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出国为斯大林祝寿

新中国建立之初,百废待兴,党和国家领导人工作千头万绪,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更是日理万机。

但是为了巩固新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加强中国在世界上的外交地位,毛泽东决定,趁斯大林寿辰到来之际,前往莫斯科给斯大林祝寿,同时交换对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看法。

列车向着东北方飞驰着,寒流使车窗挂上霜花。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望着窗外的雪原。

他十分清楚,直到自己赴苏前夕,斯大林仍怀疑中国共产党会不会走“南斯拉夫式的道路”。并且,斯大林对自己让中国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参加新政府也深表忧虑,担心这样可能使新政府选择一条亲英美的西方路线。虽然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当时的时局与世界革命的大局出发,断然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但斯大林却是一位多疑的领袖。

12 月 16 日,毛泽东乘坐的专列顺利抵达莫斯科车站。“◻、◻、◻⋯⋯” 克里姆林宫的大钟敲响十二下,钟声回荡在莫斯科上空。

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孟希科夫等一批苏联高级领导人在站台上迎接毛泽东。

毛泽东匆匆检阅了仪仗队后便由莫洛托夫陪同前往下榻处。

毛泽东被安置在莫所科郊外一座舒适的别墅里,斯大林在卫国战争时期

曾住在这里。

安顿好后,莫洛托夫招呼毛泽东好好休息,并转告他:“下午 6 点整斯大林同志约毛主席到克里姆林宫会面。”

下午,警卫人员准时将毛泽东送到克里姆林官斯大林的会客室。斯大林的秘书请毛泽东到他屋里休息一下,便去向斯大林通报。

一会儿,秘书出来说:“斯大林同志请毛主席进去。”

门开了,以斯大林为首,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维辛斯基等在斯大林身后排成一字形。

当毛泽东一跨进门,斯大林就微笑着伸出双手迎上去,毛泽东的双手也伸了过去,两位世界上最伟大的共产党领袖的手,紧握在一起。

斯大林端详着毛泽东高大的身材,红润的面容,赞道:“你还很年轻嘛! 很健康嘛!容光焕发,很了不起!”

接着斯大林把莫洛托夫等人介绍给毛泽东。斯大林与毛泽东在桌边坐了下来。

斯大林激动地对毛泽东说:“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 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愿你健康!”

而毛泽东却意味深长地说:“这么多年来,我真要向你诉苦啊!我可是长期受打击,受排挤的人喔,有话无处说⋯⋯”

斯大林接过话茬说:“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公理。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最好的回答呀!”

毛泽东发出了笑声。

寒暄之后,会谈进入正题。斯大林的语气严肃起来,他说:“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在望,中国人民将获得彻底解放,共产党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的天平,加重了国际革命的砝码。恢复经济和建设国家将是你们头等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但你们有最宝贵、最丰裕的资本

——人力,这是取得最后胜利和向前发展的最可靠的保障和力量。你们获得全面胜利是无疑的。敌人并不会甘心,也是无疑的。然而今天敌人在你们面前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全心全意地祝愿你们的胜利,期望你们取得更大的胜利!”

“我代表中国人民衷心感谢苏联人民长期以来给予我们的支持和帮助, 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朋友的。”毛泽东十分诚恳地说。

会见中,斯大林再三问毛泽东:“你来一趟是不容易的,那么我们这次应该帮些什么?你有些什么想法或愿望?”

“这次来,一是为斯大林同志 70 寿辰祝贺;二是看一看苏联,从南到北, 从东到西,都想看一看。”

“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

毛泽东沉思片刻后,十分巧妙地说:“恐怕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

师哲在翻译时说。 “好看就是形式好看,要做给世界上的人看,冠冕堂皇;好吃,就是有

内容,有味道,实实在在。”

然而苏联人仍没明白所指为何,全部怔住了,只有贝利亚笑出声来。斯大林沉着地体会毛泽东话里的含意。

毛泽东没有直接去回答斯大林的问话,只是说:“我想叫周恩来总理来

一趟。”

斯大林惊讶地反问:“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事情,为什么还叫他来,他来干什么?”

