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利略和罗马教会

正如上面已经指出的那样，伽利略很早就已成为一个心悦诚服的哥白尼主义者。由于哥白尼著作被列为禁书，因此伽利略不得不谨慎小心。但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日心说的热诚发展到不可遏上的地步，而他对经院哲学的偏见和偏狭的憎恨也必定使他有时发表在当时看来是不慎重的言论。1613 年，他发表了《论(36)太阳黑子的书信》（Letters on the Solar Spots）， 表达了他对哥白尼主义笃信不疑。他被指责为信奉邪说，但他极力为自己辩护，不仅试图把与日心说相悻的《圣经》经文解释清楚，而且甚至还试图引用经文来支持日心说。因此，他在 1615 年受到警告，要他置身于神学争论之外。1616 年初，宗教法庭的权威神学家们颁布了如下法令：“认为太阳处于宇宙中心静止不动的观点是愚蠢的，在哲学上是虚妄的，纯属邪说，因为它违反《圣经》。认为地球不是在宇宙的中心，甚至还有周日转动的观点在哲学上也是虚妄的，至少是一种错误的信念。”凡是传授地球运动学说的书都被查禁，教皇保罗五世迹警告伽利略不得“持有、传授或捍卫”哥白尼理论。

伽利略在 1610 年离开帕多瓦，此后除了偶尔访问罗马之外，一直在托斯

卡尼大公的庇护下居住在佛罗伦萨。在 1616 年对他提出告诫以后，伽利略在许多年里保持着一定程度的沉默，潜心于科学研究。1623 年，他发表了《试金者》（Saggiatore），书中他极其机智地试图把替星解释为犹如晕和虹霓的大气现象。伽利略将这本书奉献给了新教皇乌尔班八世。这位教皇对天文学很感兴趣，曾赋诗庆祝伽利略发现木星卫星。现在他又忽视了《试金者》中有些段落为哥白尼观点所做的含蓄的辩护。事情看上去是那么大有希望： 伽利略看来已试图说服教皇接受日心说，或者劝说他至少撤销 1616 年的法

令。但是这一切都成了泡影。当 1632 年伽利略发表了轰动整个学术界的《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时，他就大难临头了。《对话》在发表之前曾被审查员检查通过。但是，曾经与伽利略就观察太阳黑子的优先权问题发生过争执的那稣会教士沙伊纳进行挑拨离间而得逞。据说他说服教皇相信，他就是《对话》中那个愚笨的地心说捍卫者辛普利丘。总之，这本书遭到禁止，作者被宗教法庭传唤到罗马。起初他托辞有病，但后来他还是在 1633 年 2 月去到罗马，被监禁起来。6 月他在宗教法庭受审，遭到刑讯逼供。于是，伽利略宣布放弃信仰，宗教法庭遂感到满意而判处监禁。法庭命令他在三年里每星期都要背诵《诗篇》中的七首忏悔诗。伽利(37)略被迫公开宣布放弃信仰，这值得录引下来作为宗教和科学关系史的文献。这里稍有节略。“我跪在尊敬的西

班牙宗教法庭庭长面前。我抚摸着《福音书》保证，我相信并将始终相信教会所承认的和教导的东西都是真理。我奉神圣的宗教法庭之令，不再相信也不再传授地球运动而太阳静止的虚妄理论，因为这违反《圣经》。然而，我曾写过并发表了一本书，在书中我阐发了这种理论，并且提出了支持这种理论的有力根据。因而我已被宣布为涉嫌信奉邪说。现在，为了消除每个天主教徒对我的应有的怀疑，

我发誓放弃并诅咒己指控的谬见和邪说、一切其他谬见和任何违背教会教导的见解。我还发誓，将来我永远不再用中面或者口头发表任何可能使我再次受到怀疑的言论。我不管在什么地方发现任何邪

说，或者觉得有这种可疑，都将立即向神圣的法庭报告。”显然，伽利略不仅打算改变自己

的信念，而且还准备充当特务，把别人交给宗教法庭恣意虐待。相传伽利略在被迫公开认错之后，曾喃喃自语道：“可是，地球是在运动。”这传说至少表明伽利略实际上仍抱着这个总的信念，甚或他对教会或任何其他强权机构妄想阻止科学思想前进的企图的嘲弄和谴责有增无已。

《对话》和哥白尼的其他著作一直列为禁书，直到 1822 年红衣主教团终于宣布允许在天主教国家讲授哥白尼理论。于是，一贯正确的教会不得不宣布放弃其早先的观点。在有些地方，科学思想可能发展极其缓慢；“可是， 它是在运动。”

在监禁或者说半监禁中度过了几个月之后，伽利略蒙准到靠近佛罗伦萨的阿切特里过隐居生活。他对科学的热忱仍不减当年。但是，他从此局限于研究那些不大可能与教会发生冲突的问题。他极其重要的科学贡献《关于两种新科学的谈话》（Discourseson Two New Sciences）于 1638 年在荷兰莱顿由埃尔策维尔斯出版社出版。该书在 1636 年就已写成，但因为意大利禁止发表他的著作，所以不能立即出版。1637 年，伽利略双目完全失明。不过， 他在门徒特别是维维安尼和托里拆利的帮助下，仍然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

1638 年，伽利略在阿切特里受到伟大诗人、请教徒约翰·弥尔顿的拜访。弥尔顿的《力士参孙》（Samson Agonistes）（1671 年）可以看作是体现了双目失明的伽利略和这位诗人两人的悲剧。(38)六年以后，弥尔顿在他的《论出版自由》（Areopagitica）（1644 年）中谈到了这次访问。这篇论文庄严要求“出版无需批准的自由”。他在开头几页里表示他喜爱的是“希腊古老而优雅的人性”而不是“匈奴和挪威人堂皇的粗野跋扈”。弥尔顿的话今天仍不失其重要意义，而且鉴于匈奴的野蛮和法西斯主义的暴戾又在伽利略故乡肆虐，同时对自由的蔑视也与日俱增，他在批评议院禁止印刷没有得到批准的书籍的命令时写道：“上下议院的议员们，听听国民的忠告吧！有识之士对你们这个命

令的阻拦只是唇枪舌战而没有实际意义。我可以谈谈我在这种宗教法庭横行的其他国家的见闻；我被拥坐在他们的志士仁人中间，因为我赢得过荣誉，还因为我有幸出生在他们心目中有哲学自由的英国， 而他们一味哀叹他们学术所处的侍婢地位；而正是这使意大利理智的光荣减色；这许多年星，除了谄媚和夸夸其谈之外，什么也没有写出来。我寻访了著名的伽利略，他已经衰老，由于主张为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审查员所不容的天文学思想而成为阶下囚”（Areopagitica，ed.T.Holtwhite，

1819，PP.116f.）。

伽利略在 1642 年与世长辞。同年，一颗新星在西方升起——牛顿降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