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发奎建议李宗仁学张学良扣押蒋介石

南京失守后，李宗仁回到桂林。

蒋介石派居正、吴忠信到桂林劝驾，并带来一封亲笔信，信中指责李说： “现在党国处在危急存亡的最后关头，你身为代理总统，对党国、对人民负有不可旁贷的责任，岂能儿戏视之一走了事。”接着又说，“我是国民党的总裁，就处境和地位说，理应党存你存、你存我存。只有党存在，你存在， 我才能存在。也只有你有前途，我自己才有前途，此外别无任何出路，决没有不全力支持你的道理。”

蒋介石最后表示，只要李到广州来负责，一切军、政、财权都可归李掌握，一定要使李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军队有军队，决不背后掣肘云云。蒋介石的信使李宗仁动心了，他由桂林飞到广州。对此，刘斐当面讥讽

李宗仁说：“你像那个童活故事里的那只猴子了。有只猴子蹲在树上，有个捉猴的人想把它捉住，但没有办法捉到手，后来他想了主意，从怀中取出一只苹果来，向猴子再三诱惑，示意要把苹果给它，那猴子看见了苹果，果然垂涎三尺，跳来跳去，终于经不起诱惑，下树来取那只苹果，刚想把苹果抓上，却被捉猴子的人一把抓住，套上了锁链。”

李宗仁到广州后，立即与何应钦、白崇橹商议。拟对全国军队重新部署， 以便对解放军做有计划的长期作战。

“健生，华中情况怎样？”李宗仁首先关切地向白崇禧询问。

白崇禧说：“武汉失守后，我重新调整了部署，我拟以张淦、陈明仁、黄杰等兵团守武长路正面，以徐启明兵团守赣西为右翼，宋希濂部守常德、芒江一线为左翼。”

李宗仁、何应钦对这个部署没有异议。接下来，自西北战场开始，三个人对全国的兵力部署进行研讨。李宗仁望着宽大的军用地图，分析了双方的态势，一个宏大的战略构想了然于胸。他说：“虽然共军来势凶猛，但从纯军事角度讲，我方防线自宁夏、甘肃、西安，经鄂北、汀北、南昌，至粤北、闽南，一字长蛇，未始不可与共军作最后的周旋。如运用得宜，美援及时而至，将来鹿死谁手，犹未可预卜。”

何应钦、白崇禧全笑了。何应钦说：“只要德公有信心，这个仗就好打了。”

李宗仁谦逊地一笑：“哪里，哪里，敬之兄言重了。”

部署在常德、蓝江一线的宋希濂兵团奉蒋介石之命突然离开防地，撤到鄂、川边境的恩施。这件事，不但李宗仁、白崇禧蒙在鼓里，时任行政院长

的何应钦也一无所知。

蒋介石的用心很清楚，架空白崇禧，把华中军队夹在东西两翼的蒋军嫡系当中，不予方便，更不予支持，任其自生自灭。

何应钦于 1949 年 3 月上台组阁，勉强维持了两个月，5 月便忿然辞职。何应钦走后，白崇禧也回去做紧急处置，连夜回衡阳，官邸里显得冷清

与空落。

入夜，下起小雨，浙浙沥沥的雨声中，李宗仁想起刘裴讲的那个猴子上当的故事，他不禁狼狠骂道：“流氓！”

这时，副官蹑手蹑脚走进来，轻声报告：“陆军总司令张发奎有紧急事情求见。”

李宗仁披衣而起，说：“快让到书房。” “德公，深夜打搅，抱歉，抱歉。”张发奎歉然道。 “哪里，哪里。反正也睡不着，你来了，正好聊聊。”李宗仁心里明白，

张发奎深夜造访，决不是找他聊天。 “我也是睡不着啊。”张发奎长叹一声说：“德公，我有一句话，一直

憋在心里，老蒋背后处处掣肘，广东已岌岌可危，难道我们就束手待毙不成？”

李宗仁问：“依你之见，我们又当如何呢？”

张发奎郑重道：“趁蒋介石来穗之际，将其扣留，一如当初张学良、杨虎城之所为。你是代总统，居于合法地位，蒋介石纵使幕后操纵一切，但兵败如山倒之际，他的嫡系部属未必还那么尽忠于他。这是挽狂澜于既倒的最后办法。德公，你干还是不于？”

李宗仁坐不住了，站起来急促踱步，张发奎的目光跟着他来回转。许久，李宗仁坐下，慢慢他说出一番活： “向华，这是徒招恶名，无朴实际的莽事。”