毛泽东平静地说:“周恩来到了就可以商量这件事了。”接着他岔开了话题。

斯大林与毛泽东都没猜透对方的意图。斯大林认为过去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犯过错误,不便把自己的想法抛出来,但内心认为不管中苏双方签订什么样的条约,都应由他同毛泽东亲自签署。但毛泽东却一心想把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请到莫斯科来完成此任务。

斯大林忧心忡忡,派莫洛托夫、罗申等到毛泽东的住处拜访、交谈,想摸清毛泽东的想法。

他还亲自给毛泽东打电话,问他是否有新考虑、但毛泽东没有明说。 一天,柯瓦廖夫与费德林到别墅交谈时,毛泽东对柯瓦廖夫大发脾气:

“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什么事也不办,我是干什么来的?难道我来这里就是为天天吃饭、拉屎、睡觉吗?”

费德林回去后向斯大林反映了情况。之后,王稼祥也以大使身份到苏联外交部点明毛泽东的意图:“中苏之间应搞个政治文件。”

苏方终于明白了,他们同意签文件。随后,周恩来赶来莫斯科,达成了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设宴招待毛泽东。中方驻苏大使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正好坐在赫鲁晓夫和米高扬的中间。

“你是大学生吗?”米高扬问朱仲丽。 “我已经是一个医生了,” “噢,博士!你多大了?”赫鲁晓夫接过话茬。

“35 岁了。”朱仲丽以矜持的口吻对坐在左边的赫鲁晓夫说。

“哟!我以为你 20 岁呢!”米高扬惊奇地说。“你为什么这样的窈窕?你看你这身材。”赫鲁晓夫打趣道。朱仲仲丽听不懂窈窕的俄语,怔住了。 “你看,就是这样。”米高扬用手比划着,画了一个 S 形。

“不,不是这样!”赫鲁晓夫争辩道,并用两手划了两个相反的 S 形。朱仲丽终于明白了,几个人全都大笑起来。 “你们中国是不是只有地主婆才是胖子?”赫鲁晓夫好奇地问。 “她们吃得好,睡得足,当然长得胖啰!” “那你这么窈窕又是⋯⋯”

“并不是胖子都是地主婆嘛!我可是从小参加革命的!”朱仲丽十分自豪地说。

斯大林与毛泽东的会晤总是深夜,并常常是在莫斯科近郊的孔策沃别墅进行。而毛泽东也喜欢夜间工作。

斯大林通常坐在长桌的顶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照惯例就座。毛泽东的座位紧靠斯大林。

会谈开始前照例是贝利亚代表斯大林向大家祝酒。他用犀利的目光扫视大家一眼,看看是否斟满白兰地,然后站起来,讲几句祝酒词,劝大家干杯。

谈话几乎是在毛泽东与斯大林两人之间进行的,其他人都静静地听。 有一次毛泽东谈到自己的军队被国民党包围,指挥员号召战士们“不畏

艰险,视死如归”时,苏方翻译费德林不知如何解释。他请毛泽东写下这八个字,这时斯大林像嗅出什么异味,不高兴地对翻译费德林说:“您打算长时间地在这儿搞秘密活动吗?”

“不⋯⋯不⋯⋯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对这句话的理解发生了困难。”

“可您的困难拖得太久了些吧。”斯大林目光十分威严。 “马上⋯⋯马上,我完全弄清楚了再给您说。” “那好吧,请继续搞秘密活动吧!”斯大林头也没回地说。

贝利亚的头也转向费德林,用敏锐的眼睛审视着他。把这位苏联翻译吓得心惊胆颤。

“就按字面意思翻译吧!”斯大林又逼视着费德林命令道。费德林再次转向毛泽东,请求他作一番解释。

毛泽东侃侃而谈,他说,这是 12 世纪古代中国的一位著名统帅岳飞使用过一种说法,岳飞以抗击女真人入侵而出名,杭州市保留着这位有代表性的英雄的陵墓,这座陵墓以加害岳飞的叛徒的下跪形象而驰名。“中国字‘归’”, 毛泽东解释道,“在这里不是通常的‘回来’、‘再来,的意思,在历史上, ‘归’的意思是‘回到原来状态’。虽然在中国有许多人知道岳飞的名字, 但远不是任何一个中国人都知道这个成语的真正涵义。在此,这个成语应当这样理解:“藐视一切困难和痛苦,像看待自己回到原来状态一样看待死亡。”

斯大林耐心听完对毛泽东解释的翻译后,说:“看来这是一位天才的统帅,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和雄才大略。”

费德林心里的石块终于落地了,暗地里舒了一口气。

以后,毛泽东与斯大林又在莫斯科郊外进行了几次神秘的夜间会谈。 有一次,毛泽东小声地问坐在身边的费德林: “斯大林同志为什么把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掺到一起,而其余的同志却

