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盏巨型宫灯出自两位日本美术家之手

1949 年 9 月 30 日，北京一家大报这样报道说：“天安门城楼顶上金碧

辉煌，栋梁也粉刷一新，栋梁中间分悬着 8 个巨大的红灯。” 实际上，这篇现场报道叙述得很不够。

在天安门城楼上悬吊着的八盏大红宫灯，每一盏都至少需要 3 个大人环抱才能搂抱过来。每盏宫灯在飘荡的黄色流苏衬映下，显得十分红人。

但人们却很难想到，这八盏宫灯的设计竟出自两位日本美术家之手。 当时，城楼的布置装饰任务是由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负责的。宣传部

长张致祥亲自到天安门考察了一番，又把这项任务的设计工作交给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的舞美队。

这个文工团的前身是晋察冀军区的抗敌剧社，建国后改名为战友文工团。

舞美队长苏凡从张致祥部长那里接受任务时，距开国大典只有 20 多天的时间了。张致祥感到时间很累，问苏凡有什么困难。苏凡却似乎早有准备， 成竹在胸。原来他手下有两个“才子”。他们都是日本人，一个叫肖野、40 多岁，一个叫森茂，才 30 岁。他们都是日本美术专科学校毕业的学生。

张致祥和苏凡拿出大皮尺测量着天安门的各种数据，肖野和森茂用心构思。为保证设计的准确性，两位日本美术家提出要亲自测量一下。

天安门里面的西厢房，成了肖野和森茂的设计室。各种数据资料都堆积在这里。

不久，两位日本美术家设计出 20 幅各式各样的绘画草图。张致祥把它们连夜亲自送到周恩来办公室。

深夜的灯光下，周恩来一眼就看中了 8 盏太阳般宫灯的设计，眉宇间露出赞美的表情。张致祥心中悬着的一块石头顿时落地。

周恩来拿起笔，在设计图上对一些局部地方作了些删改。他一边抹去金水桥栏上扎满彩球的设计，一边对张致祥说：“把城楼突出表现出来就行了， 其他地方不要搞得大花哨。大会会场的设计，一定要保持一种既喜庆欢乐又严肃庄重的气氛。”

八个大红宫灯一经确定，周恩来要求在庆祝大会前两天张挂起来。

然而要找这么巨大的宫灯却不是易事，北平城压根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宫灯。

只剩 10 天了。张致祥急得直上火。

年长的肖野冷静地想了想，说：“北平城里不是有做宫灯的吗？找一个扎灯艺人来，我们自己干。”

这话提醒了苏凡。

明清两代的京都云集了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尤其是结扎宫灯的技术堪称绝活。故宫的档案里，对这些精湛的手艺人都有详细记载。

舞美队长苏凡直奔故宫。

故宫的工作人员大都是留用的，他们很愿意为解放军做些事情。但是一听宫灯的尺寸，他们都连连摇头。

最后他们又找到了一个 70 多岁的老艺人。

老艺人第一次见到如此大胆如此豪放的设计图。他一言不发地到天安门城楼上转了三圈儿。

“你们知道，这么大的宫灯我这辈子别说做，见也没见过。让我做可以， 不过有个条件你们要答应。”老艺人不慌不忙地说。

苏凡爽快地点头。 “这几个宫灯，我可以找我的徒弟来一块儿做。但是，这么巨大的宫灯

做成了也抬不上去，因此，只能在天安门城楼上做。”老人一口气说完后便望着苏凡。

苏凡一口答应下来。

于是，老艺人叫来他的两个徒弟，又招呼苏凡去买绿竹、红布、黑钉、黄穗。两位日本美术家便负责美化宫灯的云头和制做黄金般的流苏。

整整三天三夜，老艺人和日本朋友没下城楼一步。

张致祥每天都爬上城楼转几圈，看着一天比一天多的一米高的大宫灯， 他舒了一口气，脸上堆满笑容。

离庆祝大会还有一天，八个大宫灯竣工了。

张致祥调来一队战士，搬来几架梯子，折腾了好一阵，才把它们送到十根廊柱之间。

但是，小小的钉子不能固定沉重的灯身，肖野扭头望望粗胖的灯宠，又抬头望望几枚小钉子，有了主意。

“把灯拴在横梁上，两旁砸两个铁环辅助一下就行了。” 众人七手八脚地帮助宫灯各就各位。

大会筹委会决定美术组留一个负责人在天安门上值班，城楼上已布置就绪，要保证不出问题。苏凡自告奋勇留下了。

那时，苏凡与著名演员田华新婚不久，为了守候那八盏蕴含着美好传说的宫灯，他填好了审查表，呈报市公安局批准、领回了天安门城楼的出入证。

周恩来对这八盏椎陈出新、既有民间风味又有宫廷式华丽的大红宫灯特别满意。

开国大典那一天，肖野和森茂站在广场上，向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苏凡使劲挥手。苏凡高举两个胳膊，向他的两位日本朋友致敬。

事隔 20 多年后的 1972 年，田华出访日本，还特意去拜访了肖野和森茂两位老战友，田华是抗敌剧社的老演员，年轻的一代从他们热烈的交谈中第一次听到天安门的故事。

从此，田华夫妇与两位日本美术家鸿雁传书，像亲戚一样越走越近。 两位老人十分怀念中国。森茂看完《骆驼祥子》，说：“又回到熟悉的

者地方了，西直门、西四白塔、胡同、四合院⋯⋯”在北京的日子又活在他

的脑海中。

1977 年，森茂怀着无限的思念给苏凡夫妇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想念的苏凡、田华先生：

你们好！去年十一月刚刚见到田华，然而一月八日又收到你给我们的来信，后天可能是会见汪洋！真想不到，我感到非常高兴！

我平常忧虑着你们的祖国变化大大，痛苦的事情很多。这次得到你们的好消息，我的不安解消而放了心！

虽然已经过去了二十七年的日子，你给我们信里说的那样亲热，我深深地感谢你们。我一夜睡不着，因为过去的事情一切好像走马灯似地走来走去， 而感动得流泪！与你们老朋友般一起过日子的光景，好像电影一样照出来！ 回忆到往事，或紧张或愉快。多么有意义的生活！我这已经是六十六岁的老头儿，我平常对我妻子和女儿说，我的生涯中最幸福最有价值的时间，比得过高贵的宝石！但是我那时候，工作上、生活上、态度上不大好，所以你领导上挂了多多的麻烦，对不起你们了。可是我决不能忘，思想上、工作上你们那高高烈烈的火焰，坚决地战斗精神，我必须要学习你们。

壮阔美丽的天安门大宫灯的红光，在我脑子里还在不断地往来往去⋯⋯ 森茂盼望再有机会去中国。

肖野也写了一封信。他说：“我们的战斗友谊在世界上是稀有的，它是超时间的友谊，时间是无法计算我们的友情的。但是二十七年的时间还是显得太长了。”

田华从日本访问回国后，聂荣臻元帅邀请田华夫妇来家中做客。苏凡和田华把肖野和森茂的情况告诉了聂帅。苏凡说：“人家为我们开国大典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们应当表示感谢，能不能请两位日本朋友来一下。”

“你们写个报告，我批给王炳南。”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同意了。王炳南当时是对外文委的负责人，主持日常工作。

苏凡和田华左商量右商量，觉得难以下笔。“我们两个算什么，怎么能起草邀请报告？”以后，苏凡又把这事几与原北影厂长汪洋谈过，也与战友文工团的老团长刘佳谈过。但是重返中国对于两位日本老人来说，无论财力无论体力都不能支持。

生活总是存在着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