张发奎大失所望，连声道：“德公，你胆子太小！胆子太小！”

李宗仁微微一笑，道：“你不在其位，可以幻想。你如在我的位置，你也不会干的。”

他看了一眼情绪激动的张发奎，继续道：“今日之下，我们所需要的， 第一是兵，第二是钱。蒋先生把兵调走，把钱存在台湾，我们纵然把蒋扣起来，第一不能把兵调回，第二不能把钱取出，则扣蒋又有何用？因然，这老蒋接二连三施拖垮两广局面的毒汁，是罪无可逭，把他扣起来宣其罪状于天下，可以泄一时之愤但我觉得处理国家大事，应以国计民生为出发点，不可徒为泄一时之愤。现在失败的大局已定，不必于败亡前夕作无补于大局之事， 为天下人笑。”

张发奎无可奈何道：“德公，你虽有宁人负我，我不负人之德，可人家未必须你的情。当断不断，反受其害！”

但李宗仁却说：“终归是要失败，最后维持一点失败的光荣不是更好吗？”

正是因为李宗仁怀有的妇人之仁，蒋介石才依旧在台北和广州间飞来飞去。但他对粤籍将领的不满还是有所察觉，他在黄埔召见余汉谋、薛岳等粤籍将领，大发雷霆：“你们以为你们可以反对我咯？谁反对我，我就叫谁死在我之前！”

蒋介石的流氓腔在广州激起一片冷笑与轻蔑。

蒋介石在广州最喜欢住黄埔。黄埔是他发祥之地，他正是通过控制黄埔军校抓住了军权，最后一步登天，坐上民国的龙椅。因此他对黄埔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1. 月底，蒋介石决定离粤回台。

一天，李宗仁打电话约蒋介石单独谈。李宗仁坐车穿过市区来到梅花村。

蒋介石下榻的私宅以前是陈济棠的公馆，是一幢大洋楼，四周有围墙环绕。

李宗仁进楼后，蒋介石引着他走进一间大客厅。侍卫端上茶后，退了下去。

两人坐定后，李宗仁开口便说：“蒋先生，今天我是以国家元首的地位来对你谈话。”

听了李宗仁的开场白，蒋介石大吃一惊，他忍住怒气，静坐默听起来。接着，李宗仁开始数落蒋介石：“蒋先生，因为国事已至不可收拾的地

步，今天不得不把话说明白。 “蒋先生过去每一次把事情弄糟了，总是把责任和过失推到别人身上。

例如东北剿共的失败，徐蚌会战全军覆灭，你把原因说成了军队不听你指挥。又比如，发行金圆券，引起全国经济恐慌，人民破产，自杀成群，你不躬身反省，反责备人民不拥护你的经济政策，再如，你纵容特务，滥捕学生及爱国人士，引起舆论指责，你不自疚，反说是本党同志不听你的话才如此，凡此种种，真不胜枚举！”

李宗仁喝了一口水，说：“你主政 20 几年，贪赃在法之风甚于北洋政府时代，舆论曾讥讽我们为‘军事北伐，政治南伐’。其实，此种评语还只是一种恕辞，类北洋官僚政客对舆论尚有所畏忌，而我国民政府则以革命旗帜为护符，凡讥评时政的，一律诬为‘反动分子’，以致人人缄口，不敢因片言惹祸，你对此情形竟亦熟视无睹，明知故纵！”

这时的蒋介石脸上略显尴尬神色。

李宗仁见自己的话引起蒋介石的震动，又说：“记得在南京时，魏德迈特使曾在国府饯行宴席上痛诋中国官员贪污无能。他以一外国官员公开侮辱我政府，实不成体统，当时参加会议的人中，竟有当场感动掉泪的。不知你对此知道不知道，知道了又作何感想？”

然后，李宗仁异常愤怒他说：“蒋先生，你此次是第三次引退，引退之时，你对张治中、居正、阎锡山、吴忠信等人一再声明，五年之内决不过问政治。你这样说，无非是在暗示我可放手去做，改弦更张，不受你的牵制。然而事实上又怎么样呢？你的所作所为与你说的完全相反。

“你不仅在者家奉化溪口架设七座无线电台，擅自指挥军队，而且密令京沪卫戍司令汤恩怕亲至杭州逮捕浙江省主席陈仪，并擅派周岩接替。以后到台湾后，你又命汤恩伯到福州挟持福建省主席朱绍良离闽，擅派汤氏代理福建省主席兼绥靖主任。凡此种种，皆是自毁诺言、目无政府的荒唐行为！”