不这样做呢?” “毛泽东同志,这很难解释,你最好问斯大林同志。” “不,这样很不礼貌。”毛泽东说。

“你们在那儿秘密地小声交谈些什么,要背着谁?”斯大林的声音响起了。费德林害怕地把脸转向了斯大林。

“是这么回事⋯⋯”费德林小心地谨慎地说。 “是的,是有点事!嘶大林打断了他的话,盯着他。 “是这样⋯⋯毛泽东同志问,你为什么把各种酒掺起来而其他同志为什

么不这样做?”费德林解释说。

这时毛泽东也平静地看着斯大林。

斯大林问翻译:“那您为什么不问问我呢?”

费德林此时发现贝利亚的眼光也紧盯自己,忙解释道:“请原谅,是毛泽东同志坚持不让我这么做,他认为,这样问您有一点不礼貌。”

“唔。”斯大林点点头,又问费德林:“而您觉得在这儿应该听准的呢?”斯大林说完,便笑着向毛泽东解释他为什么把各种酒掺起来。 “你知道吗?这是我早已形成的习惯。每一种葡萄酒,特别是格鲁吉亚

葡萄酒都有自己的味道和香味。我用红白葡萄酒混合起来增加酒的味道,就像是用草原上不同气味的香花扎个花束。”

“那您喜欢什么呢,斯大林同志,是红葡萄酒还是白葡萄酒?”毛泽东

又问道。

“我经常饮白葡萄酒,但是,我相信红葡萄酒,我早就开始饮这种酒。还在流放时,我得了一种伤寒病,一个狱中善良的医生悄悄给我用少量的红葡萄酒,似乎是西班牙酒,从死亡边缘救了我。从那时起,我就深信葡萄酒可作药用。”斯大林说。

“这就是你喜欢红白葡萄酒一起喝的原因了吧!”毛泽东听完这话,笑了起来。

在与斯大林的会谈中,毛泽东有时也并不掩饰自己在某些问题上与斯大林相反的观点。

有一次,斯大林突然问毛泽东在蒋介石的军队已失去了对上海的防守能力量,为什么不马上去夺取它。

“毛泽东同志,我真不明白,那时的机会这么有利,而你们为什么下马上夺取上海?”

毛泽东轻松地回答: “是的,是这样,但为什么我们一定耍马上就夺取呢?我们的力量还有

限,如果马上占领这座城市,我们就得负担起 600 多万居民吃饭的责任,就得背起大包袱。这个包袱蒋介石继续背去有什么不好呢?

斯大林暗道:“不占领中心城市,怕解决城里人的吃饭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吗?”

毛泽东看出斯大林内心在想什么,独自笑了。

在斯大林的内心深处,他始终错误地认为毛泽东有狭隘的农民意识,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与他有截然相反的立场。毛泽东认为,革命的理论必须与各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在中国,要取得革命的胜利,首要的问题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但斯大林不这样认为,他曾把毛泽东的回答告诉了赫鲁晓夫等人,说: “真不理解毛泽东是什么样的人?他说他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可他为什么又不按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依靠工人阶级进行斗争的理论去做呢?这些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真理难道毛泽东真的不懂吗?”

有一次两人在交谈中突然对讨论语言和思维的问题发生了浓厚兴趣。 斯大林总是本着他那部著名的语言学著作的精神反复陈述意见: “我认为语言作为一种表达思想的工具,是不带有阶级性的。你认为对

吗?毛泽东同志。”

而毛泽东则说:“各民族的文化和各民族的语言有共同之处。汉字和汉语尽管不易掌握,但实际上是所有人都能学会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学。只要愿意学和不断提高就可以掌握它,在这里是不分社会地位和阶级的。”

毛泽东的一席话使费德林产生了极大兴趣,他注视着毛泽东,手中的笔停下了。

“费德林同志。”斯大林大叫一声,接着命令道:“拿着您的盘子到我这儿来!”

