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失误的原因

访问人，那么，毛泽东晚年的失误都有哪些原因？

逄先知：毛泽东晚年的失误的确是使人痛心的，但又不是偶然的。我认为最主要是三条。

第一，他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脱离了他创立和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在民主革命时期以及建国后的一段时间里，都是十分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且身体力行，亲自作调查，因此，他才获得了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但从 50 年代末期以后，这个优点在他身上渐渐减少了，甚至违反

了这些东西。 1958 年的“大跃进”为什么犯那么大的错误，虽与他思想上的空想成分有关，但脱离实际是主要原因，如果他能到农村去了解到真实情况，是不会做出那样的决策的。当时他派我们下去，我们亲眼看到农村里，生产是大兵团作战，通宵达旦地干，生活是吃大锅饭，男女分开住，这怎么行。但这些实际情况毛泽东看不到，他只要一下去就被人群包围了。到天津视察时就被人群围了里三层外三层，在这种情况下，他搞调查研究确实受到很大限制。

访问人：是不是也有制度方面的原因，比如保卫制度不允许？

逄先知：制度是一个方面，关键还是他有没有决心。他自己讲过，进城后，官做大了，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作那样的调查没有了。1962 年派我们到韶山调查，他是准备去的，但终究没有去。解放以后他就没有到农村中作过直接调查，更没有在农村住过。他每次下去，都是省委书记

陪着，听汇报、调查的对象不是地委书记，就是县委书记，这怎么能了解到真实情况？不脱离实际才怪。所以，造成那么大的损失，出现那么大的失误，脱离实际是主要的。

有人写这段历史，把他说成是空想主义者，我不赞成。搞人民公社，确实带有空想的成分。对这个问题也要作点分析。当年提倡农村人民公社办工业，办商业，搞工农商学兵于一体，不能说没有一点合理的成分。我们今天的农村乡镇也是工农商学兵一起搞，不光有农业，还搞工业、商业、第三产业，办学校等等。现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苏南，许多乡镇企业，就是由过去的社队企业转化而发展起来的。但那时脱离了生产力水平，搞的是政社合一的公社体制。特别是在开始搞公社化那阵子，搞一大二公，的确吃了苦头。“一平二调”，大刮共产风，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甚至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些，确实完全是空想的。但从 1958 年冬，毛泽东即发现

错误，并且费很大力气，去纠正错误。从 1959 年起，不断提出下放核算单位，先是下放到一个乡范围的生产大队，再下放到一个行政村、一个自然村范围的生产大队，最后是二三十户规模的生产队。广州会议时，他曾经批了一个主张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的材料，但是没有引起注意，为此，他很不高兴。另外，到他的晚年，年龄大了，很多人又都是顺着他讲，这也是脱离实际的一个原因。访问人：陆定一同志讲，能不能坚持调查研究，确实也和年龄有关系，至少年纪大了，跑路也跑不动了。逄先知：那时我们到南方去调查，天气很冷，有时住草棚子，这种条件，让毛泽东去他会吃不消，组织上也不会那样安排。因此，他在早年曾经用过的，很自然的找几个农民，像拉家常那样的形式，很难做到了。他了解情况，不是看报告，就是听汇报，而这些又有相当成分是看他的脸色行事，喜欢什么给什么，强调阶级斗争了，马上就来阶级斗争的材料，强调生产了，又报来关于生产的材料。长此以往，不出问题才怪。这是第一点。第二，是专断，听不得不同意见。前面我在讲他成功的第二条，是尊重各种意见，善于从群众的呼声中找出我们政策的出发点，这本是他的好作风，后来走向了反面，破坏了党内民主，一言堂而不是群言堂，最后导致犯错误。访问人：他的专断和民主作风的改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逄先知：按胡乔木同志讲，是从 1958 年 1 月南宁会议批评反

