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高扬抵达西柏坡，但他只是带着耳朵来的

1949 年 1 月 31 日，北平和平解放。

当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隆重的入城仪式的时候，一架苏军飞机在石家庄机场降落。

斯大林的使者米高扬，顺利抵达石家庄。米高扬下飞机后，在汪东兴、师哲陪同下到达西柏坡。

米高扬化名安德列夫。他在西柏坡逗留了一周。其间于 2 月 1 日、2 日、

3 日与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

一共会谈了 3 个整天。主要由毛泽东一人谈，其余同志偶尔插几句。

米高扬转达了斯大林与苏共中央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问候和祝愿，接着

呈上斯大林赠送给毛泽东的一块毛料作为礼品。

之后，米高扬介绍了自己的来意。他说，斯大林欢迎毛泽东去苏联，但当前中国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正处在关键时刻，毛泽东同志不宜离开指挥岗位。另外还要考虑到中国境内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这样怕不安全，还怕影响毛泽东同志的身体健康。因此，斯大林不主张毛泽东在这时去苏联，派我来听取中国同志的意见，回国后向斯大林汇报，任何事都由斯大林决定。

开始交谈时，米高扬按国际惯例行事，由他带来的翻译柯瓦廖夫负责俄译中，师哲负责中译俄。但柯瓦廖夫中文的口语不行，于是改让他担任中译俄，但他几乎听不懂一句中国话，更听不懂毛泽东的湖南口音，米高扬又再三催促，急得他满脸通红，汗流浃背，慌乱之中，更是听不懂，讲不出。

米高扬还一个劲地催他说：“柯瓦廖夫，你怎么成了哑巴？”“要是在别的场合，今天我一定要捶你一顿了。”

师哲赶快为他的同行柯瓦廖夫打圆场。他说：“他可能听不懂湖南口音，方言难懂些，这是可以原谅的。”然后只好由师哲担任会谈中的全部翻译工作。

初步交谈后，周恩来说：“米高扬同志，你们远道而来，乘坐汽车，路又不好走，他们都疲劳了，就不要多谈了。现在就吃饭，晚上你们早点休息，明天下午再谈怎么样？”

米高扬表示同意，接着开始吃饭。

餐桌上十分丰盛。有滹沱河里的鲜鱼做的红烧鱼、溜鱼片，有烧里脊、炖鸡块、扣肉，还有凉菜。西餐有猪排、牛排、肝子肉、煎鸡蛋、沙拉子等，还有黄油和面包，以及事先从石家庄买来的汾酒和葡萄酒。

大家入座后，毛泽东以东道主的身份首先举杯向米高扬等客人敬酒。他说：“对你们远道而来表示欢迎，同时也表示感谢。”

刘少奇也向米高扬等敬酒，表示对他们的欢迎。

周恩来说：“我不敢像米高扬等同志那样喝那么多的酒。我可以代朱老总和任弼时同志向你们敬酒，他们两位一老一少，朱老总有喉炎，不能喝酒，任弼时同志虽然在我们几个当中最年轻，但他有高血压，也不能喝酒。只好我代表他们二位敬你一杯，干杯。”

米高扬等人对汾酒很感兴趣，夸这种酒好喝，而毛泽东只喝一点葡萄酒，刘少奇喝点白酒，也不多。喝了一会酒后，便开始吃饭。米高扬夸奖中国的饭菜好吃，可就是不会做。他说将来中国革命胜利了，要派人来学做中国的菜肴⋯⋯

饭后，周恩来把客人们送到西柏坡的后沟休息。次日下午 3 时，会谈继续进行。

会谈中，毛泽东首先谈到胜利后我们所要建立的新政权的性质、形式、组成等问题。

毛泽东对米高扬说，这个政权的性质简要地说就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而究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称人民民主专政更为合适、更为合情合理。

关于这个政权的组成及其成员问题，毛泽东申明它必须是联合政府，名义上不这样叫，而实际上必须是联合的，有各党各派、社会知名人士参加的联合政府。他说，各民主党派已同我们合作多年了，他们在知识界、海外侨胞中都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准备继续团结他们，照顾他们，给他们在政府部

门的各个岗位上留下一定的位置。但国家政权的领导权是在中国共产党手里，这是确定不移的，丝毫不能动摇的。

毛泽东又强调：总之，将来政府的组成大概就是这样的，中国共产党是核心，是骨干。这样的新政权建立后，需要不断加强和扩展统战工作。

毛泽东还与米高扬谈到了革命胜利后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的问题。他说，我们一取得胜利、国家一解放，接踵而来的任务就是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中国连年战争，经济遭到破坏，人民生活痛苦，战争一旦结束，我们不但要恢复生产，而且要建设崭新的现代化的、强大的国民经济⋯⋯

关于革命成功后将要实行的对外政策问题，毛泽东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就是“把屋子打扫干净，再请客人进屋”。

他说，如果把我们国家比作一个家，那么现在它的屋内是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从内到外，从各个角落以至门窗缝里，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清洁了，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朋友们走进我们的门，建立友好关系，这是正常的，也是需要的。但那些向我们探头探脑，想把他们的脚踏进我们屋里的人是有的，我们暂时还不能理睬他们。至于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来混水摸鱼，我们则不欢迎这样的人进来。

关于建国后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很软弱的，他们虽属于剥削阶层，但同时也受外国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而且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甚至受压抑和排挤。对这部分人我们要采取联合、利用、改造的方针，使其为祖国建设服务。他们也是乐于接受这个政策的。我们利用了他们的积极性，也给了他们施展才能的机会，参与国事的权利和应有的社会地位。总之，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中，必须发挥和利用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当然也要防止出现消极现象。

毛泽东还向客人谈到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问题。他说，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有几十个民族。我们在民族政策上主要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同时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民族政策必须端正，民族压迫必须取缔，民族问纠纷必须妥善排解。我们提倡各民族互相团结、互相友爱、互相合作、共同建国。

米高扬对毛泽东连续三天的宏论表示钦佩。他认为毛泽东有远大的眼光、高明的策略，是一位了不起的领袖。

由于毛泽东对未来新中国的模式已有过认真思考，因此谈起来严谨周到、引人入胜，客人对此十分满意。

在谈到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和由此涉及的工、青、妇问题时，毛泽东说，中国的青年，这个几乎占全国近半数人口的群众，除青年团那样的组织形式外，恐怕还得建立发展其他类型的组织，如学生联合会或其他青年组织形式等。

这时，米高扬插话说，成立几个不同的青年组织是否会分散、甚至分裂青年层的力量，是否会引起青年工作中的矛盾和磨擦？为了便于对青年们的组织和领导，是否只要一个共青团组织就行了？

毛泽东听了米高扬的插话，不高兴地说，中国青年人口总数有两亿多，怎么可以用一个组织把他们圈起来？圈起来怎么做工作？对青年工作的形式和方法应该是恰当的、灵活的。自然，也要保证它们能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

这时，米高扬急忙声明，他只是带耳朵来，没有权利发表意见。从此以后，米高扬再也没有插过话，也没有提出过什么新的问题，只是静听而已。

会谈结束后，米高扬要回国了。2 月 7 日凌晨，朱德、任弼时陪同客人乘车抵达石家庄，乘车游览市区，之后米高扬就登机回国了。

毛泽东对米高扬的这次来访总的来看是比较满意的。毛泽东对新中国政权的性质、组成形式等重大问题的解释打消了苏联领导人的顾虑，可说是基本达到了目的。不过，毛译东对米高扬有些不满，说他来西柏坡“好神气，摆架子，像老子对待儿子”。