费德林感到莫名其妙,但他还是拿起桌上自己面前的那只盘子,走到斯大林跟前。

斯大林说:“把这道菜拿去!这是难得的菜,您可能是第一次品尝它吧?”费德林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请拿去!”斯大林十分平静地说,“常言道,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费德林对最高统帅的盛情表示感谢,但却感到担忧。他刚才亲眼看到, 女服务员上菜时,曾对斯大林耳语了几句什么,之后,女服务员没把这道菜放在斯大林面前,而放在了他的旁边。

费德林硬着头皮吃了这道菜。 “费德林同志,您喜欢这个菜吗?”斯大林问道。 “斯大林同志,请原谅,我刚才耽搁了一会儿⋯⋯”费德林结结巴巴地

说,“这道菜⋯⋯这道菜的味道好极了。” “那您干嘛不早说呢?”斯大林鼓励费德林继续说下去。毛泽东与中国同志也笑了起来。

一天,费德林接到政府打来的紧急电话,让他立刻赶到克里姆林官。费德林匆匆赶到那里。

“毛泽东的私人中国厨师给我们制造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他说我们运来的鱼不新鲜,他们拒绝接受。”特别警卫队的上校见到费德林说。

米高扬代表苏共中央与斯大林秘密来到西柏坡时,毛泽东用鲜鱼做了红烧鱼招待苏联客人。席间,一位苏联客人用叉子指在红烧鱼上方问:“这鱼新鲜吗?是活鱼吗?”得到肯定答复后他才将肉叉入嘴里。

毛泽东望了他一眼,没说什么。但一年以后,在出访莫斯科前,他向随行的中餐厨师严格下令:“你们只能给我做活鱼吃,他们要是送来死鱼,就给他们扔回去。”

苏联人送鱼来了,送来的,是死鱼。厨师遵照毛泽东的命令“扔回”。特别警卫队的上校慌了,因语言不通,只好向费德林求救。

“你们准备的是什么鱼?”费德林问。 “就是经常用来招待客人的那种鲤鱼。” 费德林找到中国厨师。

“鱼已经死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死的。毛泽东同志严格指示我只能给他做活鱼。”厨师用北京话说。

“您说什么?难道就这么简单吗?”上校松一口气。“那么,我们马上逮一条活鱼来。”

在莫斯科期间,为了调节毛泽东的生活,师哲特意找到几十部俄国和欧洲的历史人物传记影片给他放映,如《彼得大帝》、《拿破仑》、《库图佐夫》、《涅夫斯基》等等。斯大林对师哲说:“毛泽东真聪明,有空就看人物传记片,这是了解历史的最简捷的办法。”

毛泽东访问苏联,是新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与苏联党和政府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直接会晤,引起了国际舆论的高度重视。十几天以来,苏联新闻机构很少报道毛泽东的活动和行踪。一天,工作人员把一则“毛泽东已被斯大林扣留”的西方报道拿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笑着放下报纸说:“随人家去说吧,古往今来总有好事者的,”

而苏方却慌了,斯大林问毛泽东要不要去外地走走?毛泽东同意了。他在去外地参观前,苏联外交部发表了一个公告,说毛泽东去列宁格勒参观访问。同时,王稼祥提出以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在报上公布毛泽东主席到苏联的目的。

1950 年 1 月 2 日,《答记者问》见报了。

在《答记者问》中,毛泽东说:“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要的时间。”“在这些问题当中,

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我们两国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我还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地方和城市,以便更加了解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建设。”

1 月 21 日,毛泽东应邀参加列宁逝世 26 周年纪念大会。中午举行使宴。这一次斯大林的话不多,似乎正在琢磨什么。

斯大林对谁来签约的问题仍没有得到毛泽东的答复,他接连几次把电话打到毛泽东下榻的地方,又把师哲找去,询问毛泽东的打算及愿望。毛泽东的回答是:“我没有意见,有意见都在周恩来那里,周恩来不是正在克里姆林宫里谈吗?”

“这位毛泽东比我斯大林还更让人难以捉摸!”斯大林暗道,把目光投向毛泽东。

毛泽东没说什么。 “我们都争先恐后地想到中国去看看,何时能实现我们这个愿望?”贝

利亚说。

“我代表全中国人民表示欢迎。”毛泽东笑着说。 “这个回答可够我们揣摸思索的了。”贝利亚睁大眼睛。 “如果你不拒绝,我们就依次排号到中国去旅游。”马林科夫说。 “欢迎你们都到中国去看看,我们中国人是热情好客的。”毛泽东又说。“我们把德国的格罗提渥请到这几来吧。”莫洛托夫提出建议。 “欧洲人离不开老婆,请他就得请夫人,一个女的参加到这个场合,说

话不方便。”斯大林表示反对。

1950 年 1 月 12 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到国会新闻俱乐部发表长篇讲话, 挑拨苏中、苏蒙关系。当时苏方提出社会主义各国都发表声明,予以驳斥, 这些国家都同意了,但由于未明确什么叫“官方的”,结果,苏联与蒙古都以外交部部长的名义发表声明,中方只是以新闻署长的名义发表声明,内容均是驳斥艾奇逊的。苏方疑虑重重。

