事情。开始是迎接百战百胜的中央红军，看到的中央红军只有 2 万多人，而

且穿的破破烂烂，像一路逃难的样子。相反四方面军有 8 万人，整整齐齐。张国焘因此就向毛泽东和党中央争权，说中央有什么正确，是逃难，中央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向下边散布了很多对中央不满的话。中央红军中也有人

指责四方面军有“土匪作风”，“政治落后”，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等等。公平他讲，一方面军自古田会议以后，纪律比较严明，政治工作开展得也好。相比之下，四方面军差一些，纪律比较涣散，存在着打人骂人、枪毙逃兵等等。但不论怎么说，他们毕竟发展了 8 万红军的队伍，创造了除中央苏区之外的第二大根据地。尤其说他们是“逃跑主义”等等，徐向前听了也反感。他说：我们是拥护第三国际实行土地革命的，莫非我们打蒋介石打错了吗？

访问人：徐向前从 1927 年就开始找毛泽东，找了 8 年才在这里相见。相见之时又有这么多复杂的现实问题在里面，是否使他们的相见蒙上了一层阴影呢？

张麟：尽管徐向前对一些问题有看法，有想不通的地方，但他和张国煮不同，他是积极拥护两军团结的，积极拥护中央的北上方针。所以当他见到毛泽东时，还是很高兴的。尤其看到毛泽东的安详大度，印象非常深刻。毛泽东也很高兴，他代表中央政府亲自将一枚红星金质奖章授给徐向前，以表彰徐向前在四方面军的突出功绩。

：这次见面徐向前是否向毛泽东谈起他 1927 年找毛泽东的事，谈起他准备离开四方面军的事？

张麟：当时的敌情十分严重，人们最关心的是敌情。所以他们谈起的主要是敌情，以及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当然，徐向前也说到大革命失败前夕“交通”给他的那张纸条的故事。为此我间过徐帅，他说当时当个笑谈。

访问人：这以后毛泽东和徐向前是否就在一起活动了？

张麟：没有。7 月 22 日中央在芦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为统一认识而召开的。徐向前只参加了一天会，7 月 22 日就和陈昌浩一起率军从芦花出发，向毛儿盖进军了。8 月 10 日红军分左右两路行动，徐向前率右路军北上，随同毛泽东和中央机关行动。但是行军中徐向前和毛泽东是很少见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