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邓小平在对社会主义理解上的相同和差异

访问人：上面您给我们谈了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上的成功和失

误，以及成功和失误的原因，很受启发。那么，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以及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上，毛泽东和邓小平有区别和差异吗？

逄先知：首先应当肯定；毛泽东和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在根本目标上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社会主义应当是生产力高度发达，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全民的共同富裕，使中国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不能说毛泽东不重视发展生产。早在延安时期他就非常重视革命根据地的生产建设， 1942 年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了《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长篇书面报告，把生产事业看作根据地的中心工作之一。特别是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把“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作为判断“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的标志。这就是生产力标准。到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工作重心转移，由农村到城市，在城市工作中又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建国以后，尽快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面貌，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是他提出并努力为之奋斗的。直到 1957 年 2 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还明确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些，都是大家熟知的。但是从 1957 年夏季起，他的这个思想骤然起了变化，由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转到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把发展生产力的任务放到次要地位。这中间尽管有些反复，总的趋势就是这么个趋势。搞“文化大革命”就到了极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领导全党实行拨乱反正，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他说，我们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搞清楚，主要是指五十年代末期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认为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是阶级斗争，而否认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要说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有什么不同，这应当是最重要的一条。其次，在社会经济形态问题上，毛泽东强调实行单一的公有制；邓小平则强调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适当发展个体的、私营的、中外合资的多种经济成分以为补充。在经济体制方面，毛泽东基本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同苏联有某些区别）；邓小平主张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进而又主张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毛泽东还不够开放，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封闭；邓小平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

这里，我想着重谈谈他们怎样对待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问题。对于毛泽东来说，如果把发展生产和实现社会公平比作天平上的两端的话，那么，他的砝码总是更多地加在后一方面。就是说，在处理这两者之间的矛盾的时候，毛泽东更强调公平，有时为了社会公平，甚至可以牺牲效率。拿包产到户来说，这种形式明显对发展生产力、提高经济效益有利，但在 1962 年的北戴河会议上，他尖锐批评包产到户，认为如果实行包产到户，不到一年，就可以看出阶级分化很厉害。他希望什么呢？希望大多数人都过着较为平均的生活，不要贫富悬殊，大家同步达到富裕。这个愿望是无可非议的。但事实证明，同步富裕和平均发展都不可能，结果是平均主义，这是一条发展缓慢的道路。

访问人：小平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同毛泽东有什么侧重的不同吗？

逄先知：小平同志也强调共同富裕。他把共同富裕有时叫做社会主义的

目的，有时叫做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有时叫做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他说过，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他在南方谈话中还讲到：“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那么，怎样达到共同富裕呢？小平同志提出一个新路子、新办法，这就是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人、其他地区达到共同富裕。小平同志把这个叫做大政策。的确，这个政策一实行，经济就活了，被平均主义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所压抑的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被调动起来了，被发挥出来了，人们的聪明才智也显露出来了。当然，实行这个政策，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贫富差距会有暂时拉大的趋势，但它终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共同富裕。

访问人：毛泽东在对待公平和效率问题上的态度，是不是有他自身经历的或其他方面的原因呢？

逄先知：当然有。毛泽东出身农民家庭，耳闻目睹广大贫苦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苦难生活，从小就对贫苦农民给予极大的同情，产生对贫苦农民的深厚感情，对土豪劣绅，对剥削制度和一切不公正的社会现象深恶痛绝。他17 岁那年，长沙饥民造反惨遭镇压，曾给他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他一生就

是要追求一个公平的、人人完全平等的理想社会。在 1962 年的北戴河会议上，他曾说：“完全不要一点平均主义，比方说，不要基本口粮，不要照顾，光搞按劳分配，光争取富裕阶层，可是把农村的五保户、困难户、军工烈属这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人，丢开不管，也是不行的。这些人在农村中是我们的依靠。”毛泽东在他的晚年，一方面反对平均主义，主张实行按劳分配，以便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又不彻底反对平均主义，甚至主张搞点平均主义，不彻底实行按劳分配，甚至批判或者限制按劳分配，怕的是发生“阶级分化”。他是想寻找一个既能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以利于发展生产，又能防止“阶级分化”，保证“社会公平”、人人完全平等的结合点。

访问人：这个结合点他始终没有找到，甚至可以说，为了找到这个结合点，走入了歧途。

逄先知：他主观上是要找到这样一个结合点，但实际上走上了平均主义的道路，影响和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带领下，首先在农村搞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进而确定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同时，又强调国家的宏观调控，把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目的。这样，既充分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同时又避免无政府状态、避免两极分化。尽管现实生活中还有许多不尽如意的地方，但是，只要全面地准确地遵照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去做，去认真地贯彻落实，毛泽东所希望的、也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一个富裕的民主的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定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