  1. 月下旬的一天,苏方郑重其事地派人说:斯大林邀请毛泽东、周恩来到克里姆林官会面,无须再邀别人,而主人方面也只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二人参加,翻译只有师哲一人。毛泽东、周息来、师哲到了斯大林的会客室, 发现的确只有斯大林与莫洛托夫。

斯大林说:“今天请你们来,只想在这个范围内谈一个问题,莫洛托夫有些话要说。”

稍停他又问:“关于驳斥艾奇逊的造谣,中国政府发了声明否?” “是用胡乔木的名义发表的。”毛泽东回答。

斯大林又问:“胡是什么人?” “他是新闻总署署长,也是用这个身份发表声明的。”

斯大林说:“按西方的习惯,任何新闻记者都可以对任何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评论,但他们并不代表官方的立场和观点,他们怎么说都可以,也不必对自己的话负责,所以他们的话是一文不值的。”

莫洛托夫说:“上次我们谈定,关于艾奇逊的谈话,我们应该分别各自发表一项正式声明,驳斥艾奇逊的胡说八道。本来我们谈定用官方名义发表的,而你们却用新闻总署名义讲话。新闻总署并不是权威,它代表不了政府, 而且新闻记者的谈话也绝代表不了官方的观点和意见。”

斯大林说:“这么一来,我们的步调就乱了,各行其是,会减弱我们的

力量。我们认为我们都应该信守诺言,紧密配合,步调一致,这样才会更有力量。来日方长,今后互相协作,相互配合的机会和场合是很多的。把这次作为前车之鉴吧!吸取经验教训,加强今后的合作,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这次事情虽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但没按原定方针做,乱了步伐,削弱了战斗力,给敌人留了可钻的空子。只有信守诺言,步调一致,才能显示出斗争力量。”

毛泽东沉默不语,周恩来则解释了几句。

为了缓和气氛,斯大林又安排前去他的别墅,说他组织了一个夜宴,请大家欢聚一番。他特地把毛泽东和周恩来请到他的车子上,并让他们坐在后排座位上,他与师哲坐在中座上。师哲为了打破僵局,先同斯大林谈了几句闲话:

“你不是答应过要到我们代表团的住处去作客吗?” “我是说过的,而现在也没有放弃这个愿望⋯⋯”斯大林答。 “你同他说什么?不要请他到我们那里去作客!”没等斯大林讲完,毛

泽东问师哲。

“我谈的正是这个问题。”师哲回答。 “把话收回了,不请他了!”毛泽东怒气未消。

斯大林从毛泽东的语气中猜到点什么,便问道:“他说什么?” “噢,没什么,是我们之间的话。”

气氛又变得沉重起来,一直到宴会结束。 “你们看。”斯大林拿出自己收藏的艺术品,想改善气氛。

“这是盛世才送给我的,”斯大林指着墙上挂的湘绣“鹰”,“对了, 上面绣的几个字是什么意思?”

他听了解释后,非常高兴。他又去开留声机,请大家跳舞,但仍未改变沉闷空气。几个人死拉硬拽,把周恩来与师哲拖下了舞池。但他们轮番去拉毛泽东,却未成功。

一次,毛泽东、周恩来与斯大林会谈,斯大林提出不允许第三国居民进入和在中国东北新疆地区居留的问题。周恩来随即反问:

“东北住有很多朝鲜族的居民,他们算不算第三国公民。更不用说外来的蒙古人了。”

斯大林哑口无言。“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中国准备发表一项声明。”周恩来转开话题。

斯大林愣了一下,说:“蒙古问题不是早已解决了,并不存在问题,有什么要声明的?再说,蒙古同商不在,我们谈蒙古干什么?我们有什么权力谈论人家的命运?”

周恩来耐心解释说:“我们政府必须有个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 我们宣布旧中国的一切国际协定、条约一概不予承认。蒙古独立是国民党经手办的。国内的民主人士提出来,既然国民党签订的一切国际协定、条约都不予承认,那蒙古独立的问题,你们承认不承认?我们必须表明态度。”

斯大林松了一口气,说:“我们两国都可以发表声明,还是中国政府先发表,苏联政府支持中国的声明,蒙古政府也表个态。”

最后决定以两国公告的方式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