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饶有兴味地“解读无书”

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里，明亮的灯光下，毛泽东饶有兴味地读着一部“天书”——一份长长的名单。

他看得十分专注，偶尔提起笔来增添一个名字。

中共中央统战部把参加新政协的单位人选和各项统计资料，印了一本很厚的表册，呈送中央。毛泽东翻了翻这本精美的表册，风趣地说这是一部“天书”。

此“天书”分为五类：党派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团体代表；特邀代表。前 4 类共 45 个单位，正式代表 510 人，候补代表 77 人。第 5 类特

邀代表 75 人。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总数共 662 人。

毛泽东对这些名单是很熟悉的，这是根据他的统一战线恩想确定的“圣贤榜”。

这份政协名单的代表性十分广泛，包含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少数民族、国外华侨与宗教界的代表，充分反映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各阶段共产党人和一切爱国民主力量的大团结；同时还包含了近百年来我国民族民主革命各个历史时期为人民事业作过贡献的知名人士和代表人物。从辛亥革命、北伐战争、五四运动、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各个革命时期的代表性人物都吸收了，乃至前清末期和北洋时期较有声望以及后来同情革命，并为人民作过好事的人物，也被包纳进来。

1949 年 9 月 7 日，周恩来作了关于中国人民政协几个问题的报告，着重谈到政协名单中特邀代表的产生经过。他对毛泽东审阅和批准的那份“天书”，向政协筹委会做了介绍，他郑重而庄严地说：

“⋯⋯有了领导力量，同时又照顾各方面，这就是参加人民政协的四十五个单位产生的原因，但单单如此还嫌不够，便又设了一个特邀单位。其中有的是中国四个革命阶段中始终站在正义一面的，如孙夫人及其领导的救济团体。其次，我们也邀请了从事科学研究和工业建设的，因为他们是国家建设人才，如中央研究院陶孟和先生，资源委员会钱昌照先生。第三类是一向或在某时期和我们有某种联系和朋友来往的，虽然后来这种关系被割断了，但是还有正义感，对人民事业有同情心。一旦解放了，便站在我们的一方面。像福建的萨镇冰先生，在福建解放后表示愿意与当地人民一道参加建设工作。第四类是从事民主运动在解放军服务很久的朋友，如陈瑾昆先生。第五，参加这次和平运动有功的，虽然和平未能全面实现，但这个和平运动，在人民中起了作用⋯⋯这个运动经过上海人民代表团颜惠庆先生北来的努力，以及后来南京和平代表因张治中、邵力子等先生对八项二十四款和平条件的同意，更证明了这个事实。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邀请了他们。程潜先生也是

响应这个号召投到人民方面来的。起义将军我们承认他们，承认他们代表解放军。我们解放军有他们作代表也是光荣的。像吴奇伟将军、曾泽生将军、张转将军。另一方面也有参加到特邀单位中去的，海军、空军的代表也在特邀单位中。

“在这四个阶段的单位不能容纳的代表我们都容纳了下来，起义的将军代表也正是照顾了各个方面。而决定全部代表人选是根据人民民主革命的原则。我们重视由革命战争中锻炼出来的朋友，在土地改革、敌后根据地斗争中级炼出来的朋友，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民主运动中锻炼出来的朋友，脱离反动派阵营起义的朋友，保护器材对国家有功的朋友，使这成为全国人民力量代表集中的大会。”

“天书”产生还很费周折。

确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和名单，是一件极缜密、极严肃、极敏感的工作，稍有不慎，稍有纰漏，就会举座不安。提名采用了两个渠道，一是组织或个人推荐，一是本人申请。按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的规定，对所有提名都进行逐个审查，反复研究。

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全力以赴抓了三个月，毛泽东、周恩来还时常参加讨论，增添不少名字。

首先考虑的是广泛的代表性，足以体现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所有爱国民主力量的大团结。它既要体现无产阶级的领导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又不能机械地按人口比例来分配名额，要充分照顾各个方面；同时，要慎重掌握敌我界限，防止国民党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和反动分子混入。

中央统战部确定名单后，报给周恩来审核。周恩来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筛选，以他的周全性格和宽容胸怀，几乎把各民主党派领袖和各民主人士无一遗漏地包纳进了“天书”。代表名单初步产生后，又经过筹备会反复协商，征求各方面意见，一共花了 3 个月，才确定参加新政协的名额和名单。新政协的这一阵容，从组织上充分反映了我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复杂曲折的历程，也充分反映了中共及其领袖吞纳百川的宽阔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