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的世俗化

中世纪科学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是基督教会。教会主要关心平民，蔑视世界和众生、而且傲慢地自信拥有无所不包的天启真理。因此，教会始则轻视继而敌视一切企图凭借独立的理性之光来探索自然知识的人。事实上，教会有时也感到，利用科学和哲学的论据来反驳不信宗教的人或者异端是很得策的。但是，任何这种非宗教的思想都必须服从教会为教义。象罗吉尔·培根

（1214—92）和列奥那多·达·芬奇（1452—1519）那样具有独立精神的人都慑于教会的权势而噤若寒蝉。如果能够自由行事的话，他们本来会使科学得到复兴。甚至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也都没有直接促进科学发展。诚然， 文艺复兴通过与自然主义的异教相接触而向基督教世界吹进了一股清新的凉风。但是，它更关心的是书本知识，而不是对自然的第一手研究。而且在大学里，古典文学的研究也证明不利于科学研究。至于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们， 他们至少也象天主教一样容不得异端。然而，这两个运动都间接地对科学事业有所贡献。教派争吵不休和教会专横的偏狭使一些出类拔萃的人对它们退避三舍，他们转而诉诸理性之光来探求真理，漠视一切教派声称的天启的权威。这些人立即就受到文艺复兴运动所振兴的自然主义精神的影响。当各大学对科学采取冷漠态度的时候，一些新的研究机构或研究院却为了促进实验科学而建立起来了。这些新的研究机构中，著名的有佛罗伦萨的西芒托学院

（建于 1657 年）、伦敦的皇家学会（建于 1662 年）和巴黎科学院（建于 1666 年）。这些研究机构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政府的鼓励，政府期(9)待它们将作出许多有用的发现作为报偿。例如，为了英国海军的利益而建立的格林威治天文台（1675 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这样，知识的探求逐渐地世俗化了，走出中世纪的修道院而进入近代世界，虽然不进行斗争，教会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此外，还有一些政治因素也在起促进作用。在近代最初的科学史上，象在经济和政治领域里一样，英国和荷兰在科学领域里也起了重要作用。这两个国家通过国际贸易的经验学会了采取宽容态度；两国都与天主教进行斗争；它们的政府因此更倾向于对那些探求自然知识的人采取一定程度的容忍态度，给予相当的自由。荷兰实际上变成许多学识渊博的法国人的避难所， 这些法国人在祖国感到不安全，因为那里夭主教对大学控制得相当严密。学术界和科学界还感激荷兰的是，埃尔策维尔斯出版社和其他出版社出版了大量书刊，它们在那些关键性的年月里大大促进了知识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