冒进开始。但这不是一下子形成的，有一个过程， 1958 年南宁会议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3 月的成都会议还算开得生动活泼，但到 1959 年庐山会议又来了一个升级，以后专断就占了主导地位。因此，他脱离实际是一步一步发展的，听不得不同意见而导致专断也是一步一步发展的。访问人：有人认为，庐山会议彭老总那种提意见的方式也有不好的一面，如果换一种较为和缓的方式，后来的结果可能不一样，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逢先知：过去乔木同志也讲过，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用那样一种态度提意见，确有不妥之处，如果是当面的心平气和地讲，不用堵气，情况也许不同一些。我看有一定的道理。当然，这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那时党内很多人对“三面红旗”有意见，持不同意见的材料也陆续反映到毛泽东那里，彭德怀只是一个代表，即使不是他出来讲，总会有人出来讲，当然不至于出现那样尖锐的形式。另外，国际上出现的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以及引起的一股反共思潮，对毛泽东走向“左”的方面影响很大。在那种环境下，他不能不想到我们党，不能不维护他提出的一套在他看来是正确的东西，因此，出现庐山会议后反“右倾”的那种结局也是必然的了。

尽管如此，还要看到，毛泽东晚年的指导思想是在一定范围内偏离了毛泽东思想，并不是全部，如果是全部，没有一点正确的东西，那还不把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国搞垮了。特别是在国际斗争中，他维护了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并利用国际形势变化的时机，打开了中美、中日关系，创造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这一点要充分估计到。

访问人：这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重要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可能我们后来的改革开放要克服更多的困难。

我们想再问一个问题，毛泽东的失误，从他的思维方式角度看，是不是也有什么原因呢？

逄先知：在回答你们的提问之前，我再补充一点，讲毛泽东晚年失误的又一个原因。毛泽东在晚年不能很好地团结一切可能团结和应该团结的人，像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那样，相反，在几次政治运动中（最突出的是 1957

年的反右和 1959 年的反右倾，伤害和打击了许多人，或者是反右扩大化了，或者是根本不该反右而反右。在党内如此，对党外也是如此。以后搞“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更发展到了极端。我认为，不能很好地团结越来越多的人，是毛泽东晚年的一个失误，又是失误的一个原因。你们看，以上讲的三个失误的原因，恰恰是他三个成功秘诀的反面。他的失误，正是违反了他过去一贯坚持的一些正确的东西。

现在，回过头来，回答你们提的问题。毛泽东的晚年，在思想方法上有极端化的倾向，极端化也是思想僵化的一种表现。他原来的辩证法讲得多么好，不仅写出了《实践论》、《矛盾论》这样的著作，而且把唯物辩证法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运用得非常精当，非常纯熟。例如，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提出“又联合又斗争”的总政策；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反顽斗争中，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军事斗争中，提出“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的战略方针。在一般的斗争策略上，提出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他独创的。另外，不知你们注意到没有，延安时期他曾肯定过孔子的“中庸”的概念。

访问人：这是他在 1939 年给张闻天等人的信中讲的，认为中庸的“过犹不及”“不偏不倚”是“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不是折衷主义。

逄先知：是这样。但到了晚年，他的思想方法确实出现了极端化，不大讲统一，过分强调斗争，强调斗争是绝对的，以至于说出“中国有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一类的话。有人提出“合二而一”的哲学概念，就说是“阶级调和论”。这种倾向的产生，从深处说，有思想惯性的作用。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在长期残酷的阶级斗争中，使他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强烈的阶级斗争观念。建国后，他从理论到实践，正确地实行过由阶级斗争为中心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是不牢固的，一遇风吹草动，他马上警觉起来，过分地估计了阶级斗争的形势，把阶级斗争这个弦绷得很紧。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有曲折， 1957 年虽然讲了主要矛盾是阶级斗争，到 1958 年又提出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到技术革命，提出超英赶美。“大跃进”失败了，党内出现分歧，他又回到阶级斗争的思路上。最后终于导致错误趋向压倒了正确趋向，晚年的悲剧就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