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其他团体和机构的努力

罗马俱乐部是未来发展研究的杰出代表，但不是唯一代表，目前进行未来发展研究的团体和机构很多。在此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世界观察研究所， 该所成立于 1975 年，是由美国著名的思想家和农业科学家莱斯特·布朗创建的。这个所的指导思想：一是预警，即描绘现实困境，预告将来的严重问题； 二是指出全球协调发展的新思路、新建议、新措施。他与罗马俱乐部的不同之处在于对未来发展研究的实证分析和决策运用。用布朗自己的话来讲就是：“要对大量的研究结果及各种统计资料进行加工，并浓缩成 40 页一篇的报告，供那些决策人员阅读。”①也就是说，世界观察研究所是对各种已有的情报进行综合分析，揭示其内在联系，然后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告诉公众， 对公众进行全球教育，并努力影响各级决策机构的决策。所以，他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建立在大量经验材料综合分析基础上的论文。自 1984 年起，该所开

始定期出版关于世界状况的年度报告，至今已有 9 卷。由于年度报告的信息

量大，分析深刻，所以，报告的影响日渐扩大。目前，该报告已用 27 种语言

出版，发行 50 万册，仅英文版就已突破 10 万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所提出的“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的概念，不仅成为全球问题研究中的通用概念，而且被国际社会广泛采纳和运用。

在对未来发展研究作出特殊贡献的团体中，勃兰特委员会占有独特的位置。这个委员会的确切名称是“国家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成立于 1977 年。它成立后发表过两个著名报告，即《争取世界的生存》和《争取世界经济的复苏》，中心议题是南北关系。有些学者这样评价这两个报告，认为报告从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现实和世界事物相互依存的客观规律出发，批评了现

存经济秩序的不合理，指出了南北差距日益加剧的现实和必将导致的恶果， 提出了南北对话，寻找全球协调发展的一系列建议、主张。由于委员会成员大都是各个国家原政府首脑和官员，其中不少成员来自发展中国家，所以， 这个内容和观点都比较客观的报告，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它被翻译成二十几种文字，促进各国政府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政府，认真研究和处理南北关系问题。可以这样说，南北关系能够在当今国际事务中颇受重视，是与勃兰特委员会分不开的。①

国际社会不仅设立专门机构研究未来发展问题，还组织各种专门会议来推动未来发展问题的研究，或在有关会议上商讨未来发展问题的对策。尤其值得提出的是自 1972 年开始的每年一届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极大地促

进了国际社会对未来发展问题的重视和研究。从 1972 年斯德哥尔摩的《人类环境宣言》，到 1992 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 世纪议程》，纪录了人类在认识环境与发展问题上所走过的历程。尽管前进道路上仍然荆棘丛生，但人类负有保护地球共同体的责任，国际社会必须卓有成效地协调解决危及人类生存的环境和发展问题，这已逐渐成为当代人的共识。

总之，始于本世纪 60 年代末的未来发展研究方兴未艾，已成为当代最热门的话题。它的研究发生了几个非常明显的变化：

第一，研究领域的拓宽。由最初的生态环境、人口危机、资源开发利用， 扩展到世界经济危机、南北差距等问题的研究。

第二，研究力度的深化。由探究影响未来发展的物质系统深入到社会系统；由注重物理极限深入社会、文化极限，即转向人的革命。

第三，研究倾向的转移。由最初的学术探讨转向应用开发，直接为一些国家和政府决策服务，为国际社会制定全球发展战略服务。《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就是为国际决策服务的最为典型的杰作。

第四，研究主体的多元化。正因为研究倾向发生转移，所以必然导致研究主体的相应变化。最早从事未来发展研究的大都是学者和科学家，随后， 由于人类发展面临的问题日益严重，对当代国际社会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影响越来越突出，所以这一研究开始得到各国政治家和政府官员的重视。于是，研究主体呈现出从民间和私人研究所、高级研究中心，到各级政府研究部门的多元化趋势。①未来发展研究的上述变化是一种积极的变化，这种变化表明该研究正沿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特别值得高兴的是，未来发展研究已从学术圈跨入政府决策圈，成为指导人类未来发展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