这时，蒋介石面色更加难看。

李宗仁指斥道：“蒋先生，即使不从国家角度讲，而专从你的自私心而言，你宠信汤恩伯也是宠非其人。

“汤恩伯曾受过我指挥，我知之甚详，论品论才，汤氏任一师长已嫌过分，又怎么能指挥一个方面的大军？汤的为人，性情暴戾，矫揉造作，上行

下效，所率部队军纪荡然。抗战期间，河南民谣曾有这样的话：‘宁愿敌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

“我举个小例，说明汤氏的暴戾，抗战时，有次汤氏自河南叶县乘汽车往界首视察。当时天下雨，便从洛河改乘小轮船往东驶去。船启碇时，船身碰上囤船，摇震了一下，这也是常有的，没想到汤氏竟大发雷霆，派人将该船公司经理叫来责询。在大骂一阵奸商之后，汤氏竟拔出手枪将该经理当场打死。这件事当时远近传遍，大家都叹为怪事。当时我驻防老河口，也听到有人在讲这件事，还以为汤氏纵然暴戾，也不至于任性乱为到如此地步，然而，讲述这件事的人对我说，当时汤氏的总参议沈克在旁目击，可作证明。后来，我在北平行辕任上，有一次沈克便道来访，我偶尔想起这件事，便问沈克。沈克叹了一口气说，他那时以为汤总司令不过装模作样，侍枪恐吓而已，谁知他竟真的开枪，轰然一声，对方已应声倒地。沈克想抢前劝阻，已来不及了。沈克还对我说，在抗战期间他随追汤氏数年，像这样任性杀人之事已是家常便饭，不足为奇。沈克对我说时感叹万千。蒋先生，像汤恩伯这样的人，你也倚为心腹，能不坏事？”

当听到李宗仁大讲汤恩伯的过失时，蒋介石面色极为紧张、尴尬。一会儿后，面色才和缓起来。

李宗仁开始以为，以老蒋的个性与历史，在受到他的严厉训斥之下，必定与他大闹一番，却没想到在听完他的责备之后，蒋介石却问沈克现在何处。李宗仁回答说：“事已几年了，我也不知沈克的下落。”

最后，蒋介石竟若无其事地面带笑容，向李宗仁道歉道：“德邻弟，关于撤销福建省主席朱绍良一事，是我的错误，请你原谅。”

李宗仁只好说：“事情已经过去，不必再去记忆吧。”

李宗仁见蒋介石低首认错，也就不再多说什么，起身告辞。蒋介石跟随下楼，一直把李宗仁送上车，两人扬手而别。 蒋介石、李宗仁的“金兰之盟”，从此画上了句号。

1. 月 1 日，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日子。

此时，国民党总裁蒋介石正神情黯然地呆在在广州梅花村里。当他从收音机里听到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声音时，他恼恨得一阵头晕。两天后，他匆匆离开广州城。他得到消息，由陈赓将军统一指挥的人民

解放军第四兵团和第十五兵团已跨越粤北险关，向广州挺进。

10 月 6 日，解放军进占重镇曲江。大军兵分两路，直奔广州城，形成钳形夹击之势。

此时，广州城内的“国府”要员们，一个个犹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10 月 10 日，“代总统”李宗仁宣布：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一架又一架飞机从天河机场起飞，载着官员们逃往重庆。

一艘艘轮船沿西江向柳州驶去，车上装满了各种笨重物件，然后从柳州车运到重庆。

昔日耀武杨威的官员们，此时如丧家之犬。 昔日热闹繁华的市区，一下子变得寂静萧条。

“代总统”李宗仁决心在广州坚守到最后一刻。

10 月 9 日，程恩远、邱昌焕从香港九龙乘飞机赶到广州，来到迎宾馆。程思远对李宗仁说：“顾孟余先生向德公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德公不

要去重庆，应改往柳州或南宁‘组府’，务必同蒋介石划清界线，另搞一套。”

李宗仁回答说：“如果我下去重庆，白崇禧的 30 万兵就没有饭吃。”

10 月 11 日晚，程思远离开李宗仁坐“龙门”轮赴香港。

10 月 13 日，广州城已能听到枪炮声。李宗仁慌了，带着“总统府”随员匆匆离开广州城，坐飞机往桂林而去。

10 月 14 日，人民解放军进驻广州这座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